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年前的烏克蘭發現「陰陽太極圖」，亞洲文明到底有多震撼？

前不久，美國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聲稱，中美之間是文明和人種的競爭，這一言論引起軒然大波。

這位官員名叫凱潤·斯金納（Kiron Skinner），是美國國務院的政策規劃主任，她宣稱中美間的競爭是真正的兩個文明和兩個人種間的爭鬥，並進一步宣稱「這是第一次我們面臨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而斯金納的另一個身份，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與國際關係博士。

這種以人種、種族塑造「文明衝突」的觀點，也許並非她一人的「專利」。早在19世紀，「黑人到底是不是人」這樣的問題，就成為了歐洲的熱門話題，且真有一些人一本正經地論述「黑人」不是「人」而是「牲口」。更要注意的是，這一話題所言的「黑人」經常是廣義的，在極端思想流派者那裡，往往包括亞洲等地的有色人種。

這樣的思維至今仍能在歐美有所延續，實在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而有西方學者認為，像某個膚色或種族特徵的人群「是不是人」這種問題不會發生在亞洲，因為那裡存在另一種解讀文明間關係的方式，並且，有著悠久的傳統。

距今約600萬年前，人類的遠祖圖根原人誕生；距今約200萬年前，直立人出現。自此，人類作為一個共同體開始緩慢成長，直至文明共同體創立。

人類作為共同體，首先是生物共同體，即具有作為人的基本基因和解剖學特徵，然後依靠其不斷增長的智力和組織協同能力，脫離於動物界，組成了文化共同體，形成了由共同生活中價值紐帶聯結起來的穩定的人群集合體，亦稱人群共同體。共同體既包括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形成的家庭、氏族和部落，也包括以共同的經濟生活、居住地域、語言和文化心理素質為紐帶形成的部族、民族等。

共同體的概念相當於社會組織系統。從絲綢之路的起源我們可以看到，從血緣家族到部落協同，從工具協作的認知到實體融合，從部族文化到民族文化，從天與神支配人到天地人的互動，從宗族文化與城邦文化到國家認同，從國家間的交流到國際傳播，從王國型文明形態到帝國型文明形態，再到今天的共和型文明大時代，交流作為協同的核心要素不斷創生和傳播著新的文明形態與價值特徵。

為描述文明交流互鑒的方式、規模、水平與傳播形態，人類常常通過所共同擁有的媒介與工具形態來表達文明的集群特徵及其發展模式，於是便有了青銅文明、絲路文明、數字文明等文明集合體的概念，可與民族文化共同體、國家形態的文明體等社會組織概念做出互相緊密關聯的解讀。

從絲綢之路興盛的經驗和今天亞洲文明的復興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文明交流互鑒及傳播與發展的動力機制和價值機制，這就是社會治理與公共服務的有效性與保障性、大眾信仰機制的多元性與基本價值的認同性、市場交易及其規則的可靠性與發達程度、生產技術的先進性和可擴散性、民族和睦與融合的途徑與程度、不同文化群體之間互相交流和學習的方式等文明協同的要素與價值不可或缺。

從這裡，我們將再次讀懂「一帶一路」倡議的歷史脈絡、亞洲文明復興的必然趨勢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演進的邏輯基礎。

1

世界文明的軸心地帶：

絲路文明的動力機制與亞洲文明的成因和機理

軸心地帶：世界文明交流最密集的區域

如果一起閱讀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的話，我們很容易發現：從北回歸線23.5°N到北緯45°N之間，從太平洋東岸到地中海和黑海以及亞洲大陸的廣大地域，叫做亞歐非大通道，這是世界文明的軸心地帶，是世界文明創生傳世、交流傳播最密集的區域。

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流域文明體系，都誕生在這條軸心地帶上，即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與恆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蘇美爾與古巴比倫文明、黃河與長江流域的中華文明。

考古發現，距今8000到7000年，文明創生的遺址如滿天繁星，大量分布在這條軸心地帶上。

這個時期，中華大地上形成了仰韶文化、賈湖文化、大地灣文化、新樂文化、趙寶溝文化、北辛文化、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等等，開始大量出現最早的刻畫和書寫符號。

