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龍舒郡本王文公文集珍賞

作為一位政治家，王安石無論是在其生前身後，都備受爭議。但作為一位文學家，毫無疑問。王安石是成功的，在這一領域，他一直享有較高的聲譽，乃至於被後世認定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至今影響未歇。正因為如此，他的詩文集在其故後不久，即整理成集付梓。而後世於此，更是頻頻翻刻，流傳至今，版本繁多。但其中最有意味的，則莫過於現今藏於上海博物館中的南宋龍舒郡刻公文紙印本《王文公文集》殘本72卷。

王安石的詩文總集早在北宋來年的徽宗政和年間，就由政府下詔結集。最初應是由其門人編訂，而由薛昂奉詔編校的，但此本存在大量誤收及漏收的現象，是否曾經刊刻，現在也不能確定，總之，此本早已不傳了。之後應該陸續有別的本子問世，如宋高宗紹興十年，臨川郡守詹大和就是在以往閩、浙二本的基礎上校訂重刊了《臨川集》，並由黃次山作序，這就是傳世的臨川本。至紹興二十一年，王安石曾孫王珏在擔任兩淮西路轉運司時，又根據薛昂編校的遺稿及王安石親筆刻石等內容，再參校各本，又重新刊刻行世。此即傳世的杭州本，其版式為左右雙邊，半葉12行，行20字，偶有21字。詹大和刻本到明朝時曾被覆刻，王珏刻本在元明也均有遞修和補刊，像元人危素就曾收集諸本，增補校訂，集成若干卷，吳澄為之序。不過，這個元本也已經散佚不存了。而此集的名稱也逐漸由最初的《臨川集》演變成了《臨川先生文集》。現在流傳較多的本子有明嘉靖十三年劉氏安正堂本、嘉靖二十五年應雲鸑據安正堂本重刻本、嘉靖三十九年何遷據應本重刻本、萬曆四十年王安石二十二世裔孫鳳翔據何本整理之《王臨川集》等。但這些本子，包括《四庫全書》本，實際上都是淵源於杭州本。

此外，還有「龍舒本」一種。龍舒郡即今安徽舒城，「龍舒本」原書標目為《王文公文集》。杭州本王珏跋文中有「比年龍舒版行，尚循舊本」之語，說明龍舒本刻於杭州本之前。國內現存之龍舒本原藏於清內閣大庫，光緒末年轉入寶應劉啟瑞氏食舊德齋，殘存72卷。』此本外，又有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殘存卷l至70。這一版本宋以後未見翻版，傳本幾絕。現存世兩本除去重卷，恰可得一完書。1962年中華書局以食舊德齋原藏本影印卷為基礎，缺卷以北京圖書館藏日本東京宮內省圖書寮藏本照片補足，出版刊行了《王文公文集》。據此影印本卷前趙萬里所撰《宋龍舒郡本王文公集題記))：「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宋以後未見翻版，傳本幾絕。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根據徐森玉先生倡議，先將傅沅叔先生生前從國內藏本拍攝的玻璃片製版影印，尚缺一二十四卷，恰巧北京圖書館從日本東洋文庫得到前七十卷影片，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因向北京圖書館轉借補印，延津劍合，全書告成(現在僅總目卷上缺第一至四葉，卷九十三缺第八葉、第九葉，卷九十四缺首葉)。」可知這一影印本的問世，是出於文博界耆宿徐森玉先生的推轂建議的。今年正逢徐森玉先生冥誕120周年、辭世40周年之際，故特草此文以為紀念，不僅以此書為海內孤本也。

