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的百年輪迴
3月12日午後，波士頓新聞大廳的攝影記者們為爭得一個好機位，相互推推搡搡，文字記者們飛速敲擊著鍵盤，不斷更新著消息。
所有人伸長了脖子，等待著聯邦檢察官安德魯·萊林，披露美國最大一宗高校招生舞弊案。
西邊大陸的蝴蝶扇動翅膀，東邊大陸颳起一陣風暴。
很快，風暴橫掃了一家A股公司。
步長製藥那位新加坡籍老闆趙濤，豪擲650萬為其千金上斯坦福「走後門」故事，很快家喻戶曉。
一擁而上的媒體們，迅速就將「趙家」的發家故事，里里外外全方位扒個精光。
走後門不稀奇，關鍵是錢的來路。
「趙家」致富，依賴於「國粹」的中醫藥。在我國，這一領域不僅牽扯到一個龐大「官、學、商」產業鏈的利益，甚至可以上升到意識形態之爭。
話題很敏感。
據米內網數據，2017年，全國醫院用藥市場約8300億元，而公立醫療機構中成藥總體銷售額為2848億元，佔比可觀。
來源：米內網
這裡面還不包含中藥飲片、湯劑及OTC零售市場。
一盒真正見效的抗生素，價格差不多10-20元，而作為「輔助葯」的中成藥，價格往往是前者的數倍。
每年為此買單的公共財政，讓步長製藥輕輕鬆鬆年入百億。
作為資本市場上的「中國特色」行業，中醫藥企業到底值不值得投資，想必是廣大投資者非常關注的問題。
對我們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說，醫療著眼民生，關乎穩定，歷來是國之大計，產業鏈上的企業，其財報所反映的，很大程度上是國家醫療政策的結果，而非原因。
所以要真正回答這個問題，理解中醫藥公司的投資本質，需要從更廣闊的時空結構上尋求答案。
1
步長製藥第一桶金的故事裡，1993年面世的步長腦心通，扮演了關鍵角色。
專治腦血栓的步長腦心通，其誕生的時點，正好是我國對藥品監管形同虛設的年代。
在當時「承包、承包，一包就靈」的觀念下，地方被賦予更多的權力，以便其靈活行事。
無論是藥廠的設立審批，還是藥品的註冊評審，統統下放到省一級。
在地方眼中，所謂靈活，就是怎麼有利於地方，就怎麼來。
管他藥品有效無效，只要能行銷全國賺錢交稅就行，反正我家老婆孩子不吃。
「道德風險」的巨獸就此出籠。
監管的缺位，讓藥品市場成為典型的「沒有法治的市場經濟」。
相比西藥有確切的化學式，有一定的技術門檻，中醫藥投入門檻低、風險小、來錢快，成了致富捷徑，一時間，父老鄉親齊奔小康，神州大地冒出一大批中小藥廠。
在那個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的年代，操盤藥廠的老闆們，別說什麼經典名方，看得懂文言文的都沒幾個，有的甚至大字不識。
這些所謂的「葯」，好一點的可能源自民間傳說，誇張一點的或許來自周公託夢。
至於生產工藝，那更是各種腦洞大開，更遑論靶標、毒理、葯代、臨床。
若追溯目前市面上的各色中醫藥、甚至「獨家品種」，源頭就在這裡。
步長腦心通，可謂其中典型里的典型。
在百度百科對其發明人趙步長的介紹中，有如下描述：
「趙步長在進一步研究中發現，樹木結實，蟲子能鑽洞，地面堅硬，蚯蚓能疏通。」
「經過多次的實驗，趙步長驚奇的發現，某些蟲類動物體內含有大量水解蛋白酶，死後身體迅速自溶。於是他確認，重用蟲類藥物，是清除血栓，改善人體供血不足，攻克中風、冠心病的一條獨特有效的捷徑。」
1993年7月，純中藥製劑「步長腦心通」通過省級鑒定。
從1993年2月腦心通科研攻關進入關鍵時期到通過省級鑒定，時間只有不到半年。
其實也不奇怪，據《南方周末》報道，當時一年有一萬多種新葯過批。
而這些地方「雜牌軍」，後來有相當數量在那位被槍決的局長執掌葯監，推行「地標」升「國標」期間，通過各種暗箱操作，順利升級為「國字型大小」。
鄭筱萸的起訴書顯示，為讓腦心通升「國標」暢通無阻，趙步長向其行賄1萬美元。
緊接著11月，腦心通又在布魯塞爾世界發明博覽會上，獲得尤里卡金獎，比利時國王親自授予趙步長軍官勳章。
儘管看起來有點像史前時期的微商文案。
但這位科研工作者可謂創造了人類藥物研發史上的奇蹟。
如今這款年銷售量達1.25億盒的爆款葯，包裝上標註的主要成分：
地龍(蚯蚓)、全蠍、水蛭，赫然在列。
現代解剖學，對腦血栓的致病機理已十分明確，即：
1、動脈粥樣硬化導致血管增厚、管腔狹窄閉塞；
2、血栓。
引起腦局部血流減少或供血中斷，腦組織缺血缺氧導致軟化壞死出現局灶性神經系統癥狀。
目前主流的預防治療方案，首選他汀類藥物抑制粥樣硬化形成，同時應用阿司匹林等藥物，抑制血小板聚集，阻止血栓形成，而對於血管狹窄到一定程度的，需進行支架治療。
看到這裡，也許不少讀者已存不小疑惑。
腦心通里的昆蟲屍體碎渣，真的能治病救人？
恭喜你，與我國百年前的一位大文豪產生了共鳴。
2
"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儘力的刺去..."