亞洲西南部和中亞地區開始用冷鍛法加工天然銅。印度河流域出現梅爾伽赫遺址、美索不達米亞發現最早的印章文化、蘇美爾人也開始實行灌溉農業。

彩陶之路與太極之路

彩陶之路。發端於距今8000到7000年的陶器文化遺址在世界文明的軸心地帶的東西兩端出現。中國和西亞的陶器似乎並沒有多少聯繫。而自距今6000年開始，在這個軸心地帶的多條道路上，有很多相隔成百上千乃至於上萬公里的文化遺址，其眾多陶器和彩色陶器的工藝、形制、花紋、樣態、符號有連續和部分連續的高類同性。這些數以百計的文化遺存，因其存在連續性而被稱為「彩陶之路」，從太平洋東岸直達東歐。這就是彩陶文明共同體。

太極之路。在距今7000年的烏克蘭特里波耶遺址，考古學家於19世紀末發現這裡有規模巨大的城市、發達的天文成就和藝術表現力，同時還發現彩陶片上有兩個符號──「陰陽太極圖」和「萬字元」。幾乎同一時期，在9000公里開外的中國安徽省蚌埠雙墩遺址，考古學家發現陶器刻畫符號中，也有類似的陰陽太極符號。我們不能肯定這是東西方直接交流的表徵，但至少可以判斷：這些符號是亞歐文明大通道上，數萬年以來人們通過緩慢遷徙交流產生的一種共同的文化積累。

青銅之路與玉石之路

青銅之路。在這個軸心地帶的多條道路上，有很多距今4000年至2000年相隔千百公里的文化遺址，表明從西亞到東亞的青銅技術在相互傳播，如青銅冶煉技術的東傳和青銅模製技術的西傳，連西伯利亞也有距今4000年到1000年的多處青銅文化遺址，連同更多如牛、馬、羊等馴養技術觀念和自然崇拜觀念的互相影響，在廣袤地域形成了青銅文明共同體。

玉石之路。距今1億年的喜馬拉雅-崑崙-帕米爾造山運動，使得其山頂雪水順河向兩側沖刷形成各種顏色品種石料的河谷，多條河谷綿延數千公里。印度稱這些石料叫做「寶石」，中國叫做「寶玉」「玉石」「玉」「崑崙玉」等。其中，昆崙山下的和田玉石最為著名，質地溫軟、晶透。《管子》《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先秦文獻對古代中原地區所用之玉多取自和田、昆崙山等地就有不少記載。距今6700年左右的陝西姜寨遺址就出土了和田玉用品，距今3200年的殷商婦好墓則出土了數百件和田玉物件；而在巴基斯坦古城塔克西拉，曾發現過公元前1世紀來自和田的軟玉。這就證明存在玉石文明共同體。

數千年來，絲綢之路的「前世今生」彰顯了亞洲文明起源和輝煌的動力機制：交流傳播與交互影響。其輝煌來源於軸心通道與絲路文明的共同創生：彩陶之路、青銅之路、玉石之路，小麥之路、稻米之路、牛羊之路、寶馬之路、犁鏵之路、朝聖之路、翻譯之路、草藥之路、蔬果之路、茶葉之路、火藥之路、造紙之路、印刷術之路、香料之路、瓷器之路，乃至於征服、戰爭、衝突之路等指稱，還有從地理景觀上的「草原之路」「綠洲之路」「崇山峻岭之路」等等，非常詳盡地表明了物質、技術與信仰觀念的交流大歷史，決定了絲路文明共同體創立和發展的必然性。

交流互鑒：亞洲文明輝煌的基本原理

由於文明交流互鑒的積累，世界文明軸心時代的五大文明思想體系中的四個誕生在亞洲：猶太教、瑣羅亞斯德教、佛教、儒家等。甚至連古希臘哲學也與小亞細亞有著豐富的聯繫。

也由於文明交流互鑒的積累，今日世界上信眾最多的五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全部誕生在亞洲。

