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聖旨小史：奉天承運的「天下第一公文」，究竟是什麼?
文 | 江隱龍
作為皇權在民間最常見的代表符號，聖旨一向是歷史劇中的常客。鏡頭往往是這樣推開的：衣著華麗、表情嚴肅的宦官勒馬而立，風塵僕僕地緩緩張開一卷的明黃色綢面，用略顯尖銳的聲調莊嚴念著「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眼前的臣工百姓層層疊疊跪拜，只待「欽此」二字念畢，齊聲高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在這些故事中，聖旨常常會扮演一個「扭轉乾坤」的角色，作為王朝最後也是最強大的力量給予佞臣貪官以致命一擊。這的確很符合人們對清官明君的期望以及封建王權的想像，然而事實上，聖旨與尚方寶劍、龍頭鍘一樣，其大眾文化形象早已與歷史原形相去甚遠。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級別最高的「公文」，聖旨背後雖然也有如「故劍情深」這般的浪漫故事，但作為君主命令下達的日常路徑，它所折射的畢竟是朝廷運轉機制的一個普通側面，而非大眾文化——或是影視劇中精心構建的傳說。
當然，這並不代表聖旨沒有屬於它自己的傳奇。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前聖旨時代」：君命文書的漫長演進
通俗而言，聖旨相對正規的稱呼為詔令或詔書，可以理解為君主向臣民發布的下行文書，也既君命文書。聖旨的歷史可以回溯至宋元時期，詔書的歷史可以回溯至秦朝，而君命文書的概念則更為源遠流長，早在皇帝這一「職業」誕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尚書》中的文體大致分為「典謨訓誥誓命」六種，其中誥為君主的告諭、誓為起兵命誓師文，命為君主的命令，雖然這些尚不是規範文種的名稱，但已可以視為君命文書的雛形。三代以降不乏誥誓命的名篇：《尚書》中所謂「典謨訓誥」，特指《堯典》《大禹謨》《湯誥》《伊訓》四篇，其中《湯誥》既為此列；此外如成湯興兵討伐夏桀時作做的《湯誓》，或是周成王姬誦駕崩前下達的《顧命》等，均對後世君命文書的正式形成有很大影響。
《尚書》書樣
清朝姚鼐在《古文辭類纂》中總結到：「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眾，猶有賴焉。」在姚鼐眼中，雖然周朝已經隕落，但文誥依然以其「昭王制，肅強侯」的獨特魅力在王朝更迭中流傳於後世。至春秋戰國時期，國君發布命令的文書被稱為令、命，這是君命文書得名之始。秦朝統一後，在「天子自稱曰朕」的同時改命為制，令為詔，君命文書從此有了法定名稱。
秦始皇贏政所用的「詔」字也並非首創。周文王姬昌曾下達《詔牧》、《詔太子發》，前者主要內容為鼓勵農耕，類似後世的勸農詔；而後者是對周武王姬發的教育和訓導——後世也的確有學者將這兩份「詔」視為詔書的濫觴。從君命文書「自覺性」的角度來看，《詔牧》、《詔太子發》雖有詔之名，但沒未如秦朝一樣強調其專屬性與至高性，故「詔起秦時」一說也並非完全基於詔書之名，更在於詔書之實。
《木乃伊3》中的秦始皇
漢承秦制，繼續沿用制、詔，又增加策、戒兩種，由此形成君命文書的四大種類，如《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漢制度》及《文心雕龍·詔策》等所載：「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其中冊封罷免諸侯王及三公、回復臣僚用均用策，東漢末年將封罷免諸侯王及三公的文書改為冊；戒也可稱誡、戒書、戒敕等，用於告誡地方官員。
漢朝的君命文書制度經歷三國兩晉南北朝一直延續，直到隋朝依然以制、詔、冊、敕為四品，這裡的敕即是戒敕的省文。制用於制定律法政策，詔用於發布重要政令，冊用於冊封王公貴族，敕用於處理日常政務——在這一分工中，不難看出詔的皇權色彩已經相對厚重。
唐朝在承襲隋制之餘，又增加誥、御札、榜等，其中詔書依然用於發布重要政令。唐朝向全國臣民發布的詔令要求各地方出榜張掛，故又稱為榜，宋承唐制，稱之為敕榜。金、元兩朝在唐宋舊制的基礎上又大有增設，其中金朝皇帝發布的君命文書種類繁多，有詔、制、冊、敕、諭、誥、令、旨、宣、祝文、祭文、鐵券文等。
金朝將領
在元朝，聖旨正式出現。元朝官修政書《經世大典·序錄》中記載：「古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或出於一時帝王之言，或出於史臣之所修潤，其來尚矣。國朝以國語訓敕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謹列著於篇……」