成年後的魯迅，在《故鄉》中用靈動的筆法，還原了12歲的周樟壽對少年閏土的記憶，成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那時的他，還是位天天期盼著捕鳥、拾貝、刺猹，不愁衣食的周家少爺。
然而僅過了一年，他在京任內閣中書的祖父因牽扯科場舞弊案，被欽定為「斬監侯」下獄，父親受牽連被革去秀才身份，意志消沉，並從此害了病。
13歲的周樟壽此後四年多，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不斷變賣家產為父親買葯。
「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
但這些稀奇古怪的藥引，並沒有拯救他尚處壯年的父親。
「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父親死後，飽嘗世態炎涼的周樟壽，開始瞪著懷疑的眼睛審視周遭一切。
作為舊社會「因病返貧」的代表，這也讓他失去了讀書應試的經濟支撐。
不得以才學起了洋務，後遠赴東洋，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師從藤野先生。
在當時的國民心中，這叫「將靈魂賣給鬼子」。
父親的病逝，促使魯迅探求醫學真諦，並希望醫治苦難同胞，但他最後棄醫從文，因日俄戰爭時期，目睹一群國人在屠殺另一群國人，還有一群國人「賞鑒這示眾的盛舉」。
愚蠢且麻木，還有殘忍。
被奴性扼制的父老鄉親，讓魯迅覺得悲哀又恐懼，半夜睡不著，翻開的史書又全是「吃人」兩個大字。
他的思想發生了重要轉折：
「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對好友許壽裳說的一番話更是經典：
「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獃子，壞獃子，它是醫學所能治療的么？」
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他，拿起筆作為武器，用力透紙背的文字掀開了屠殺背後的血腥，試圖用吶喊喚醒愚昧無知的國人。
以上引用文字，出自最能代表魯迅這一思想的作品：小說集《吶喊》自序。
序中，他用平靜緩和的語調寫下：
「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
事實上，魯迅對中醫的看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 那一代信奉和傳播「賽先生」的中國知識精英階層的普遍觀點。
梁啟超、陳獨秀、胡適、傅斯年、梁漱溟、章太炎、吳昌碩，陳寅格......等等赫赫有名的大師，皆在此列。
概而言之，除了中醫界，批判中醫、廢除中醫，幾成當時知識界的共識。
要知道，儘管那時政治黑暗，戰亂頻繁，但北洋、民國時期，是大師輩出的幾十年。
那時的知識份子地位高、收入豐。
他們著書立說，站在思想和文化前沿，傲骨錚錚，是真正的精神貴族，領一代風氣之先。
別說大小軍閥吃閉門羹，就算見了蔣總裁，也敢張口就罵。
北洋、民國時代的政府組織形式，乃典型的上層精英治理模式，知識份子大量從政參政，並延續了千百年來「皇權不下縣」的傳統。
換言之，知識界的共識，決定了政府的態度。
北洋時期，政府明確將中醫排除在正規教育體系外，並採取強勢態度否決民間自辦中醫社團的註冊，防止其「結黨營私」。
當時的教育總長汪大燮公開表示：
「吾國醫毫無科學概要根據。」
「余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指將中醫納入教育系統）一節，難以照準。」
無論是換多少屆總理，還是如走馬燈般流動的教育總長，堅定反對中醫的立場始終未變。
民國時期，同樣延續了北洋政府的政策。
1929年，北伐結束，標榜革命的南京國民政府對待中醫態度更激進，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制定《規定舊醫登記原則》，即「廢除中醫案」。
將中醫歸為「舊醫」，並要求禁止登報介紹舊醫，命令廢止舊醫學校，禁止成立舊醫學校等。
但畢竟只是象徵上實現統一的國民政府，對各地軍閥勢力有所忌憚，在中醫團體和中藥材出產大省的反對下，民國政客對中醫常持兩面派立場。
