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死了,老二失蹤,老三發瘋,老四入獄」:悲情是生活常態
國館編輯部:
大家好,影地欄目專輯——「中國記憶」,今天正式與大家見面。
中國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國,我們對歷史的記憶深遠悠長。中國電影、電視劇發展不過百年,卻能為我們勾勒出千年來的歷史映像。
做這個專輯的初心,就是和大家重溫那些歷史上不可磨滅的記憶,領悟史詩片中我們這個民族的豐厚特質,在經驗教訓中收穫前行的動力。
本專輯第一篇,入選的是中國第一部榮獲威尼斯電影節最高獎——金獅獎的史詩巨作《悲情城市》。
片名「悲情」,片里卻隱含著源源不斷的生活動力。
01
看電影時,有的人進入的是情節,有的人進入了他人的生活。
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帶著你,回到了20世紀40年代的台灣市井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重入中國版圖。
然而,台灣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生活,卻沒有想像中的好,物價飛漲,失業多,黑幫縱橫。
電影便是以基隆的林氏一家,串聯起了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至四九年之間的一段歷史,還原了普通人在亂世中的掙扎。
有人說,普通人的悲劇,比起大人物的榮辱興衰,更能照出歷史的荒謬與殘忍。
林氏一家四子。長子林文雄,家裡頂樑柱,經營一家酒樓,有一女阿雪和一兒光明。因為捲入三弟與黑幫的爭鬥,被亂槍打死。
次子文森,開了一家小診所,二戰被日本人派去南洋當了軍醫,音訊全無,二嫂一直在家苦等。
三子文良,二戰時去上海為日軍當翻譯,逃回台灣後變成瘋子。
四子文清(梁朝偉飾),兒時生病成了聾啞人,在鎮上經營一家照相館。文清與小學教師寬榮是好朋友,認識了他的妹妹寬美,一見鍾情,還沒結婚就被捲入革命活動。
林氏一家,老大慘死,老二失蹤,老三發瘋,老四入獄,這就是那個年代的悲情式家庭。
悲,一非一心,違背本心,頓生悲劇,四個人用四種態度面對著亂世。
我們是歷史的旁觀者,有人看到了希望,有人看到了絕望;有人看到了自己,有人看到了眾生。
正如侯孝賢所說:「我覺得總有一天電影應該拍成這個樣子:平易,非常簡單,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
歷史是輪迴的,每個人都能在每個時代,找到相似的自己,以及相似的命運。
妥協者、墮落者、旁觀者、推動者,你想成為誰?而誰又會是真正的你呢?
02
時代的妥協者
「我努力順應環境,卻被環境開了一槍」
每個時代里,都有文雄的影子,他們上有老,下有小,向時代妥協,只為了保家人一生平安。
1945年8月15日,台灣基隆。夜幕降臨,一個停電昏暗的房子里傳出女子生孩的呻吟聲,此時,收音機里播放著日本全面投降的消息。
突然,孩子的哭聲劃破了屋裡的黑暗,屋子也來電了,暖黃的燈光照亮了林文雄臉上的喜悅,似乎也照亮了林家和台灣的未來,文雄給孩子取名為「光明」。
然而,看似光明的背後,是林家悲劇的開始。
70多歲的老父親林阿祿在基隆的海運生意風生水起,文雄接盤了父親的生意,成了家裡的頂樑柱,照顧著全家人。
文雄是順應環境的兩面人,白天像金剛一樣,粗暴地去幫家裡擺平各種糟心事,晚上卻很溫柔地哄小孩睡覺。
趁著台灣光復,文雄想著好日子要來了,趕緊開了一家酒樓「小上海」,誰知道物價飛漲,人們沒工作沒錢吃飯,生意越做越差。最後因為一場群眾遊行示威活動,台灣開始戒嚴,小酒樓倒閉了。
看出了聾啞的文清有攝影的天賦,文雄給他開了一間照相館,好讓他下半生能自食其力,誰知道他因為參加改革活動,被逮捕了。
三弟文良從上海日本軍手裡逃回台灣後,文雄想著文良的交際能力不錯,趕緊將家裡的海運生意分給他做。誰知道文良用家裡的船幫黑幫販毒,最後還得罪了黑幫老大阿城,被舉報「漢奸」,進了監獄。
黑幫抓住文良當年被日本人徵調去上海當翻譯的痛處,舉報文良,好讓他被槍斃。
可是,文雄得到消息,台灣即將頒發的「漢奸條例」里,能證明文良當時是被日本人強迫的,根本不是漢奸。
但是,文良是在條例頒發前進監獄的,條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頒發,所以文良隨時會被槍斃或被打死。
一邊是黑幫陷害,一邊是當局抓人,文雄陷入了兩難,絕望地說出:我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
生活再無奈,頂樑柱也要硬著上。文雄向黑幫妥協,帶著一袋錢,冒著談判不和隨時被打死的危險,去求黑幫放過文良。
花了大錢,用盡了人脈,文良被放出來了,卻在監獄裡被折磨成一個瘋子。
酒樓倒閉了,三弟瘋了,四弟被捕,那個滿懷希望為家裡拼搏的大哥,突然失去了方向。
他明明很努力去順應環境,沒有干違背良心的事,為什麼環境會給他這種回報?
