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生申請麻省理工全軍覆沒？美國大學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撰文/魏陽，學者

前幾天被一篇文章刷屏，標題是「美國麻省理工零錄取中國學生，斯坦福取消中國大陸面試」。文中說，2019年麻省理工的EA錄取名單里，沒有一個中國大陸學生。這則消息，讓走國際教育路線的中國家長和學生們很焦慮。

但是細看之下，事實遠沒有標題那樣聳人聽聞。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美國大學的申請流程。美國大學本科生的錄取，分為早錄（Early Action或者EA）和常規錄取（Regular Decision或者RD）。早錄比常規錄取早一輪。報名截止日期一般在每年的11月上中旬（各校不盡相同）。通過早錄，招生委員在常規錄取之前，會先招收一些優異的學生。早錄又分兩種。如果是有限制力的（restrictive early action）的早錄，那麼一般來說，被錄取後就必須去那個大學。如果是沒有限制力的，那麼即使被錄取，依然可以申請其他大學並接受錄取通知。

說白了，這有點像中國大學的提前招生。

在早錄之後，當然還有常規錄取。常規錄取報名截止日期在早錄之後，從當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不等。

這次刷屏的消息，是說麻省理工的早錄中，沒有中國大陸的學生。

這當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因為還有之後的常規的申請。當然，在敏感專業簽證緊縮的背景下，有些專業的研究生招生確實會受到影響——因為學校會害怕中國學生最終無法來美國而減少錄取。但是，本科專業的招生，很難說受到了最近政府政策的重大影響。據國際教育機構「爸爸真棒」和「真榜」的初步統計數據，今年被麻省理工錄取的中國籍學生，至少已經有11人，比去年還多了三人。被斯坦福錄取的大陸籍學生也至少有26人，比去年人數還多。

這哪裡是什麼「全軍覆沒」？

這樣的文章會刷屏，大概還是因為社會背景下的焦慮。這種聳人聽聞的新聞，讓很多讀者有種疑問：美國的大學也在圍堵中國嗎？

關於美國高等教育，有幾點應該澄清。

美國聯邦政府政策，對於大學的影響非常有限。這是因為，美國的大學，不受美國教育部領導，享有很大的獨立性。美國的公立大學，會接受州政府的撥款，所以有義務招收一定比例的州內學生。但是對州政府的義務，也就僅此而已。在其他的招生、教學、科研等領域，州立大學享有高度自治。而美國的私立大學，比如常春藤盟校，由於財政獨立，其自治的程度，比公立學校還要更高。招生章程和管理的規則，全部都由學校自己決定，甚至不必向外界公布。哈佛大學最近幾年被亞裔團體控告招生歧視，才勉強透露了一些招生的原則。可見，之前招生的章程，完全是學校自己決定。不會受政府的影響，更不受政府領導。

無論公立私立，美國大學的日常運作，一般都由各種教授組成的委員會進行管理。重大決策由校長和其他校務官員決定，報告給學校董事會批准。值得注意的是，學校的管理層，大多是由在本學科內取得學術成績、教學成績斐然的教授組成，不會出現政府任命校領導，外行領導內行的情況。雖然校董事會有非學術領域的政商界人士，但是董事會的功能只是監督和批准重大事項，一般不插手學校的日常工作。比如，大學校長和院長的人選，就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由校內教授組成的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來組織面試和遴選，徵求校內師生和校外同行的意見，形成一個公平的決定，並最終報給校董事會批准。

可以說，美國的大學，體現了美國民間的自治傳統。

學校的獨立，關鍵在於美國教授的終身教職制度。這項歐洲中世紀的傳統，讓美國的大學教授，在任職6年後，可以獲評終身教職。之後，沒有極特殊的原因，學校不能將其解僱。這種鐵飯碗，保證了教授面對政府權威，多少可以保持獨立批評的姿態，而不淪為權勢的附庸。

美國的大學，不僅不受政府領導，還往往會成為批評政府的中心。這很有點像我國古代學校的「清議」傳統：學校保持思想的獨立，不斷批評政府的政策，成為輿論形成的中心場所。且不說遠在越南戰爭時期，是美國大學師生的抗議，最終讓美國政府從越南撤軍。最近幾年，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的高校教授，以其濃厚的自由派色彩，一直在抨擊特朗普總統的各種政策；從移民、醫療、金融，國防、到外交，幾乎在每個領域，都能聽到來自大學的批評，把總統罵了個無微不至。

比如，特朗普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就特別不給總統面子。特朗普曾說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學校」。可是賓大沃頓商學院的院長Geoffrey Garrett就很不同意總統的政策。2018年5月，Garrett院長在講座中聲稱：中國在積極政府引導下的創新政策，與美國不同。美國應該理解各國的差異。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是由於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不同地位而造成的，特朗普政府人為干預貿易的努力，只能是徒勞的。Garrett認為，中國政府一直在防止人民幣貶值，根本沒有出現如特朗普所說的，壓低匯率鼓勵出口的意圖。Garret還認為，所謂中美的貿易赤字問題，在美國更多的是一個政治上的幻覺。本質上因為社會的貧富分配不均，普通美國人在過去十幾年中，無法從科技創新中得到好處，於是認為是墨西哥移民和中國工人搶走了自己的飯碗。總之，在Garret看來，該校畢業生特朗普對中國的指責，是一種「雙重標準」。

就在前兩天，當美國提高關稅之後，又有不少美國大學教授，紛紛提出批評，認為貿易戰的最終受害者將是美國普通消費者，他們將為高漲的物價買單。比如，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就批評特朗普目前的要求過於苛刻，「不是談判的基礎」。

這些高校教授的觀點是對是錯，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美國大學對於政策的批評，卻是源遠流長、擲地有聲。

另一個例子：從去年開始，特朗普政府出於對華的競爭性政策，收緊了敏感專業的對華簽證。這在美國高等教育界引發了一片反對的聲音。據2018年7月《紐約時報》中文網報道，該政策引發了大學普遍的憂慮。文章引用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研究國際學生流動性的教授珍妮·李(Jenny Lee)的說法，「中國研究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為自己尋找更好的機會」，絕非間諜。簽證緊縮，最終會損害美國高校的經濟收入和科研力量。多所高校高度評價了中國留美研究生對美國科研的傑出貢獻，認為對華簽證的限制政策，不僅妨礙了學術自由，而且是一種針對華人的「種族主義」。

這些例子說明，美國從來不是一塊整鋼，大學有自己的自治傳統和自由精神。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高校，即使在冷戰中，也從來沒有成為政府的傀儡。比如哈佛大學的學術權威費正清教授，在中美外交完全中斷的情況下，一直在批評當時美國政府的對華「遏制」政策，呼喚更為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力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美國的大學中，一直凝聚了一大批熱愛中國的知識分子。

因為一屆總統的競爭性對華政策，而抵制所有來自中國的學生，這在美國高校的自由和自治傳統中，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情。

這讓人想起我國古代思想家黃宗羲，對「學校」的期望。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寫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以為是，而公其是非於學校。」 就是說，總統說的話，也未必是正確的。所有的政策和意見，都應該在學校里，公開的討論，讓天下人知道是對還是錯。

我想，這可能就是美國大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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