最典型的，莫過於那位一生中至少倒戈過八次的馮玉祥。
曾經，作為「激進」新軍閥，大老粗出身的將軍，趕過「賽先生」時髦，擔任河南督軍時，搞過強制老中醫上西醫培訓班，把藥王廟改成西醫院等」革命」行為。
勢如破竹的北伐，讓他倒戈北洋集團，加入南京國民政府。
「廢醫案」出台後，由於直接損害了山東、河北，山西等華北省份藥材商利益，而藥材又是當時國內第四大商品。
要知道，華北，那是他和閻錫山的地盤。
閻老西顧及稅收，公開表態「中醫藥乃北方命脈，斷不可廢」。
需要閻老西」協餉」的他，屁股馬上又坐到支持中醫一方。
但總體上看，民國時期，政府儘管口頭上表示認同中醫，身體上卻很誠實的反對。
直到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中醫始終未能獲得教育部和衛生部的正式認可。
隨著百萬雄師過大江，窮苦大眾翻身做了主人，中醫也在沉淪了幾十年後，迎來轉折時刻。
3
1948年9月1日的黑海，風平浪靜，夏末的空氣中已泛起一絲涼意。
幾個小時後，一艘航行其間的蘇聯貨輪發生了一場離奇的大火，濃煙中，已在政斗中失勢，被蔣介石一腳踢開的馮玉祥將軍，不幸窒息罹難。
黑海上那樁歷史迷案，阻擋了將軍奔向自由解放。
他那位熱心辦教育，憐惜底層疾苦的第二任夫人死裡逃生，回到祖國和人民的懷抱。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作為統戰對象的遺孀，夫人就任共和國第一任衛生部長。
但師範專業的她，業務上是外行。
衛生部的日常業務工作，由黨組書記、副部長賀誠等早在二十年代就參加革命，戎馬一生的技術幹部主持。
這些「又紅又專」的副部長們，早年分別畢業於北大醫學院、成都醫專、天津海軍軍醫學校等院校，接受過系統的現代醫學訓練。
當時的醫療界對中醫中藥前途有三種結論：
一是完全廢止，國人疾病完全依靠西醫西藥；
二是廢醫存葯，改國葯為西藥；
三是改進中醫中藥，使之科學化。
後來的歷史表明，新生的人民政府選擇了第三種方案。
1950年8月的全國第一次衛生工作會召開後，人民政府定了兩大調子：
1、中醫科學化；
2、舊有醫療機構必須經過一番艱苦的改造。
作為主管機關，衛生部的工作方針，以賀誠和王斌兩位副部長的觀點最具代表性：
中醫是產生於生產力較為落後的歷史階段，因此其理論和技術必然受到當時生產力和人們認識水平的制約。
在生產力取得了發展的新階段，在社會進步的情況下，中醫自然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必然要退出歷史舞台。
中醫看病，只不過是給那些貧苦的農民一個精神上的安慰而已。
在具體落實過程中，衛生部推行的政策可謂對中醫釜底抽薪，主要有三：
1、新的中醫不應再繼續產生；
2、中醫進修現代醫學，通過考試獲取醫師資格；
3、不承認中醫經驗和理論的獨立性。
但如果回到建國時的歷史情境，會發現衛生部的政策有些太過「超前」，為事情的轉向埋下了伏筆。
首先，當時全國合格的醫生還不到2萬，與全國需要看病的5億人口，形成了極大反差。
與此同時，在帝國主義封鎖下，國內製葯、醫械工業也是白紙一張，醫療事業舉步維艱。
從殘酷戰爭中走來的黨內上層精英，其實對中醫能力心知肚明，但當時缺醫少葯的單薄現實讓他們很難將中醫拋棄。
來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於是就形成了「明知菩薩不靈，又怕把菩薩給砸了」的尷尬。
其次，由於中醫是從「每個人是自己的醫生」那種本能醫學狀態脫胎而來的，長期的中醫藥文化積澱，使得依靠中醫謀生的人數很多。
其中在冊的中醫師就有80多萬人，不在冊的不計其數，素質更是參差不齊。
民間就諷刺道：
「現在的醫家，只要念過一部湯頭歌兒、半本兒藥性賦，就稱國手。……結果是一個病人請十位先生，脈案準是十樣兒，往往真能大差格兒。」
要對這些人進行現代醫學進修，再通過考試獲取醫師資格。
可想而知，這等於砸了很多人的飯碗。
而且在當時文盲率高達80%的情況下，老百姓缺乏起碼的衛生科學常識，很難對「中醫不科學」產生共鳴。
這意味著「改造舊醫」幾乎沒有群眾基礎。
政策的「激進」，引發了中醫們的群起攻之，怪話滿天飛：
「衛生部是西醫當權，對中醫進行專政。」
「解放後人民翻了身，中醫沒翻身。」