龍舒郡本的珍貴，日本島田翰曾經有所論及，據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卷7中轉引，他說：「日本圖書寮有殘宋本《王文公文集》，今存七十卷，佚其詩集數卷而己。而今本所佚之文，多至四十七篇。陸存齋《群書校補》據((宋文鑒》、《宋文選》、《播芳大全》、《能改齋漫錄》，以補明覆詹本之缺，尚不過十餘篇，與此本多寡不侔矣。昔政和中開局編書，諸臣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而門下侍郎薛昂肇明實主其事。此書依其同異考之，蓋肇明所編次也。卷一至卷八書，卷九宣詔，卷十至卷十四制誥，卷十五至卷二十一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啟，卷二十五傳，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雜著篇，卷三十四、三十五記，卷三十六序，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古詩，卷五十二至卷七十律詩。半版十行，行十七字。『桓』、『殷』缺末筆，於『構』字下注云『御名』，則此書高宗時依薛本所入梓也，並王珏所未見矣。日本島田翰跋。」這段跋文寫的很詳盡，但他推斷此本是「依薛本所入梓」，恐怕只是懸擬之辭，不一定確當。日本藏的這部，<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卷4集部別集類「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十四冊」條著錄的很詳細： 「宋刊本。前後無序跋，不題編者名氏。現存七十卷：一至八，書；卷九.宣詔，卷十至十四，制詔；卷十五至廿一，表；卷廿二至廿四，啟；卷廿五，傳；卷廿六至卅三，雜著；卷卅四、卅五，記；卷卅六，序；卷卅七至五十一，古詩；五十二至七十，律詩。其詩文間有今本佚載者。左右雙邊，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界高六寸七分，幅五寸。版心上魚尾下記『文集幾』，下魚尾下記丁數、刻工名氏。卷中遇『構』字，下注、御名』。則刊於南宋南渡之初。雕刻至佳，每冊首有『賜蘆文庫』印同，首尾捺『金澤文庫』、 『心華藏書』印，又卷廿九、卅三尾捺『顏氏家藏』印。」又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一書中曾詳細介紹過此書在日本的遞藏過程，今迻錄如下：「此本系日本中世時代金澤文庫外流出漢籍之一種，首尾有『金澤文庫』楷書長方墨印，後歸豐後佐伯毛利高標所有。仁孝天皇文政年間(1818-1829年)由出雲守毛利高翰獻贈幕府，明治初年歸內閣文庫。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由內閣文庫移入宮內省圖書寮(即今宮內廳書陵部)。卷中有『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孫藏書畫之印』朱文方印。每冊首有新見正路藏書印『賜蘆文庫』長方朱印，卷二十九與卷三十三尾，有『顏氏家藏印』朱文力印。」這段記載，對於我們了解日本藏殘本的源流很有幫助。可惜的是，關於此書的卷數，嚴先生卻說「是集本一百二十卷，此本今《序》與《目》缺，存卷一至七十。」顯然，他對於自己所列為的參考書目的<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並未仔細看過，而同樣為他所參考的董康《書舶庸談》中，也只是說不知其原來卷數而已。

國內所藏這部，當以傅增湘的幾次題跋所述最為明晰，其《藏園群書經眼錄》卷13「王文公集一百卷」條(存七十六卷又目錄二卷)著錄云：「宋刊本。千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欄。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宋諱『完』、『慎』不缺筆。此書字體樸厚渾勁，紙細潔堅韌，厚如梵夾。每葉鈐『向氏珍藏』朱文長印(楷書)，紙背為宋人簡啟，多江淮間官吏……」同卷中「王文公集一百卷」條(存卷一至七十)又比較了中日所藏兩本的優劣： 「余故人穎川君居江淮之交，家藏《王文公文集》，其版式、行款正與此(按：指日藏本而言)同。然余以為視此可貴者有三：原書楮墨精湛，且紙背皆宋人交承啟札，筆墨雅麗，真可反覆把玩，此可貴者一也。寮本無序目，於是談者妄生揣測，以為即真賞齋之一百六十卷本而佚其半者。此本目錄完全，仍為一百卷，不過次第與紹興本異耳。而積疑賴此盡釋，此可貴者二也。寮本缺七十以下各卷，此本缺四至六、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按：據此則缺二十三卷)，而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補寮本之缺，且必有俠文出羅鈔之外者，此可貴者三也。」其中所述的三可貴者，尤以第一條值得詳細一說。

