新發展理念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 ／劉偉
【摘 要】中國的發展創造了當代世界克服貧困的奇蹟。本文旨在分析新發展理念與「中等收入陷阱」的關係，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應對策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使發展、改革和開放命題統一於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關鍵詞】新發展理念；中等收入陷阱；貧困陷阱；現代化經濟體系
Absrtact:China』s development has created a miracle of overcomingpover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middle income trap」and provide coping strategies for surmount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o surmount the 「middleincome trap」, we must unify the proposition of development, reform andopening-up into the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e need to build a moderneconomic system and adhere to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layout.
Key words:New Development Concept; Middle Income Trap; PovertyTrap; Modern Economic System
一、發展命題的提出及實踐中的困難
實現發展是人類歷史進程的基本內涵，但其作為系統性的經濟學命題的提出，卻主要是20世紀之後，特別是冷戰之後的事情。20世紀40年代之前，人們很少使用「經濟發展」的範疇，但戰後許多新獨立的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都迫切面臨加快發展、擺脫貧困的歷史要求，相應地，關於經濟發展的研究也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但這種研究是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和政策主導下展開的，因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西方中心主義的殖民觀念下，人們普遍認為經濟發展的基本思路不可能由落後國家提出來，需要且只能由發達國家的理論推動，因此「給土人提建議」成為經濟發展研究的主流。
克服貧困是二戰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主題，但如何擺脫貧困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專利，並據此形成了當代西方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制度及政策體系。其政策傾向和歷史價值觀，概括而言具有以下兩方面特點：一是建立現代市場化的資源配置體制和機制。這種觀點認為，貧困的重要原因在於市場失效，即不存在完善的競爭性市場機制，只有通過充分競爭的市場機制才可能解決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只有通過自由的價格機制才可能把資源配置推近帕累托狀態，實現公平與效率。與這種資源配置市場化機制相適應，生產資料所有制和企業產權制度必須實行純粹的私有化，特別需要反對國有化，因為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本身經濟生活政治化和政府低能低效的失靈情況嚴重，國有化會導致對市場化的根本否定，並對公平競爭形成破壞。二是推動現代工業化進程以促進發展，以工業化改造傳統經濟結構。這種觀點認為，不發展和貧困的根源在於傳統落後的農耕經濟結構，擺脫貧困的實質是實現所謂「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 與這種工業化發展目標的要求相適應，在實現二元結構轉換上，則以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史為依據，按照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改造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推動產業結構工業化升級，目標——以發達國家的今天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明天；戰略——加快資本積累，儘快補齊工業化的不足，以彌補發展結構短板為重點，而不是突出傳統優勢，來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差距；方式——實施進口替代，以彌補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業的不足。
問題在於，西方主流經濟學開出的發展藥方並不靈驗。按照這種體制模式和發展模式，首先表現出的矛盾是所謂資本和外匯的「雙缺口」狀況，更進一步則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僅未能有效擺脫貧困，反而長期滯留於「貧困陷阱」，即貧困的惡性循環，貧困不斷再造貧困，貧困本身成為更加貧困的原因。從供給方面看，貧困即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則居民儲蓄力弱，儲蓄水平低則再轉化為資本積累的能力弱，資本積累能力弱則經濟增長慢，經濟增長慢則新增就業機會少，就業機會少則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則更加貧困。從需求方面看，貧困則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則購買力弱，市場購買力弱則對投資的吸引力低，投資增長慢則經濟增長速度低，經濟增長速度低則新增就業機會少，就業機會少則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則更貧困。可見，無論是從供給端還是從需求端考察，落後國家之所以貧困的原因就在於其「貧困」。
從實際發展歷史看，落後國家依照這種模式，不僅未能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而且不斷擴大其差距。就經濟絕對水平看，從戰後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實際差距的現實出發，即使假定落後國家的年均增速高於發達國家平均增速1倍以上，由於現實基礎差距過大，實際絕對總規模之間的差距在一百多年裡仍將不斷擴大，人均GDP水平的絕對差距在相當長的時期同樣持續擴大。就經濟相對水平看，落後國家的經濟規模和人均GDP水平占發達國家的比重在不斷下降。雖然直到20世紀70年代之前，世界上絕大多數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均採取了西方主流發展經濟學設計的模式，但是除在初期取得了短期的投資拉動的高速增長外，長期經濟增長嚴重停滯，並且周期性波動幅度劇烈，經濟既不均衡也無實質性發展。
二、中國對「貧困陷阱」的突破及主要經驗