但中醫們的牢騷，在身經百戰的老革命面前，只能是背景噪音，真正讓形勢起了變化的原因，要從財政角度予以解釋。
1953年，朝鮮戰事停歇，一直懷疑我們不是真馬列的老大哥，終於接納了我們的「一邊倒」。
很快，「一五」計劃啟動。
「優先發展重工業」，是我國確定的「迅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重點。
縱然老大哥願意提供貸款和技術援助，但仍需要我們提供龐大的財政支出預算。
急於求成的思想遇上計劃經濟，結果就是國民經濟的失衡。
執行「一五」計劃頭一年，基建投入就增長了107.6%，對輕工業的投入可想而知。
此外，我國還主動承擔了「支援世界革命」、「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的重任，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組織「槍杆子里出政權」。
很明顯，要完成「迅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支援世界革命」兩大使命，不便宜。
而要解決錢的問題，無非是「開源節流」。
作為農業國，「開源」就是學蘇聯剪刀差操作，搞糧食統購統銷。
至於「節流」，對象自然就瞄準了教科文衛這些「賠錢貨」。
培養現代醫學人才，建設製藥工業和醫械工業，既昂貴，見效還慢。
那麼，拔高中醫，就成了我國在醫療衛生領域勒緊褲帶過日子的「最佳選擇」。
但「改造舊醫」和「中醫科學化」是建國時定下的國策，衛生口的領導幹部又是血雨腥風中拼殺過來的老革命，資格老、威望高。
思路的轉換，往往伴隨著人事更迭。
想要扭轉政策走向，只有動用非常手段。
很快，一起偶然事件，被敏銳的高層捕捉到。
1953年3月，一位靠筆杆子起家的幹部，調任軍委衛生部政治部主任後，到一些直屬單位走馬觀花看了一圈，發現了諸如浪費、醫療事故和工作人員不安心的現象。
馬上動手寫了份衛生部領導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報告。
這位原名白子明的幹部，曾在三十年代震驚華北局的「湖西肅托」中，為求保全自己，被別人當了槍使，濫捕濫殺300多名幹部，幾乎摧毀了整個湖西區委。
鬥爭思想濃厚的他，把一般性質的問題說得危言聳聽。
正值反官僚主義的「新三反」關頭，上方立即對此報告做出大段批示，要求嚴查衛生部工作。
由中央文委組成的檢查團，沒有發現多少官僚主義的問題，「越俎代庖」的指出了衛生部存在著輕視、限制中醫的做法。
抓住這個突破口，180度大轉彎發生了。
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批判賀誠、王斌等幹部的調門一天比一天高，職務被擼不說，王斌甚至被扣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如果不是戰爭年代曾救過很多高級幹部的命，他們很難熬過往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
1955年，改組後的衛生部接連發布《關於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和《關於廢除的通令》。
根據通知要求，任何中醫生都可以開單子，任何中醫單子都可以抓藥，任何中醫療法都可以在公費醫療中報銷。
這兩個堪稱「不管了」的文件，直接造成了後來醫療衛生管理工作的一塌糊塗。
一大批中醫」官、學、商「機構成立，各路「丸散膏丹」土葯更是大行其道，如今造成大量不良反應的中藥注射液，也正是在此時被「發明」。
如今的中醫藥亂象，最早就要追溯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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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摩根·弗里曼說：
「一開始你恨他，接著你會慢慢適應它，然後你會離不開它。」
這就是體制化的力量。
體制化是個很奇怪的東西，肌肉記憶就是自身體制化的結果，有件事做習慣了，就會忽略其中的細節，思維形成系統，只剩一個輸入輸出。