宋版《王文公集》已成稀世之珍，而沉埋在書葉內的宋人墨跡更屬寶中之寶。據統計，此書現存共計900餘葉，其中舊紙印者780餘，包括宋人書簡300餘通，另紹興三十二年、隆興元年間公牘50餘件。而宋人手跡除此之外，全國現存，包括台灣在內，總計不及百通，則這批墨跡之寶重可以想見。前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本卷末，僅僅附錄12幅函件的圖片，雖可作一臠之嘗，但實在不能饜研究者之意。所幸現存所有函牘部分，已於1990年經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名之日《宋人佚簡》，沾溉學林，為功不淺。而這780餘葉中，每葉均鈐有「向氏珍藏」朱文長方印記，可知其為向氏舊藏。據汪桂海《宋代公文紙印本斷代研究舉例》一文雲，他曾統計出現存公文紙印書79種，而估計大概存世約百種左右。又雲宋代公文約保存十年左右便行處理，其法有二，一則歸官用，再以余者售予民間。則此書的用紙，必是當日公牘廢棄處理後為向氏所購置者。而已故文獻學家顧廷龍以為此書為龍舒官刻之本，恐怕也不一定正確。至少，不能以其採用舊公文紙來印刷，就將其作為官刻本的證據。這批函札中，包括有宋人向溝、葉義向、洪适、李若川、張運、呂廣問等60餘人的書簡，其中尤其引人矚目的，是其中存有向溝往來函札多通。結合當時龍舒郡服官及寓居之向氏情形，無疑是以向溝最有可能為這批公文紙的主人。向溝，字荊父，開封人。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以右朝奉大夫權知舒州主管學事。隆興二年(1164年)改提舉淮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後歷知揚州(乾道二年，1166年)、台州(乾道五年，1169年)、湖州(乾道六年，1170年)、蘇州(乾道八年正月，1172年)等府。曾協《雲庄集》卷2有《送向兄荊父荊父名溝帥維揚》二首：「寵數頻煩色愈溫，耐官丞相剋家孫。川原迤邐提封闊，旌纛森嚴上將尊。心識古人風節似，望知前典刑存。春風草綠長准凈，眼看頻流雨露恩。」 「大父曾開刺史天，固應陳跡尚依然。邦人卻怪家風在，故老今推宅相賢。仗鉞秉旄仍置使，輕裘緩帶更安邊。須知此日分憂重，更覺光榮掩後前。」大概可見向溝的家世與生平大概。另在《宋人佚簡>署有年月的公牘中，時間上限為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下限則為隆興元年(1163年)六月，大約與向溝在舒州任上的時間相當。這或許說明，官員任期之內的公牘文獻，該官員可能有保管權，並有優先購買權，所以在其保存期過後便能以之挪為它用。而這些函件、文書上所鈐向氏印記，也反映了其本為向氏保存之物這一事實。再據前引王珏跋文中有「比年龍舒版行」句來推斷，則現存此本必為後印本，其印刷距版片雕成，至少已經有二三十年之久了。

書背所存的公牘，其實是寫在紙張的正面的，其內容多半與酒務有關，不僅可與其它傳世史料相印證，還能補充傳世史料的不足，為一些研究難點的解決提供線索。而落款所署官吏名銜和所鈐官印，又有不見於傳世史籍者。所以，這批函牘可供我們從史實、人物、檔案制度、公文程序、書法藝術等方面作多方位的研究。以其中所存的尺牘為例，全為當時的書簡實物，其形式皆是直行寬距。顧廷龍曾言：「觀於書簡共六十二人，計在百通……其中有名宦、將士、文人、學者。書簡有友誼存問，官場交際。文字則駢四儷六，書法則正書端楷。簡紙幅廣，行距寬大，為後來所罕見。」但事實上，這種直行寬距與宋人官府中用於奏事的札子相同，也是淵源有自，且這種直行寬距的形式在明清官場上行書牘中照樣存在，彭礪志認為，特別是明清規定上行官牘必用館閣小字，每頁六行，其直如弦，這無異於，將這一形式制度化。所以，顧先生所謂的罕見，其實並不算罕見。但無論如何，這些宋代遺存的實物，為我們追溯尺牘形式的變化，提供了最佳的實證。再據彭礪志《尺牘書法中所見平闕書儀及藝術範式》中認為，宋代尺牘有以下特點：一是唐時平與闕的界線至宋開始模糊，闕字內容使用較少，平抬的內容大幅度增加，凡涉及受書人，不管是名稱，還是動作，乃至屬於自己行為而涉及對方者，也一律平抬書之。二是本屬於公牘的狀、表、牒、札子與私人尺牘書寫形式趨干合一，並守相同的平闕習慣，平抬為常，官牘流於民俗可見一斑。所不同者只是署押多具全銜之官職，具以「右謹具呈」。三是有平出無高抬。又雲，宋後尺牘書寫形式已經完備，即包括九部分：具禮、稱謂、題稱、前介、本事、祝頌、結束、日期及署押。彭氏總結的這些宋代尺牘的特點，以此書中所存這些函件對照，無不吻合，不僅可見彭氏立論的精審，更可從中看出這批尺牘存世的標本作用。