毫無疑問，中國的發展創造了當代世界克服貧困的奇蹟。1978-2016年，中國GDP總量年均增長9.6%，達到80萬億元人民幣，摺合11萬億美元（按匯率法）以上，從初期佔世界1.8%上升至14%，從排名10名開外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並且不斷縮小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經濟差距，從2012年相當於美國經濟總量的53%上升至2016年的60%以上。人均GDP水平年均增長8.5%以上，從初期人均156美元上升到8260美元（按匯率法）以上，1998年首次從貧困狀態進入總體溫飽水平（按世界銀行劃分標準，人均GDP進入下中等收入階段），2010年跨越溫飽進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2016年人均GDP在世界銀行統計的216個國家中列第93位，雖然與世界平均水平（10302.4美元）相比仍有差距，更是顯著低於高收入國家的平均人均水平（41045.7美元），但已高出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人均水平（8209.6美元）。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經濟質態結構發生著深刻的改變，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從70%以上降至28%左右，產值比由28%降至9%；第二產業比重經過穩定持續上升，至2012年開始逐漸下降，現為40%左右，就業比重自17.4%上升至30%左右；第三產業產值比重自23%上升至2013年的46.7%，首次超越第二產業，直到2016年已超過50%以上，就業比重由12.1%上升至42.4%，產業結構在進入工業化後期的同時，開始出現後工業化階段現象。城鄉結構相應發生巨大變化，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上升至56%以上（按常住人口計，雖然距發達國家80%以上的城市化率仍有較顯著差距，但已進入通常所說的加速期（30%-70%）。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使8億多人脫離了貧困，對世界反貧困作出了極為突出的貢獻（在新階段約為90%的貢獻率）。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同時，按現行標準實現全部脫貧，中國是世界反貧困的最大貢獻者。
中國扶貧攻堅的經驗是，我們並沒有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邏輯和價值觀設計發展模式，而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突出特點表現在：一是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及按要素分配的基本分配製度。既不是採取傳統經濟的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更不是採取西方主流理論所主張的全面推進私有化。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機制的有機統一，既不是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也不是簡單地實行自由主義價值取向下的市場化。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形成政府與市場的有機統一，而不是相互分割。這避免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市場失靈、政府失效的兩難矛盾。三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最終是為人民的發展觀，把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與逐漸實現共同富裕作為統一的歷史進程。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貧困觀，從社會生產方式的源頭遏制貧困，保障發展的成果能夠更公正更充分地為人民共享，並以此形成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四是在發展觀上，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科學發展，堅持根據發展實踐的歷史變化來豐富新發展理念，堅持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檢驗制度創新的根本標準。五是在投資增長方式上，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國家與市場、中央與地方、市場與企業、國有與民營、城市與鄉鎮、內資與外資等多方面聯動格局，打破落後國家低儲蓄、低投資增長的困局。六是在發展戰略上，把發揮自身競爭優勢與補短板、進口替代與出口替代、規模擴張與結構升級統一起來，從國情出發，從競爭效率出發，而不是簡單地以發達國家現存結構模式作為追趕目標。七是在改革開放的路徑和邏輯上，既不採取「休克療法」，也不長期依靠「路徑依賴」，在存量改革與增量改革、分配關係改革與生產方式改革、企業改革與政府改革、農村改革與城市改革、價格改革與產權改革、特區開放與內地開放等方面協調推進。八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把人民利益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推動改革開放。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貫徹新發展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注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前一個是政治層面的，就是要處理好同美國等大國的關係。後一個是經濟層面的，就是要提高我國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約束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發生了系統而又深刻的變化：供給側的比較優勢——要素成本低（包括勞動力成本，土地與自然資源價格，生態環境承受力，技術創新和進步的成本等）的優勢已經發生深刻轉變，需要通過創新培育新優勢，轉變新方式，轉換新動力，調整新結構；需求側的潛在廣闊空間——長期經濟短缺的市場格局根本扭轉，需要通過創新驅動及能力提升以適應並引領市場需求變化。這些條件的歷史性變化，在為中國發展帶來新機遇的同時形成新挑戰。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明確的，從現在起到2020年是實現全面小康的決勝期，從黨的十九大到二十大（2022年）是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從2020年到2035年是在全面小康基礎上實現現代化的第一階段，基本實現現代化之後再用15年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按照這一目標規劃，第一個百年目標實現之後大體上就是中國實現中等收入階段跨越期，自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到2020年或稍晚，接近或達到高收入階段的起點（2016年為12235美元），大體上用10年略多時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節點。
