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歲的蔣介石遭遇人生的第一次慘敗

1927年8月12日，剛屆不惑之年的蔣介石遭遇人生第一次慘敗，被迫退出權力的中心舞台。

他在當天日記中記述了下野的過程：「參加執監委員會，與何、白、李預商主張，會中李、何亟欲與武漢遣使議和，似有不可終日之勢，詞迫勢逼，甚為難堪。余惟有以中央監察委員會之主張為依歸，即進退亦如之。李、白聞之大不為然，且藉此以為倒蔣之機會。畢，屬張群來，責問並勸余自決出處，避免目標，何似同意」，「故決心引退，再為革命根本之圖也。」蔣於當晚午夜12時乘車出發，心情黯淡地離開了南京。

通過蔣的記述，不難看出導致其下野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的逼宮。桂系李、白之所以如此強勢逼蔣下野，是因為徐州兵敗後蔣在軍事、政治上處境被動。

1927年4月寧、漢分裂後，雙方分道北伐,5、6月間，雙雙告捷。漢方北進至河南，與馮玉祥國民軍會師；寧方渡江北上，前鋒深入魯南，北洋軍閥正面威脅暫告消解。此時，寧漢雙方均無意繼續北伐，一面爭取馮玉祥的支持，同時轉向整頓後方。漢方的唐生智、張發奎部隊與馮玉祥部達成協議，將河南交馮部佔領，撤兵南下。蔣分析漢方的意圖稱：「其以豫交馮，而以全力鞏固兩湖後，或南下攻粵或東下攻寧，皆在意料中事也。」

由於擔心漢方東下攻寧，加之馮玉祥態度曖昧，蔣對是否接續北上攻魯猶豫不決。6月1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六時起床，思索大局之處置，約分二策，如馮能坐鎮武漢，閻能出兵京津，則我軍應占濟南，此一策也。否則馮聯共黨以謀我，則閻如出洛，張如出鄭，則我軍應取武漢，以搗其剿穴；若馮不聯共，閻不入京，則我軍如能以小部取膠濟路更妥，否則以小部防守臨城、沂州一線，以主力集結於臨城、徐州、蚌埠、臨淮、浦口一帶，以觀變化。」

通過這則日記不難看出，在當時馮、閻態度都不很明朗情況下，蔣主張只留少量入魯部隊防守臨城、沂州一線，而屯重兵於臨城、徐州、蚌埠、臨淮、浦口一帶，靜觀其變。

隨著漢方東征意圖越來越明顯，蔣為了避免南北兩面作戰，於6月底下令魯南一線部隊改攻為守，除留部分前線部隊分道鎮守魯南各要隘外，其餘各部均即開始南撤。寧方入魯部隊的回撤為張宗昌、孫傳芳的直魯聯軍提供反攻的機會。7月24日，徐州為直魯聯軍攻陷。對於徐州失守，蔣雖在日記中痛責守城將領王天培之膽怯貪婪，但他自己作為最高軍事指揮也難辭其咎，他致李濟深的私人函電中稱：「此次入魯部隊以戰術而牽動戰略，此中正舉棋不定，胸無定計之過也。」

徐州棄守後，蘇北門戶洞開，寧方部隊蘇北、魯南一線部隊全線動搖，直魯聯軍大有一鼓而下江南之勢。鑒於形勢危急，蔣決定親往前線督戰。7月25日，蔣介石率第一軍第二十一師赴蚌埠，準備北上一搏。蔣急於趁直魯聯軍新下徐州、立足未穩之機，一舉收復徐州。他在尚未與自東向西沿隴海路進攻的白崇禧第二路聯絡，也不知道右翼王天培軍進展的情況下，於8月2日，親抵距徐州城僅7里的雲龍山麓督戰。他不惜孤注一擲，下令將手中最後一支預備部隊六十一團用於增援雲龍山方面的戰鬥。

2日午後，徐州戰事風雲突變。敵軍緊急自後方及戰事較為平緩的隴海路東段抽調大批兵力，向突進最快的左翼王天培第十師全力反撲。左翼陣地失守後，敵軍全力向雲龍山反攻，夜襲第六十一團，致使該團死傷過半，子彈告絕。3日凌晨，蔣只好忍痛下令退卻。徐州攻擊戰功敗垂成。事後，蔣痛定思痛，在日記中總結此次失敗的原因：「輕敵驕急，一也；交通未籌備，補充不濟，二也，各部未就開進位置先定期攻擊日期，三也；余親自督戰前線，而致各方政治、軍事不能兼顧，四也。此次應用政治方法可以解決徐州，而乃一意輕敵深進，是餘一生之大病，戒之。」

軍事上的失利令蔣在內部政治鬥爭中的處境更為被動。在北軍兵臨城下之際，以蔣為首的寧方決定採取「和漢戰奉」的策略，決心與漢方和解。但以汪精衛為首的漢方在與寧方和解的同時，極力拉攏桂系一起倒蔣。此時，陳兵蕪湖、南京一線的桂系態度舉足輕重，成為左右寧漢局勢的關鍵。早已與蔣貌合神離的桂系怎會放過這一取而代之的良機呢？在8月12日召開的中央執監委員會議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聯合蔣之親信將領何應欽一起，言詞相逼，請蔣自決出處。蔣介石面對桂系的挑戰，馬上想到了用武力解決問題，自稱「此時寧滬駐軍皆我第一軍勢力，即消滅駐蕪之第七軍，亦非難事，余何人斯，為人逼迫竟至於此。」但他最終以大局為重，選擇下野避讓。

蔣介石的下野，使武漢方面失去了東征的借口，促成寧漢之間的和解，從而減輕了寧方所面臨的軍事壓力。

蔣在處境不利時，能夠順勢選擇下野，這為他日後之復起贏得讚譽。當時尚在武漢的政壇耆宿譚延闓在日記中對蔣避讓之舉讚賞有佳，評價稱：「得南京電，介石已下野，不知自動與，抑被迫也。然就個人論，得此結束，尚可有復起之機，吾平日總信其有此一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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