《經世大典》僅存序錄，之後「列著」的君命文書已不可考，但從《序錄》的隻言片語中可以清晰得知，元朝的聖旨以蒙古文記錄，詔書則由翰林國史院用漢文起草代皇帝言。後世有學者以文法區分元朝的聖旨與詔書：其中白話者為聖旨，文言者為詔書，這倒也情有可原：聖旨初稿以蒙古文書寫，譯成漢語後並不求語句典雅；而詔書本為漢族官員書寫，落筆自然古韻森森。
以元朝的視角來看，聖旨即是「白話詔書」，詔書即是「文言聖旨」——元朝的統治者當然不會想到，這樣一個少了風雅莊重的「俗稱」，居然會成為後人眼中皇權最具標識性的符號。
元朝歷代皇帝
大眾文化視野里的「聖旨」含義重塑
經過了從三代到元朝二十餘個王朝的承襲，聖旨終於陰差陽錯地在元朝這個征服王朝中正式登上舞台。元朝因蒙古語與漢語難以兼顧，遂將詔書與聖旨二分；明朝作為漢人王朝無需做此區分，而清朝君命文書以滿文和漢文合璧書寫，故以「聖旨」一詞特指「白話詔書」在明清兩朝已經沒有實際意義。聖旨依然存在，只是在歲月的流逝中具有了新的含義。
明清兩朝的君命文書在繼承前朝各文體的基礎上又有所創設，其種類趨於大成，大致分為制、詔、冊、誥、誥命、敕、敕書、敕命、聖旨、諭旨等，其中聖旨指皇帝未經擬稿，直接命太監各衙門傳達的君命——這一「口頭詔書」的功能在清朝漸漸被諭旨類文書所取代。
除聖旨與諭旨外，制用於宣布祭祀天地、立太子等重大禮節性活動；詔一般用於向天下臣民發布的重大事項；冊、誥命、敕命用於覃恩封贈，其中王公貴族用冊，五品及以上官員用誥命，六品及以下官員用敕命；誥用於頒布皇太后遺命；敕用於指揮日常政務；敕書用於標明地方官員的權力與職責。
聖旨到！
民間流傳的明朝君命文書大多是「奉天承運皇帝敕曰」為開頭的敕命。如前所述，敕命用於六品及以下官員的覃恩封贈，這些文書由授予受封者後通常被妥善保管，敕命上的文字甚至會被刻碑紀念，故敕命雖然未必是君命文書中最重要的文體，但卻距離民間最近，自然也最容易被尋常百姓所知。
君命文書在清朝又有了極具特色的演進，那便是上諭的出現。《光緒會典》中對這一文書形式有著明確界定：「特降者為諭，因所奏請而降者為旨，其或因所奏請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為諭。」也就是說，皇帝主動下達的為諭，回復大臣奏請的為旨，其中奏請事項需要「宣示中外」的也為諭——諭與旨合稱上諭，亦可直接稱為諭旨。
上諭又可細分為硃諭、明發上諭與廷寄。硃諭由皇帝親自執筆或由內閣大學士起草並經皇帝審改；明發上諭由內閣公開擬發，通常會傳達於各地，與宋朝敕榜相似；廷寄則是密旨，其內容不得公開，由軍機處密封后經兵部捷報處飛馬速遞至承接者親啟，故存世極少，殊為珍貴。
明朝聖旨
可以看出，經過十數個朝代的發展，君命文書在明清時期早非漢朝「策制詔戒」四種文體所能涵蓋，其複雜程度就連官員本身都未必能盡知，更何況尋常百姓。如《明會典》中所載：「朝廷頒命四方，有詔書，有赦書，有救符、丹符、有制諭、手詔。」而清朝編纂的《明史·職官一》中所載的「凡上之達下，曰詔，曰誥，曰制，曰冊文，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一句，便將明朝常用的敕遺漏。雖兩種古籍不能簡單對比，但足以體現君命文書種類的多樣化。
更進一步，歷代王朝對君命文書雖多有微調，但所用名稱無外乎詔、誥、制、冊、敕等字樣，一種文體在此朝為一含義，在彼朝又變成了另一含義，其變化多端並不亞於各朝官職。與此同時，聖旨作為正式的君命文書，其歷史相對較短，故而民間所謂的聖旨絕無法定義為元朝的「白話詔書」或是明朝的「口頭詔書」，而更適合認定為皇帝或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類君命文書的總稱。也唯有將通俗意義上的聖旨視為君命文書整體的代名詞，才能涵蓋自三代——至少是自秦朝以降的各種「聖旨類文書」。
清朝聖旨
「天下第一公文」的面子與里子
無論聖旨的歷史在後世引發了多少誤讀，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聖旨「天下第一公文」的地位不容質疑，這種尊榮直接體現到了聖旨的形制上。
清朝聖旨多為多為朝廷監製，江寧織造府製成。以最常見的誥命和敕命為例，誥命有三色、五色、七色之分，文以「奉天誥命」為始；敕命用純白綾織成。文以「奉天敕命」為始。誥、敕命均為捲軸式，以升降龍盤繞，內容以漢文和滿文合璧書寫。聖旨圖案材質以受封者地位不同而有所區別：一品文官誥命圖案為鶴錦面，武官為獅錦面，俱用玉軸；一品以下官員不分文武均為祥雲錦面，其中二品用黑犀牛角軸，三品用貼金軸，四、五品用黑牛角軸，六品以下的敕命亦用黑牛角軸。
清朝聖旨兼用滿漢文
與元朝分蒙古文、漢文不同，清朝聖旨兼用滿漢文，其中漢文行款從右至左，滿文行款從左至右，合於中幅書寫日期。誥、敕命均由由翰林院撰擬，經內閣大學士奏定後，再按品級填發，由庶吉士書寫。若遇襲封，每襲一次都要在原給的誥、敕命之後增寫。