以這些思想體系為基礎，在16世紀之前，以絲綢之路為共同體的大型文明體有：中華大漢、中華大唐、古波斯的安息與薩珊王朝、印度孔雀王朝、印度笈多王朝和莫卧兒王朝、中華宋遼金、蒙元、阿拉伯帝國、拜占庭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中華大明王朝等。

從政治文明的角度，中華文明表現為三種形態的演進：邦國與邦聯主政時代，大體就是黃帝和堯舜時代；王國與聯邦王政時代，大體相當於先秦的夏商周三代；帝國與帝制央政時代，就是秦漢開端的郡縣制和羈縻制，羈縻制相當於後來的「因俗而治」的自治區域或聯邦區域。這三種文明形態的發展與古埃及、古印度、古羅馬、古波斯以及美洲的印第安文明的演進過程都有類同性。

這些讓我們得出了文明傳播學的一個重要結論：

文明通過交流創生共同體。在邦國與邦聯主政時代，這種交流具有本能意義上的自發性，彩陶之路就是證明。

文明也是通過交流創建擴展共同體的。在王國與聯邦王政時代，這種交流具有理想意義上的自為性，青銅之路就是證明。

文明還通過交流創立完善共同體。在帝國與帝制央政的郡縣制和羈縻制時代，這種交流具有行為意義上的自主性，最為暢通的絲綢之路和鐵器之路就是證明。

大型文明體是絲路文明共同體的支柱

帝國是世界文明史上具有規律性的一種文明形態，儘管後人對這個概念加上了「主義」二字，變成帶有侵略性奴役性的貶義詞。而在人類社會數千年來的歷史中，帝國是跨文化而疆域廣大的多民族統一體，往往處於跨區域跨文化的文明高峰時代，如今我們稱之為大型文明體。

在一定的地理空間和一定時期範圍內，具有基本相同的文明體系的國家或社會，即構成了文明價值與文明秩序具有內在關聯的文明帶，如今我們稱為文明圈。文明圈是歷史上因地緣文化關係和交流交往的秩序形成的，亞洲是一種典型。大型文明體的作用至關重要。

許多經濟史學者認為，在王國聯邦和帝國央政等大型文明體中，由於跨文化的治理機制使得社會分工精細化，需求易於旺盛，規模經濟易於呈現，更由於關稅壁壘的減少和安全性的提高，社會交易成本大規模下降，經濟技術與文化活動的邊際效益易於體現。

與歐洲中世紀的文明形態不同，在大型文明體的支撐下，絲綢之路的亞洲各文明圈曾經多次成為世界上最自由、最富有、最安全的軸心地帶。中國、波斯-印度、阿拉伯-伊斯蘭等文明圈的大規模交流發展，使得絲路亞洲的經濟文化與科學技術發展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直至公元1800年前，世界經濟總量的大約70%以上都出自這個軸心地帶的亞洲部分。

歷經衰落後，在20世紀，亞洲絕大多數帝制、王權制、教主制和單一民族制國家都向實質性的共和文明體制轉型。由於傳統歷史文化根深蒂固的聯繫，亞洲絕大部分地區的人們相處和睦。

在21世紀，伴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以實質性的共和文明體組成新的東亞文明圈、東南亞文明圈、南亞文明圈和中亞西亞文明圈都有復興趨勢。於是就有了「一帶一路」的倡議與開端。

2

世界文明的軸心時代：

絲路文明的尋夢機制與文明思想共同體的形成

世界文明成熟期的五大思想體系

公元前1000年後，世界文明的軸心通道進入了軸心時代，其標誌是形成五大思想體系，其中四個誕生在亞洲：

一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明歷經蘇美爾、古巴比倫和亞述，誕生了希伯來文明與猶太教的先知；

二是古希臘吸收了地中海的邁錫尼、克里特、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之後，出現一批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

