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對11年8任直隸總督處罰，以皇帝權威向不法書吏宣戰
前言：從大學士、六部尚書無不聽命於書吏
歷史對封建社會官場有一種說法叫「官鬥不過吏」。當然，這是一種「權力博弈」。
從公開角度講，「吏」當然鬥不過官，但在私下的「權力運作」中，無論是通過提供建議還是威脅，「官」的意志往往要靠向「吏」，特別是新任官員。
「科舉」出身的新任官員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懂人情世故、鄉間問題、做事條理等，這些都需要「吏」去教。因此，「官」無法擺脫「吏」地控制。
在「吏」中，「書吏」的地位最高。但都是「蒼蠅」級「官」。
然而，不要嫌這些「蒼蠅」小，因數量龐大，積少成多後比「大老虎」的危害更大。再加上書吏直接接觸百姓、民間，其危害性更大。對民來說，他們代表著朝廷；對官來說，他們代表著自己的工具——工作的、生活的、業績的等，因此袒護也就是常態了。
在封建社會，許多人都對「吏」的代表「書吏」的危害性比較了解，就連嘉慶皇帝都說過：自大學士、尚書、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諾成風，而聽命於書吏，舉一例則牢不可破，岀一言則唯命是從。一任書吏，顛倒是非，變幻例案。《嘉慶實錄·九年六月十一》。
因為嘉慶深知「書吏」的危害性，所以，在嘉慶十一年（1806年）藉助「書吏王麗南一案」，他向「全國不法書吏」宣戰了！
（1）王麗南大營私一案簡明
因為這件案件涉及的官員級別比較低，起先並沒有引起重視。等皇帝重視的時候，其實已經進入案件的尾聲。
原來，直隸布政使慶格在1806年上任後，常規性地查看歷年單據發現了問題，連忙向嘉慶彙報，由此掀開了這一長期存在的問題。
1806年10月2日（公曆，下同），嘉慶給內閣下旨嚴厲批評這一案件。
這件案件就是直隸書吏王麗南與各地州縣官員沆瀣一氣，貪腐國家稅收一事。其採用手法就是：將票據小數改大數；重複發收據；偽造收發印信亂蓋章。涉及範圍共定州等19個州縣的糧稅、火耗銀、雜稅銀28萬兩。涉及人員還有書吏陶源（陶含輝）等。
嘉慶稱這一案件「為從來未有之案。實出情理之外、案關重大，不可不嚴行根究辦理示懲！」。定性之後，嘉慶立刻「著派協辦大學士尚書費淳、尚書長麟帶同明干司員，即行馳驛前赴保定。」
同時，嘉慶命令準備去拜見自己的直隸布政使慶格，大意是：不用你來密雲行宮看我了，我這裡有人照顧，密雲你就別來了，趕緊給我回去處理這件案子！
10月16日案件基本查清，貪腐數額由之前的28萬兩增加到31萬兩。涉案地區也擴大到24個州縣。欽察大臣說：
此案的貪污時間起點從嘉慶元年算起，共涉及24個州縣，共貪腐31萬6百多兩。
又揪出其他違法犯罪者如張麟書等11名書吏。
再揪出涉案官員11名。地方州縣官員也與書吏們蠅營狗苟，知州陳錫珏、知縣徐承勛、陳孚、蕭泗水、范谷貽、魏廷鑒；已革知州王盛清、知縣任銘獻；病故之知州張麟書、知縣鄒試、丁履端11人。
他們按照「每虛收重抵冒支銀一萬兩，給與司書及說事人使費銀二三千兩不等，各州縣實省解銀六七千兩」進行分贓。
嘉慶對此非常憤怒，其原因就在於：這種作案手法非常讓人吃驚，本朝從來沒有的事情。之前貪腐範圍最廣的甘肅冒賑案也不過是藉助「救災款項」虛報數額侵吞財務，從來沒有州縣官員與吏員沆瀣一氣，公然私刻公章、修改公文對國家正規稅款進行侵佔的事情。
嘉慶下旨，對於活著的官員、書吏必須要嚴刑峻法，不老實的話，給我用刑！
10月20日，案情再次擴大，除了州縣官員、書吏外，還有師爺長隨等案發。就此，調查此案犯罪事實完結了，剩下的是懲罰問題。
（2）範圍從直隸向全國開展，嘉慶向「書吏」宣戰
很顯然，此案發生在直隸的州縣，對於這件案子兒直隸總督、布政使、州縣官員都要負責任。
A.對直隸總督進行懲罰
從嘉慶元年到十一年，也即1796年到1806年間，主要有八人十二次擔任直隸總督，其犯罪數額按多少依次為：
顏檢任內虛收六萬三千餘兩；
胡季堂失察虛收銀六萬二千餘兩；
梁肯堂失察虛收銀二萬二千餘兩；
裘行簡在藩司任內曾虛收銀一萬一千餘兩；
陳大文失察虛收銀七千餘兩；
熊枚失察虛收銀二千六百餘兩；
姜晟失察虛收銀一千五百餘兩。
梁肯堂（1791—1799年任直隸總督）