誥、敕命承載著浩蕩皇恩，受封者與襲封者自然會妥善保管。事實上清朝針對聖旨的保管也制定了嚴格的規定：受封人務必小心珍藏，如偶遇水、火、盜毀失者，經申請複議，尚准許重新補給。但若因收藏保管不慎，導致蟲蛀、損傷或潮濕破壞污染者，便要罰俸六個月；若是直接丟失或家道中衰將聖旨典當，被發現將則革去官職。在這一番嚴苛的律令下，受封人自然也不敢大意了。
如果將聖旨的形制視為其「面子」，那聖旨的內容就是「里子」。大多數君命文書的內容與形式都相當固定，誥、敕命更是典型的公牘文體，故雖多出於才子之手，但其創作餘地非常有限。從明清兩朝的誥、敕命來看，其字體均為端莊的館閣體，行文而精悍洗鍊，幾近於印刷。
端莊的館閣體
詔書涉及的內容相對駁雜，故而能夠給予書寫者較大的創作空間，從宏觀歷史來看，也能大致品味出這一「天下第一公文」的文風演變過程。自秦漢以降，詔書大體沿著從散體轉向駢體、從古樸轉向雅麗的方向發展。漢朝詔書多以散體行文，崇尚駢儷的六朝，詔書的文風也漸漸變得「錯采鏤金」，而唐宋兩朝駢散相間，各有其趣。從這個角度來看，詔書的文風與王朝的氣質也多有相應之處，如漢朝詔書的雍容不迫、宋朝詔書的巧不傷雅，均為後人所稱道。
詔書文風的演化自然有文人雅士斟酌，但聖旨中最大名鼎鼎的章句，卻勢必要數「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開場白」——這八個字又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詔書的開頭語自古並無定製，唐朝詔書一般由當時的門下省審核頒發，故多以「門下」開頭，也有用「朕紹膺駿命」或「朕膺昊天之春命」等句。魏晉南北朝時期多以「應天順時，受茲明命」開頭，直到元朝時，聖旨——這裡的聖旨是指白話聖旨——的開頭變成了「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皇帝聖旨」。
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皇帝聖旨
元朝聖旨以蒙古語為藍本，「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皇帝聖旨」這幾個字就是翻譯成漢語時的「傑作」。作為君命文書的開頭語，這樣的文字顯然不雅，於是在漢人的潤色下漸漸被譯成「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個字。元朝徐元瑞《吏學指南 ·發端》中更有解釋：「欽惟聖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故曰上天眷命。詔敕之首，表而出之。」
明朝承襲元制，但明太祖朱元璋不滿「上天眷命」四字的張揚，故改為「奉天承運」。如《明太祖實錄》所載：「上以元時詔書首語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謂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命易為『奉天承運』。庶見人主奉若天命，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專也。」
朱元璋之語是託詞還是真意已不得而知，不過「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斷句卻在後世引發了爭議。究竟是該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還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呢？從宏觀歷史來看， 「詔日」二字自漢朝以降便出現於君命文書之中，而明朝皇帝又有「奉天承運皇帝」之稱，故而採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一說有其邏輯。然而從微觀歷史來看，明朝承襲元制，元朝聖旨的開頭語正是「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朱元璋親自將「上天眷命」改為「奉天承運」，故而採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一說亦符合語境。因此，這一爭議孰對孰錯，還需要更多史料方能解答……
朱元璋畫像
結語
聖旨在大眾文化中充當了古代皇權最直接的象徵物，故而其定義也只能從大眾文化的角度進行重塑。中國的歷史過於悠久，王朝更迭過於頻繁，君命文書的文體與定義過於複雜，將聖旨作為大眾文化意義上君命文書的代名詞，未嘗不是一個取巧的方式。如何劃分嚴肅歷史與大眾文化的界線？聖旨在此出了一道難題。不過這一切，並不影響有心人去探索追尋聖旨背後那林林總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