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不是打仗的料，死對頭司馬懿說了一句話，後人認為比較靠譜

長期以來，受小說《三國演義》的影響，諸葛亮的形象被神化了：呼風喚雨、出奇制勝、力挽狂瀾、舌戰群儒……似乎是無所不能。然而，如果翻開史書，我們就會發現，有關諸葛亮的這些「事迹」絕大多數都是虛構的，特別是在軍事上。也正因為如此，後人關於諸葛亮是不是一個軍事家的問題就曾展開過爭論。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給諸葛亮立傳的陳壽，他在《諸葛亮傳》中說諸葛亮「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不可否認，諸葛亮的確是有著過人之處，劉備能夠在鼎足三分中佔有一席之地（儘管這塊地方小的可憐），諸葛亮功不可沒。然而，劉備定鼎蜀中後，諸葛亮卻似乎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三國志·諸葛亮傳》從建安十六年（211年）以後到章武三年（223年）這12年中的記載幾乎是一片空白，只有一句「先主外出，（諸葛）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而已。直到白帝城託孤之後，才真正在政治和軍事舞台上大顯身手。從諸葛亮一生的事迹來看，他的長處在於治國理政和軍事謀略，而他的短處，恰恰也在於此。

首先，從治國理政來看：諸葛亮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這是被當時所公認的。曹操的謀士劉曄就說過：「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謀士賈詡也說「諸葛亮善治國」。陳壽在《諸葛亮傳》中說諸葛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把諸葛亮比作為管仲、蕭何之流，也正體現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才幹。劉備在攻佔西川後，在法正等人的輔佐之下，一舉奪取漢中，同諸葛亮為他營造了一個穩定的後方，「足食足兵」有著很大的關係。劉備臨死前，託孤於諸葛亮，而諸葛亮也不負所托，正如陳壽所言：「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保證了蜀漢政權的穩定。作為當時最為弱小的國家，在諸葛亮的治理下，政治清明，法制嚴謹，也充分體現了諸葛亮的政治才幹。

其次，從軍事謀略來看：說諸葛亮是一個傑出的戰略家，似乎也不為過。劉備三顧茅廬之時，諸葛亮的「隆中對」就為劉備未來的發展戰略作出了詳盡的規劃，並且在後來實踐了這一規劃，才有了劉備「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而在軍事戰略上，面對強大的曹操集團，諸葛亮提出了「聯吳抗曹」，並在東吳魯肅等人的幫助下，努力推進了這一戰略的實施，不僅取得了赤壁之戰的勝利，也為劉備集團之後的發展贏得了時間和空間。雖然由於劉備和關羽的戰略失誤，導致荊州丟失並招致了夷陵之戰的失敗，但諸葛亮還是及時修復了同東吳的聯盟關係，使得聯吳抗曹的戰略格局得以維繫下去。而在執掌蜀國政權之後，面對強大的曹魏，蜀國雖「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但諸葛亮採取了以進為退、以攻為守的策略，以對曹魏的主動進攻抑制了曹魏對蜀國的威脅。從戰略上說，這一策略是成功的，基本上遏制了曹魏對蜀國的軍事威脅。

然而，諸葛亮的這些「長處」，恰恰也正是他的「短處」所在。就以被後人最為稱道的軍事謀略而言，雖然對曹魏的主動進攻，遏制了曹魏對蜀國的軍事威脅，但勞師動眾，六出祁山（實際上是五出祁山），卻未得寸土。特別是第一次北伐，曹魏毫無防備，「朝野恐懼」，「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但諸葛亮卻出於謹慎，拒絕了魏延從子午谷出奇兵，分兵合擊長安的建議，採取了繞道祁山、安從坦道、平取隴右的戰術。儘管後人對此有不同的爭議，但這一戰術的破綻連魏明帝曹睿都看得清清楚楚：「（諸葛）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不僅如此，還棄魏延、吳懿等久經戰陣的宿將不用，將大軍交給從未經陣戰、只會紙上談兵的馬謖去指揮。結果街亭一戰，被魏軍打得大敗。諸葛亮雖然「揮淚斬馬謖」，但卻並沒有改變既定的戰術，堅持走出祁山這一條道。諸葛亮敗回漢中，曹魏大將曹真收復了南安等三郡後，判斷諸葛亮再次出兵必定會從陳倉走，預先派將軍郝昭駐守。諸葛亮二出祁山，以數萬之眾圍攻陳倉，面對僅千餘人的曹魏守軍，攻打了二十多天，依然一無所獲，自身卻死傷慘重。而不久曹魏援軍趕到，蜀軍則糧草不濟，被迫退兵。在退兵過程中伏兵斬殺了追趕的曹魏將軍王雙，總算挽回了一點面子。

對於諸葛亮的這一弱點，他的老對手司馬懿也是看得清清楚楚，他說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說法，這簡直就等於說諸葛亮志大才疏，不是打仗的料！

而在治國理政方面，諸葛亮雖然厲行法治，整肅吏治，營造了一個相對清明的政治環境，但一方面，在管理上大權獨攬、一人獨斷，所謂「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甚至連校對公文這樣的事也要親自來做。主簿楊顒對此曾婉轉提出批評：「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司馬懿在五丈原同諸葛亮對峙時，也針對諸葛亮「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的行為，說：「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果然，不久諸葛亮就病逝於五丈原。

而另一方面，諸葛亮嚴於吏治，注重官吏的選拔任用，卻忽視了人才的培養。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為此也評價說他「於長養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講也」，以至於蜀國後繼乏人。這個教訓，也是極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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