再以其中所收洪适之函為例，據宣統元年晦木齋刊洪汝奎《(四洪年譜》卷2所收錢大昕撰、洪汝奎增訂《洪文惠公年譜》：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九日，適除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按：此條為錢大昕據《宋史》本傳撰。而據此書中所收之函，知本傳漏載其曾官員外郎一事。

像這樣一部赫赫名跡，它的流傳卻很黯淡，我們現在所能知道的流傳線索，只是一個大概輪廓，即先為清內府所藏，光緒末年，寶應劉啟瑞與吳縣曹元忠兩人負責清理內閣大庫時，為劉氏所竊取，藏諸其家食舊德齋。之後，曾為南潯蔣祖詒密韻樓、南通吳普心思學齋、孫靜安等遞藏，約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轉入武進王南屏手中，至1984年1月15日，王南屏夫人房淑嫣為捐贈一事，正式去函上海博物館，云：「茲有本人家藏北宋王安石《楞嚴經旨要卷》壹件，南宋原刻『龍舒本』《壬文公文集》十五本(壹件)，自願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收藏，請予接受是幸。」從此化私為公，寶藏於上海博物館至今。今考明代《文淵閣書目》、《內閣藏書目錄》、《(國史經籍志》中，均無此書的記錄，則此書有可能是在萬曆至清初時期才人藏內府的。而劉氏食舊德齋出售藏品，當在1931年春之後，因此時傅增湘獲見此書，尚在劉氏篋中。但這之後不久，此書當即易手。再據原書卷一卷端所鈐印記，則入藏吳氏思學齋前，當曾入傳書堂中。衡諸蔣氏生平，則此書當為由蔣祖詒售諸吳普心者。今上海博物館所藏《淳化閣帖》祖本六七八卷，即為蔣氏轉讓于思學齋者.，則或許這兩件寶物為吳氏同時購入，也未可知。而吳氏收藏時間可能不會太久，即轉入孫靜安之手，又未幾，即入武進王南屏之手，直至80年代。

像《王文公文集》這樣顯赫的鉅跡，竟然被人從嚴扃密錮的禁中攜出，說來真是匪夷所思，但劉氏藏品中，得自秘府之物，尚非僅此而已，即以所見藏園記錄，即有：1.紹興本《臨川先生文集》殘卷，為劉氏贈予藏園者；2.三種宋刻合璧之《歐陽文忠公集》；3.現存台灣的5卷<冊府元龜》宋刊殘本，是當年劉氏贈予浚儀趙世駿者；4.今藏國家圖書館的宋刻遞修本((隋書》殘卷；5.宋本《纂圖互注苟子》殘本，為劉氏贈予藏園者；6.宋本((文苑英華》殘卷。7.宋本《後漢書注》90卷。諸如此類，均可窺見當時管理之疏漏。