我們也看到，戰後一些發展中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後出現長期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一些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達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但至今已過40多年，仍未能實現穿越，被稱作「拉美漩渦」，西方學者的「華盛頓共識」起初就是針對其開出的藥方；東亞一些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後，至今30多年未能實現穿越，被稱作「東亞泡沫」，「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就是2006年世界銀行總結其教訓概括而來的；西亞北非一些國家自20世紀90年代達到上中等收入水平，至今20多年未能實現穿越，反而形成「西亞北非危機」。究其原因，一是創新力不足，主要表現為技術創新力低下，要素和全要素生產率低，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缺乏競爭力；二是制度創新不足，現代經濟所要求的市場化不完善，政府與市場不協調，市場失靈，政府失效，難以保障公平競爭秩序，同時政府集權形成「尋租」的巨大空間和可能；三是法治建設滯後，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法治經濟和法治化目標距離大，對市場競爭主體的私權缺乏足夠的法制保護，對政府公共主體的公權缺乏必要的約束規範，市場經濟缺乏法治支持，同時使「尋租」的可能成為普遍的現實，進而使資源不可能按市場競爭效率原則進行配置，而是按權錢交易的腐敗強度配置，既不公平又無效率；四是道德秩序混亂，轉型期傳統的以「忠誠」為核心的道德秩序發生根本性動搖，而與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相適應的以「誠信」為核心的道德秩序仍未形成，開放中自身民族傳統文化受到根本衝擊，而西方文明又缺乏植根當地的可能，道德領域出現「無序狀態」，進一步加劇社會無序，加劇權錢交易的腐敗，使腐敗在經濟和法制上缺乏約束的同時，道德秩序也對其缺乏約束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首先面臨的問題便是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去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麼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後如何更好地向前發展。」如何邁過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確立新的發展理念，用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行動」，「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開放發展中注重解決發展的內外聯動問題，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這五大發展理念形成內在聯繫的集合體。新發展理念要求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必須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總之，切實使發展、改革和開放命題統一於新發展理念。
貫徹新發展理念需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在質量改革、效率改革、動力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礎上，構建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系統發展的產業體系；另一方面，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基礎上，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怎樣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十九大報告從六個方面作出了部署：一是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提高勞動生產率、企業競爭力、產業優化升級水平，培育先進位造業集群，加強基礎設施網路建設；二是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切實使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成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三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解決好「三農」這一關係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四是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動區域間均衡發展；五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完善產權制度，促進要素市場化，培育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競爭機制，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六是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如何在制度改革和建設上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礎？重點在於堅持「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全面實現小康目標，實施五大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全面深化和推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機制的有機統一，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推動法治社會、法治政府、法治國家建設，維護市場經營主體私權，規範政府公權，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切實成為法治經濟；全面從嚴治黨，加強和完善黨的核心地位和領導作用，使發展、改革、開放具有健全的政治體制保證。事實上，許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之所以難以轉變發展方式，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制度創新滯後，在經濟制度上的市場化、法律制度上的法治化、政治制度上的凝聚力等方面嚴重不適應新發展階段的要求，導致既無公平又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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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教授。責任編輯：吳思。本文選自《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8》，經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