這種體制化最佳樣本，正是1954年暴風眼中的衛生部，為表示支持中醫，慌忙成立的「體制化力量」——中醫司。
這股體制化力量，也在以後的歲月里，不僅保住了中醫藥的歷史地位，還幫自己升了官。
1986年，中醫司升格為副部級單位——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隸屬衛生部。
首任局長的表態，很能說明這種體制化的思維方式。
「要想將中醫藥發揚光大，就要實行中醫藥自主管理。」
這句話的的潛台詞，無非是中醫藥需要一套遊離於主流醫學外的「中國特色」標準，既要在政策上享受特權，還不能有個婆婆管。
為實現「自主管理」，1988年，這個副部級單位將中藥註冊評審職能攬入懷中。
藥品的多頭管理，並沒有帶來效率提升，反而成功把水攪渾。
在接下來的10年里，它和下放到省一級的藥品註冊評審一道，共同開啟了屬於「步長」們等一大批中醫藥「科技突破」的黃金年代。
直到98年機構大改革，成立了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理順了監管關係。
中藥的監管，才算初步重回地球軌道。
1997年，在綱領性文件《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黨和政府明確了新時期衛生工作的指導方針：
「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的關係，實現中醫藥現代化。」
「中醫科學化」的思想雖然王者歸來，但在實際操作中，到底是不是這麼一回事，還要看體制的努力，歷史的進程。
官僚組織的行為邏輯，就是事權事權，有事才有權，才有官位、待遇，把自己管的一攤子事儘可能鋪大，用此「體制化力量」換取官僚組織的「合法性」和自我膨脹。
仔細考察中醫藥局的行為，恰是如此。
根據中醫藥局的職能描述，第一條為擬訂中醫藥發展的戰略，起草相關法律規章。
關鍵是第二條：
「承擔中醫醫療、預防、保健、康復及臨床用藥等的監督管理責任。」
但事實證明，中醫藥局監管浮於表面，深層次問題視而不見。
最典型的，就是別具一格的中醫藥說明書。
2006年3月，葯監局發布《藥品說明書和標籤管理規定》：
「藥品說明書應當充分包含藥品不良反應信息, 詳細註明藥品不良反應。」
同年，在葯監發布的《中藥、天然藥物處方葯說明書內容書寫要求及撰寫指導原則》里，又給中醫藥開了後門。
在中藥的使用說明書里，關於不良反應、藥物相互作用、臨床試驗、藥理毒理、葯代動力學等五個方面都可以以「尚不明確」、「尚無信息」或「不列此項」等方式繞開約束。
有關「不列此項」的情況更直白：
「未按規定進行過臨床試驗的，可不列此項。」
「毒理研究是指非臨床安全性試驗結果，應分別列出主要毒理試驗結果。未進行相關研究的，可不列此項。」
葯監局曾在2017年搜集了市面上1618份中成藥的說明書，其中80.2%的說明書顯示「不良反應尚不明確」。
一些廠商更是把「尚不明確」，再度包裝成「純天然」、「植物製劑」、「無毒副作用」，甚至「有病治病，無病健身」等蠱惑人心的廣告。
先不說療效，肝毒性、腎毒性、中藥注射液不良反應，受害者還少嗎？
相反，在推動中醫藥產業膨脹上，特別上心不說，還顯得頗有鐵腕之風。
比如，根據2012年中醫藥局發布的《三級中醫專科醫院分等標準和評審核心指標》可知：
三級中醫院的中藥處方（飲片、中成藥、院內製劑）處方數占門診總處方數的平均比例要超過60%。
不考慮中醫院實際情況，而是採取一條線劃死的「硬指標」做法。
急切心情，可見一斑。
在新一輪醫改進入深水區的背景下，「為所欲為」的中醫藥，開始撞上另外兩大副部級單位的「紅線」。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讀過君臨年初關於葯監改革文章的讀者，一定對畢井泉之前那個「垂拱而治」的葯監局印象深刻。
首任局長按律問斬後，繼任者戰戰兢兢，寧可不為，不可錯為。
別說指導行業標準、規範的制定，就連藥物評審都能拖則拖。
2015年起，新一屆葯監班子在畢井泉帶領下，密集出台政策，以化學仿製葯一致性評價為改革突破口，鼓勵創新為改革方向，對醫藥行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疫苗案追責，他免職丟官，無數人為此擊鼓鳴冤，扼腕嘆息。