傅先生「王文公集一百卷」條(存卷1至70)又雲「余嘗言於東都耆宿，約異時寮本刊行，余當為作緣，俾以目錄及後三十卷增入，以盡珠聯璧合之美，無使盈盈一水，終古相望，使後人撫卷而增嘆也。」事實上，傅先生曾就此事與當時的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反覆商討，據《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民國十九年，第41通，傅增湘致張元濟函，閏六月十五日：「附贈《(圖書寮觀書記》，計不日可到。」第44通，傅增湘致張元濟函，八月廿六日：「《王文公集》殘本即在大字本歐集人家。昨年在東曾與內藤道及，渠亦擬合印。第數月前有書與之，未見復。館中能印固佳，但不知寮中肯借否?渠國亦極重視。而潁川君亦頗有居奇之意，恐未易就緒也。若在申照印，而又許之重酬，則潁川固所願耳。」第49通，十月八日，傅增湘致張元濟：「《王文公集》已與其甥言之，約定由侍寫信與之，渠再轉商。第恐其願望過奢，又有秘畏人知之意，恐難以就緒耳。此人新來函，言將北來。或面與之談，較融洽，且可力破其迷懼之念耳。」又據《張元濟全集》第3卷《書信》致傅增湘函第200通，民國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圖書寮觀書記》亦奉到，謝謝，中紀《王文公集》有潁川君藏宋刻殘本，可以補寮本之缺。是書殆為人間孤本，弟極願為商館印行。潁川君未知何人?吾兄能否代商，以目錄及後三十卷借我?應如何酬報?亦望詢示。如能全數借，則我在東京可僅照二十四卷，亦可省卻許多麻煩。但必將書攜至上海。此等大部書籍，本重銷少，無利可圖，姑盡流通之責。」又第201通九月五日函：「<王文公集》殘刻，寮本借印殊不難。所慮者，借到之後而潁川君所有仍借不到，則印此大部殘本之書，殊不值得。未知潁川君希望至何程度?可否乞繕致一函，由敝處派人持往面商?此為流通起見，並無利益可圖，並乞於函中敘及之。」第203三通十月八日函：「《王文公集》主人既甚珍秘，不必勉強，姑俟時機可耳。」第204通傅增湘致張元濟函，十月十四日：「《王文公集》主人聞將北來，擬乞丐其攜來一商何如?」又云：「頃藏書者穎川君之子來見，當-以尊意告之。敝意就此本全照，再以日本本補之，照印《通鑒》辦法(補卷另計)，合印分利，或可欣動之，俟其來信再以聞。」二十年三月六日，第206通張元濟知傅增湘：「貴友《王文公集》卷數存目收到。據東友復稱，須俟《太平御覽》照竣方便再請。」至此之後，兩人往來函件中再無此書消息，則或許就在之後不久，此書已經為劉氏售出，故而商務之議，遂爾作罷。而今存之中華上海編輯所據以影印的傅氏舊藏玻璃板，則為其售前為藏園所攝者。但無論如何，傅氏這次出版的努力未告成功。直至幾十年後，其「以盡珠聯璧合之美」的願望方得以實現，這也是他多年前費心費力所祈望得到的回報。

又有可述者，即《王文公文集》原本現在雖然安藏於上海博物館中，但這一影印本其實自有其不可替代之作用。據傅增湘記錄，此書在他經眼之際，存佚情況為缺卷4至7、37至47、61至69，共缺24卷(按：此處所記缺卷當有誤)。存76卷，又目錄2卷。現存則為：卷1至3、8至16、21至36、48至60，70至100，又目錄2卷，較前佚卷17至24卷。前後相較所缺的這四卷的內容，雖然可以日本所藏本補齊，但其原貌則只有賴此影印本以傳了。而尤其令人遐思的是，這散佚的4卷中，不知是否也有宋人手跡留存彳可惜的是，當年藏園僅僅擇要拍攝了部分書背的函牘照片，今見於影印本附錄的函札總計才有14幅，事實上，只是相當於原書的20面(中有拼合者6面)而已，且都包括在現存函札之中。所以，這四卷書背上究竟是如何情形?恐怕只能是不解之謎了。另外值得一說的是，當年此書存於食舊德齋之時，應該尚為宋代原裝，也就是趙萬里在《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題記》中所說：「蝶裝廣幅，紙螢墨潤」，但現存之本，則因當年影印《宋人佚簡》拍攝之需，全書被拆成散葉，至今分裝於15盒之內，並未裝訂。

來源：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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