他開始每天賭博喝酒,渾渾噩噩,靠著家裡的船務生意啃老,認為一切都不會再好了。
有一晚,傾盆大雨,文雄在賭博時,小舅子阿嘉挑釁欺負文良的黑幫,結果被捅了好幾刀。
突然,文雄失去理智,爆發了心裡的怨氣,單挑黑幫幾十個人,結果被亂槍打死。
文雄勤勤懇懇,很努力地去順應時代,卻被時代開了一槍,不治身亡。
普通人向時代妥協,然後拼盡全力去討好它,但是它依舊無情地將你淘汰。
這是普通人的錯,還是時代的錯?
03
時代的墮落者
「我們為什麼當流氓,還不是你們逼的!」
困境是人性最好的照妖鏡,有的人選擇活成文雄,頂天立地;有的人卻活成了文良,怨恨時代墮落,最後卻成了時代墮落的一份子。
醫院裡,三哥文良被人用鐵鏈綁著。他在上海當日軍翻譯時,被日軍逼瘋,拼了命才逃回台灣。
他睡得很沉,焦黃的臉冒著豆大汗珠,腦海里都是那些恐怖的畫面:在牢獄中,同胞被私刑敲碎腳踝,發出死亡慘叫。
在上海,文良的生活希望被粉碎了。他在變瘋的過程中認清了生活。
而他的認清,跟大哥有很大的區別。
大哥的認清是拼搏,文良的認清是流氓。
既然生活對我流氓,那我也對生活流氓下去。
痊癒出院的文良遇見上海老朋友「上海佬」,走上了黑道,捲入了「盜印日鈔」、「私販毒品」等活動。
文雄出面制止,不料上海佬用檢肅漢奸罪犯條例,冤枉陷害兄弟二人是漢奸,讓他們去坐牢。
在那段時局混亂的時期里,各幫派都想藉此渾水摸魚,謀取利益。
誰在這場毫無規則的遊戲中堅持底線,誰就是失敗者。
顯然,選擇當流氓的文良還不夠陰險狠毒,最後被淘汰出局。
文良在牢里受盡了非人的折磨,出獄後又變回了瘋子,徹底成了廢人。
在文良被捕的那天,父親林阿祿怒罵警察:「我們是流氓怎麼了,是誰把我們逼成流氓的?」
在日本殖民台灣時期,林阿祿做流氓是為了對抗村子裡的日本人,保護村子的利益。
而文良做流氓,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向混亂的環境妥協,苟延殘喘。守舊的林阿祿顯然沒有認清時勢。
文雄和文良與流氓打鬥和槍戰時,女人們在大哭時,侯孝賢都會把鏡頭轉向山川:人們行走在大山之上,煙霧飄散在山間,山的對面是茫茫的海,海的那邊是大陸。
無言的悲傷最致命。
侯孝賢用極其平和和剋制的手法,讓悲傷慢慢平緩下來。彷彿在告訴你,悲傷無限大,但是,終究會過去的,山川和時間會取代一切。
流氓終究會被時代淘汰。
04
時代的旁觀者
「逃,又能逃到哪裡去?」
一家四子,文雄文良四肢健全,被時代推著走;文森生死未卜,文清聾啞,淪為時代的旁觀者,他們看透了絕望,然後滿懷希望。
剛在開頭說了,二哥文森被日軍征去菲律賓當軍醫,杳無音訊,不知生死。
二嫂每個月都會去等來自菲律賓的船,盼望著某一天,文森能從船上走下來。
她每天都會擦小診所里的醫療器皿。只要器皿沒有沾上灰塵的,文森就還活在世上某個角落。
分崩離析的時代里,總有那麼一群人在無言地守望著,給悲情留存著希望。
大悲過後,是生命的延續。
給大哥文雄舉行完葬禮後,下一個鏡頭是四弟文清和寬美的婚禮;
哥哥寬榮在山裡被捕槍斃,下一個鏡頭是妹妹寬美在醫院生下了大胖小子;
文清和寬美是電影里的溫水,海納百川,吸附悲傷,在時代的暗流里散播希望。
當別人在聊物價高漲的社會慘狀時,文清和寬美在旁邊用寫字的方式聊著文清的過去。
文清八歲時從樹上掉下來,把耳朵摔壞了,聾啞就這麼跟著他一輩子,大家都說是上天嫉妒他。
當時覺得天要塌下來了 ,現在看來,似乎因禍得福,他的聾啞讓他在亂世里保留了一份安靜。
台灣光復後的每一天,沒有物資,沒有自由,群眾都感覺天要塌下來了。
但文清的世界是柔軟的,用相機為每個人留下笑容,用紙條和寬美暢談歷史。
他不是沒心沒肺,不懂悲喜,而是他早就嘗過了最極致的悲,練就了讓悲降溫的本領。
可是本領再大,那個時代也不會讓一個聾啞人當旁觀者。
在火車上,巡邏的警察問文清用台語和日語問文清是哪裡人,文清哪聽得到啊?文清靠猜,吃力地說出了「台灣人」三個字,這是他唯一會說的,用來保命的話。
但警察聽不懂他的話,要逮捕他,幸好寬榮出來解圍,說他是聾啞人。
當人民暴亂時,寬榮要去代表人民談判,文清明白大事不妙。明知道什麼都做不了,他硬要陪寬榮過去,在旁邊照料一下也好。
其實,文清心裡也有一份鋤強扶弱的正義感,只是迫於聾啞的缺陷,他只能堅忍。