葯監改革，不會遺忘中醫藥。
如果說化學仿製葯一致性評價是存量改革，對自己的親兒子下手，大義滅親。
那麼對中醫藥這種「別人家孩子」開刀，存量利益複雜，增量改革就是阻力最小的方案。
查閱葯監法規庫，關於「中藥、天然藥物」的指導原則：
2006-2014年，9年時間，僅出台17項，而2015-2018年，短短4年就出台了23項。
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關於中藥新葯的臨床研究指導原則。
根據指導原則，中藥新葯的療效評價標準，總體上按照化葯的審批標準。
要知道，大樣本隨機雙盲試驗，是證明藥物有效性的黃金定律。
「實行中醫藥自主管理」的背後，就是以「自成體系」為借口，逃避雙盲試驗。
邏輯是個好東西。
你可以說中醫藥理論自成體系、中醫藥手段自成體系、甚至中國人身體自成體系。
唯獨不能說中醫藥療效也自成體系。
療效只有有效和無效兩種可能。
據君臨所知，別說FDA臨床III期，能通過國內臨床III期驗證療效的，中醫藥一個都沒有。
2018年是創新葯豐收年，葯監局先後批准了48個全新藥物上市，其中的10個國產新葯，有9個是全球首次批准的新分子。
一方面說明了我國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的成效；
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我國在創新葯領域取得的矚目成就。
與創新葯一片欣欣向榮比起來，中藥新葯無論是申報還是批准，皆一路走低。
來源：葯智網
無源之水，必將腐也。
水中那些無法驗證療效的魚兒們，焉能久存乎？
國家醫療保障局
2018年，新一輪機構改革，壓軸掛牌的國家醫療保障局迎來了首位主官。
這位名叫胡靜林的幹部，在財政部度過了20年的職業生涯，副手崗位上呆了9年，輔佐過四任財長。
歷史和人民在等待，等待他和他的團隊明確醫保局的風格和打法。
很快，這位幹部用行動給出了答案。
6月，他將首訪地定在福建三明。
地處山區的三明，是個老工業城市，未富先老特徵明顯，2011年前，三明的醫保基金早就收不抵支。
比全國老齡化提前十年左右的三明，順理成章成為醫改「極限生存」的樣本。
幾年間，三明以「二次議價」和「兩票制」為抓手，死摳成本，精打細算的醫改模式聲名鵲起。
2013年底，胡局長的同事，王保安副部長調研三明，此後三明醫改先後4次登上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並在2016年初直接向深改組彙報。
那年起，中醫藥板塊褪去昔日迷人光彩。
中藥板塊、化葯板塊、醫藥行業利潤增速對比| 來源：國家統計局，興業證券
從98年建立城鎮職工醫保制度，到03年新農合出台，再到07年城鎮居民醫保落地。
短短9年，我國從幹部到群眾，搭建了覆蓋人數近13億的三大醫保制度。
尤其是覆蓋人數最廣的新農合出台後，醫保大擴容，A股醫藥板塊也一路高歌猛進。
但醫保的第三方支付，全民買單模式，先天具有道德風險。
1、百姓雖享受報銷福利，但又缺乏統一協調機制管控藥物濫用；
2、各地方有自行加減、增補品種權利，傾向於鼓勵地方品種；
3、醫院醫生有逐利傾向；
如此般，看起來好像無人受損的全民買單，讓各方皆大歡喜的薅起醫保資金羊毛。
醫保支出短期快速膨脹，必然帶來醫保收入趕不上趟，醫保基金支付壓力持續增大，出現赤字的地區逐漸增多。
2010年底，以主導低價中標「安徽模式」的孫志剛調任醫改辦主任為標誌。
醫保控費，開始成為我國醫藥政策的主旋律。
對於醫療服務來說，廉價和高水平，構成了一個「既要馬兒跑還要吃得少」的悖論。
悖論雖然無法整體打破，但內部空間仍大有可為。
有了地方試點摸石頭，改革頂層設計者，很快就抓住了主要矛盾。
體現在醫藥流通環節，為兩票制推行，縮減中間環節；
體現在仿製葯領域，是一致性評價，提升仿製葯質量，加快進口替代；
體現在中醫藥方面，即限制輔助用藥的使用，減少無效葯的使用；
體現在創新葯模塊，則是加速醫保覆蓋，以量換價，創新優先。
2018年底，「4 7」帶量集采試點推行，斷崖式下滑的葯企報價，讓世人初識整合職能後的醫保局強悍戰鬥力，更展示了其堅定推行醫保控費的決心。
來源：網路
如果說帶量集采是無差別轟炸，那麼即將出台的輔葯目錄就是定點爆破。