以上直隸總督中只有吳熊光沒有虛收錢款問題。為此，嘉慶下旨：顏檢著革職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姜晟、陳大文、熊枚降四品京堂；裘行簡革職留任；吳熊光交部嚴查。另外兩位直隸總督梁肯堂、胡季堂已經於嘉慶五年、六年病逝了。
對於犯罪造成的損失彌補問題，嘉慶命令：所有虛收錢兩全部由總督（也包括布政使等人）以家產進行賠償，故去的總督、布政使等虛收的錢兩則由總督的後人賠償。
B.直隸案發後湖北展開自查，嘉慶藉機擴展到全國
對於知州、知縣、書吏等官吏地處罰，也按照貪腐數額也進行嚴懲。例如知州陳錫珏、王麗南等貪腐兩萬兩以上的人共計20人給予處斬。其餘分別判處秋決、發配等。
1806年10月2日，也即嘉慶十一年八月二十一，皇帝將此案公諸於世。到九月初九也即10月20日，案件收尾。直隸書吏這件案件，震動全國官員，湖北方面展開了自查。
結果，武昌、通城、棗陽、光化、谷城等地區也查出此類問題。嘉慶就此向全國不法書吏「宣戰」，以「王麗南一案」作為標本進行推廣。
對於「王麗南一案」地處置，嘉慶自認為很完美。因此念念不忘。
首先，對直接犯罪人員知州知縣、書吏等基層官員進行嚴厲處罰，起到了「殺雞儆猴」的作用。
其次，對直隸總督、布政使等高級官員進行了處罰，大多降品級一二品留用，既「警示」了高級官員，又沒有對他們「一棒子」打死。
最後，在嚴格處理的同時，又對地方基層官員進行「諄諄教導」，給了一個巴掌送了半斤白糖。
正如其在此案次年也即嘉慶十二年正月十二（1807年2月18日），昭告天下官員中就說：
「原欲使在官吏役人等知舞敝終當敗露，法網非可幸逃，共相儆畏不致再蹈刑章。所謂辟以止辟，正朕明刑弼教之苦心……爰書既定，即朕慎重人命。思欲寬以一線而不能，此輩憃愚冥頑致罹重辟。既為可恨，亦屬可憫。嗣後，大小官員當剴切曉諭吏役人等，以直隸省前案及此案為鑒，務各自顧身命、守法奉公。」
直到嘉慶十七年五月二十二（1812年6月30日），嘉慶仍將其作為經典「治官案例」。那麼，嘉慶真的成功了嗎？
（3）「守成之君」嘉慶並無改革的勇氣，對乾隆的「崇拜」讓其無法真正地替爺爺「雍正」再走一步
可以說，嘉慶對於反腐問題很重視，例如懲治和珅、福長安、漕運總督富綱、湖南布政使鄭源（王壽）、黑龍江將軍景熠、步軍統領明安、直隸總督顏檢、刑部侍郎廣興、陝甘總督長齡、山東布政使邱庭隆、將軍傅俊、吉林將軍秀林、副都統達祿、湖南學政徐松、直隸總督那彥成等，可以說嘉慶是乾隆後的歷代皇帝中，對貪腐問題地懲罰可以說是最重的皇帝。
然而，對書吏「宣戰」這件事兒上，嘉慶犯了兩個錯誤。
A.皇帝沒有傻子、官員也沒有傻子，但清朝科舉制下的官員因為脫離實務，只能依靠「智囊」
清朝的皇帝沒有傻子兒，其判斷天下形勢、看問題都有一定的水平。嘉慶說到了「書吏」的危害性，且同時從全國範圍內針對「吏」要求地方官員系統進行審查，地方系統由總督、布政使進行負責監督。
作為一名書吏，王麗南在11年（嘉慶元年到十一年）里對幾任知縣操縱在手，與基層官員沆瀣一氣。可以說，清廷對他們已經處於「失控」狀態。
王麗南在嘉慶朝查處的「書吏」中還不算時間長的。山東歷城縣書吏通過偽造印信、偽造錢文收據達4100多份，時間長達40多年。晚清這個問題更嚴重，有的家族控制書吏、吏役達百年。
書吏為何有控制主政官的能耐？官員不熟悉地方實務，對各種業務如刑法、稅法、心理、地方人情等並不在行。在此情況下，不依靠「書吏」等吏員、師爺、長隨，又能依靠誰？官員的工作業績、做事成功與否皆靠這些人。
通過這些人，從知縣到總督各級官員都形成「兩套班子」系統，正規的政府系統——三班六房之外，官員們也就形成自己的「三班六房」系統——影子內閣。政府系統和影子內閣共同辦公，隨著時間地推廣，他們必然形成某種關係，影子內閣因為和官員的關係往往控制三班六房。
雖然經過這次「宣戰」，嘉慶又用了十來年時間進行奮鬥，但仍然沒有對「官員不熟悉實務」進行解決。到了晚清，「兩套班子」問題越來越嚴重，以晚清重臣李鴻章為例，其僱傭的師爺、長隨是晚清地方官員中最為龐大的。高達幾百人的龐大幕賓、顧問，其花費是其作為總督用合法工資獎金（養廉銀甚至陋規）都無法承受的。
其實，不僅僅封建社會，什麼時代與社會、百姓親近都是為官的根本。
B.「養廉銀」制度中的獎金極差過大
嘉慶是一位「戴著鐐銬跳舞」的皇帝，因為「白蓮教大起義」的震撼，清廷的八旗兵、綠營兵不堪大用，要用漢族地主武裝的鄉勇去打敗起義，全國各地漢人武裝日漸強大。由此，失去天下的強烈懼怕使其為政期間，對於百姓疾苦比較關心，對於官吏處罰比較嚴厲。