他第一次被抓進牢里時,家人哀嘆到:「連聾子都抓,有沒有天理我不知道,好好活著就好。」
被放出來後,文清和寬美結了婚,生了孩子,過上了兩年貧困卻安穩的生活。
暴風雨來臨前一晚,寬美半夜起來給孩子喂粥,突然收到了哥哥寬榮被槍斃的死訊。
寬美一邊心如死灰,一邊還要給在一旁玩耍的兒子喂粥。
親人死了,寬美堅忍地認為,生命還要繼續。
寬榮死了,被視為共犯的文清也逃脫不了干係。
清晨下雨的火車站,文清一家三口人,地上兩口大皮箱,兒子坐在皮箱上。
看著大欄外的海岸線,濤聲一波波,他們想,他們能逃去哪裡呢? 逃了又有什麼用呢?
他們又回來了,在照相館畫著窗帘壁爐花瓶的布景前面,文清調好三腳架相機,為盛裝的三人拍下了全家福。
他們清楚,逃避不能讓悲傷減少,將悲傷寄托在新的希望上,人才不會被悲傷淹沒,還保有一份尊嚴。
05
時代的推動者
「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在電影里,林家四子成了時代的犧牲品,而文清的朋友寬榮,嘗試著改變時代,雖然不是力挽狂瀾,但是起碼不會一灘死水。
聾啞的四弟文清是攝影師,唯一的好友寬榮是小學老師。他們一個用照片,一個用筆紙,記錄著光復後的台灣生活。
寬榮和文清長大後久別重逢,在酒樓里聚飲暢聊。聊到如今的坎坷時,有個人開始低聲唱起:「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通過歌聲,他們發自內心想問,家在何方,何處為家?我們究竟是誰?我們能是誰?
每晚,寬榮會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討論社會生活狀況,電影里的社會背景就在他們的聊天中帶出。
物價飛漲、失業暴漲、黑幫橫行霸道、外省人排擠本省人、本省人前途未卜…
在感慨社會停滯不前的同時,寬榮和朋友們打算自救,讓台灣回歸後的未來能更明朗些。
在電影里,當時社會規定煙糖不得私自販賣,價格高得嚇人,人們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一個女人在街上賣煙被城管打傷,惹起了民怒,以寬榮為代表的進步人士開始向機構談判,希望改善民生。
談判不太順利,寬榮等人入獄。有人犧牲了,有人幸運留下來了。犧牲的人不後悔,他們給家人留下了這麼一張紙條:
「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寬榮出獄後就躲進山裡,與家人脫離關係,準備新一輪的談判。
最後,寬榮等人在山裡再次被捕,被槍斃了。
在寫給妹妹寬美的信里,寬榮一再表達對自己的決定無怨無悔,他堅信自己的決定能給世人一個希望。
有這麼一群人,他們有能力有遠見,既認清了環境,又想不遺餘力地讓環境變得更好些。
他們底色悲涼,心裡裝著無奈,眼裡看淡了絕望,想從絕望的黑暗裡摩擦生火,他們的浩氣照亮著時代的泥濘,讓後面的人能走得舒坦些。
06
片子最後鎖定在了林家的飯桌上。女人們在旁邊張羅著晚飯,70多歲的大家長林阿祿和痴呆的三哥文良,坐在飯桌上,跟一群小孩乖乖吃飯。
飯桌是中國人的希望,吃飽喝足,不計前嫌,生活仍有盼頭。
在每個時代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使命。終其一生,有人找到了,有人丟失了,有人找錯了。
雖然角色千萬種,人的宿命卻是類似的。侯孝賢說:「我希望我能拍出自然法則底下人們的活動。」在他的長鏡頭下,我們成了時間的旁觀者,冷眼旁觀了人們相似的一生:生老病死,相聚離別。
有人說,人類的悲傷是不能相通的。但是在侯孝賢的電影里,你多一分歷練,裡面的悲傷,你就能多明白一點。
最後,看淡了,看透了,悲傷的沙漠里就會長出一朵花。
人的一生,喜是禮物,悲是常態,但,希望永在,你我何必糾纏,活下去就是了。
電影里有句詩印象特別深刻,最後分享給你們:「同運的櫻花/儘管飛揚去吧/我隨後就來/大家都一樣。」
/今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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