2018年底，衛健委《關於做好輔助用藥臨床應用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發布。
文件直指缺乏循證醫學證據，但銷售金額巨大，臨床使用範圍廣泛，既增加老百姓看病負擔，還腐蝕醫務人員隊伍，又浪費醫保基金的各路輔葯。
並要求制定全國輔助用藥目錄，充分評估論證輔葯臨床價值，按照既能滿足臨床基本需求又適度從緊的原則，進行嚴格遴選。
來年2月，焦點訪談以一期《輔助用藥，從濫用到規矩用》的專題節目跟進。
節目中，一個骨折病人，用了總共9700多葯錢，8200是輔葯，其中光是「瓜蔞皮注射液」這個用於「行氣除滿，開胸除痹」的中藥，就花了5080，真正治療的葯其實只花了1000元。
來源：央視
3月兩會，胡部長斬釘截鐵表示：
「絕不讓醫保基金成唐僧肉。」
被業內戲謔稱為「神葯」的輔葯，即將迎來共和國之錘的暴擊。
尾聲
展望未來，對中醫藥來說，它面前的兩大國務院直屬的副部級山頭，一位從供給端紮緊了口子，一位從需求端捂緊了錢包。
負面的政策前景，是整個中醫藥板塊最大的不確定性來源。
形勢比人強，轉型迫在眉睫。
中醫藥企業要怎麼轉，屠呦呦發現抗瘧有效化合物——青蒿素的故事，就是明擺的例子。
從經典古方中找到靈感的屠呦呦，用鼠瘧模型不斷篩選嘗試，最終發現用沸點35℃的乙醚，才能提取穩定的青蒿素，並用嚴謹的試驗數據證明了對瘧疾有穩定的抑制作用。
但到目前為止，君臨沒有看到任何一家中醫藥企業，下決心轉型到用現代醫學科學方法來研究中醫藥。
反而試圖鑽政策漏洞、公關上下疏通，甚至搬出「文化傳承」的大棒，逆潮流而動。
鑒於此，我們認為應中長期看空中醫藥板塊，尤其是中藥注射液、中藥口服劑收入佔比高者。
君臨在寫作此文，翻閱史料的過程中，由衷敬佩衛生口老一輩專家的遠見卓識，抱著理解並同情的態度，嘆息時代的風雲變幻，領導人的無奈選擇。
老革命們否定中醫「空對空」的診斷方式，但從沒有否定中醫藥有價值部分，更沒有否定傳統文化中的瑰寶。
他們力推的政策，本質上無非是：
中醫應該成為現代醫學研究的對象，而非現代醫學研究的指導。
復盤青蒿素的故事，其實就可以看出，古代的杏林名醫們，千百年來用不計其數的人體試驗，粗糙的完成了現代藥物研發的第一步——海量篩選先導化合物的工作。
繼承和發揚，不正是中醫科學化大有可為之處么。
我們在無謂的爭吵和對抗中，多談了主義，少研究了問題，兜兜轉轉幾十年，才又回到當初的起點。
投資充滿著風險，我們不能拍拍腦袋就能輕易做出的決定。
除了基本面的機會分析，還需要對財務風險、業績確定性、業務競爭格局等進行更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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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君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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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史料部分參考資料
1、《中國中醫藥50年》 王致譜
2、《中醫工作文件彙編（1949—1983年）》
3、《賀誠傳》 馮彩章，李葆定
4、《中醫研究》2005年01期：從中醫進修到西醫學習中醫 張效霞、王振國
5、《健康報》1954年10月1日：周澤昭代表的發言——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們的發言
6、《挽救中醫》 呂嘉戈
7、《彭瑞驄訪談錄》 彭瑞驄
8、《財經》總第522期：如果自己都改不好，何談更大的改革？
9、《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
10、《建國初期的中醫進修（1949—1955）》畢小麗
11、《新中國經濟史》 蘇星
12、《八次危機》 溫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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