但是，嘉慶作為封建社會的帝王，他依靠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特務派駐機構（如各種織造局）管理且監視地方。而不是形成新的「獎懲制度」就屬於沒有找到解決之道的做法了。
在「獎懲」方面，「養廉銀」問題其實問題比較多。省級官員和知州知縣級官員相差數十倍，在貪腐問題上，省級官員屬於真正的「高薪」他們的貪腐沒有任何「理解」的餘地，但是底層官員的知州、知縣則仍屬於「低薪制」。雙方差別過大，是「養廉銀」建設的一大不足。
乾隆十兩年（1747年），從雍正朝開始出現的「養廉銀」制度開始細化。由此，清朝從對官員的「低薪制」變成「高薪制」，但這種「高薪」只是針對地方官中的中高級官員。
總督級別的養廉銀底線在一萬五兩以上，知縣級的底線則是四百兩，兩者相差三十七八倍。
這代表什麼？只有依靠業績爬到上面才能有好的生活。因此，官員們只能拚命的搞「業績」。
封建社會的業績是什麼？主要就是社會治安穩定。要想穩定，基層官員就不得不依靠長期在鄉間的地方書吏，以及就是本地人的各種吏役。基層官員被吏役控制也就很正常了。
C.「養廉銀」制度與科舉制結合，造成「京官」大多是「八股考試成功者」進士，地方官包括督撫大多是「不太成功者」，直隸總督中非進士遠遠多於進士
除了以上問題外，「養廉銀」制度只涉及地方官員而不包括「京官」也是一大問題。同時，以此案涉及的八位直隸總督中的學歷看，京官多進士、地方官多非進士。其中五人為非進士如梁肯堂舉人、胡季堂蔭生、顏檢拔貢、吳熊光舉人、裘行簡舉人；三人為進士：姜晟、熊枚、陳大文。
三位進士僅做了20個月的直隸總督。非進士的總督則有112個月。可以說：
「京官」沒有養廉銀，所以，只能靠地方官員行賄完成「京官」對其進行業績考評、地方費用的報銷、京官為地方官向皇帝美言等；
「京官」大多是八股考試成功者，對於事務不熟悉，只能依靠書吏、吏役，只能被吏役控制；
明清的科舉越成功，其為官的能力反而越低，越脫離百姓的真正生活，他們對「權術」非常在行。總是以聖賢所描繪的美好作為榜樣，但聖賢的理想往往抵不住三兩銀子地誘惑。
這就是現實。
綜上所述：嘉慶作為「守成之君」並無改革的魄力，只具有封建社會帝王的權術
縱觀嘉慶一生，起初改革乾隆晚年弊政的幹勁十足，到之後越來越流於表面。其根本就在於他只是一位「守成之君」。正如其在十六年寫就的《守成論》中的「心裡話」就說明一切：
歷觀漢唐宋元明，載之史冊，皆中葉之主不思開創艱難，自作聰明，妄更成法，人君存心改革，即有貪功悻進之臣從而慫恿，紛紜更易，多設科條，必至舊章全失，新法無成，家國板蕩，可不戒哉？
……
守成大旨，在於勤修欲廢之章程，莫為無益之新圖，成法不變不壞，屢更屢敝，徒自貽戚耳…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守成二字所系至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體在是，豈淺鮮哉！
嘉慶以政權力量向以「書吏」為代表的「地方勢力」宣戰的效果基本是0。我們不能寄託於封建帝王的他，能夠超脫「封建制度」，其實，更多的是他沒能做得更好帶著一種「遺憾和可惜」。
科舉制由創立之初的「先進」到明清時期的「落後」。正如同一個朝代的開國之君與民接近，隨著代際遞進，這種貼近百姓的心理、做事態度，從上（皇帝）到下（基層官員）都被拋棄了，統治階層只是依靠官去治民而不能依靠法去治民。
在這種情況下，你即使在口頭上多麼「愛民如子」「感念民間疾苦」，但因為你無法獲知百姓的真實狀況，永遠無法找到問題所在。在這種情況下，你越擠壓官員，官員越能依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搪塞你。
為此，只有真正地回復到建國之初的情形才可能延緩問題蔓延速度、降低蔓延程度，即貼近百姓的生活、熟悉工作的流程、懂得如何處理好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加以嚴格的法律規章、到位且公平的監察體系。
那個把和珅拽下馬來的人，也終被嘉慶絞了
清朝中後期官場真實：官鬥不過吏，吏鬥不過高利貸
晚清四大奇案之淮安奇案，從嘉慶實錄看他還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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