三是伊朗高原的卡倫河與戈爾甘河兩河流域出現了古波斯文明及其被中國稱為祆教先知的瑣羅亞斯德；

四是印度河與恆河歷經了哈拉巴、吠陀時代進入佛陀時代和阿育王的孔雀王朝；

五是中華文明歷經夏商周三個朝代進入百家爭鳴時代，有了老子、孔子等一批思想家。

就在這1000年里，誕生了古希臘與古羅馬、古波斯、印度孔雀王朝、亞歷山大帝國、中國周秦漢三代等大型文明體。

「軸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概是在北緯30度上下，即北緯25度至35度區間。西方學者認為，這一階段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此時人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出現了如「終極關懷」「人文精神」「道德底線」「社會公正」等思想的「覺醒與頓悟」「苦難與解脫」「反思與超越」「理想與願景」，塑造了人類文明思想共同體的基座。全球經濟交往與文化交流的思想基礎由此得以奠定。

文明思想共同體與文明尋夢的動力

人類在文明交流中總是在不斷地設計對未來的夢想，也不斷地調整夢想實現模式，竭力尋找和創造更好的生存發展方式，這就是文明尋夢。

為什麼人類擁有絲路文明共同體？我們可以看到，在世界文明史的軸心時代，人類的文明尋夢有可靠的記載傳世，這種精神財富可稱為文明思想共同體：人類擁有了中國神話與百家爭鳴、波斯神話和瑣羅亞斯德教的先知、希臘神話與哲學、印度神話與佛陀，擁有了周穆王、居魯士、阿育王、亞歷山大、漢武帝等君王們的身體力行；在這個文明思想共同體的基礎上，絲路文明的尋夢機制和人文價值開始產生，為後來的各大文明體徹底開通絲綢之路做了精神準備。

在各大文明體神話傳說中，集中表現出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尋夢機制，即人們希望通過交流而實現美好生活的願景。

在中國，文明尋夢是有方位的

在中國，上古神話傳說體系與歷史記憶有密切的關係，可分東向神話、西向神話、中原神話和楚地神話四大類。東向神話被稱為「蓬萊神話」，包括以海上神仙所在的島嶼「扶桑神話」、東海龍王、八仙過海等等內容，是中華海洋文明的夢想。中原神話傳說包括伏羲文化、黃帝文化以及燧人氏、有巢氏、神農氏、倉頡、后稷的種種傳說，也就是易文化與開國戰爭及民族融合的故事，代表了中華政治文明的夢想。楚地神話主要是屈原詩作中的東皇太一、雲中君與東君等一系列內容，後大量傳承於道教文化之中，以老子作為太上老君統領眾神，代表了精神自由與思想通天、關係融洽和身體安康的文明尋夢，這是一些西方思想家將老子的道家思想視為養生哲學與生態哲學的緣起。

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神話體系是西向神話，被稱為「崑崙神話」，包括女媧補天和盤古開天地、西王母的故事等，代表了中華西域文明的夢想。這四類神話可以被看作是中國人和諧萬邦、天下一家共同體觀念的由來。

有一部名叫《穆天子傳》的古書，相傳其中記載有公元前10世紀周穆王與西王母在瑤池相會的故事，很是生動。現代研究者認為，這是試圖出訪西方國家的第一位中國元首，他從中原出發，遠達中亞，會見了西王母娘娘，並以絲綢作為國禮，贈送給到訪的國家。這大概是關於絲綢西傳最早的記載。其記載「獻白玉石……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穆天子賜「黃金環三五，朱帶貝飾三十，工布之四」等，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物資交換的規模、方式、品種。

這個記載如今叫做傳說，反映了中國人向西尋夢、渴望交流的史實。

古希臘向東的文明尋夢：賽里斯

遠在地中海的古希臘、遠在伊朗高原的古波斯就有向東的文明尋夢證據。

在古希臘神話中，描寫的愛情、物資交換、技術傳播和戰爭的故事都是向東的，《金羊毛》主要是與黑海沿岸國家交往的故事，荷馬《伊利亞特》主要描寫的是小亞細亞的特洛伊城發生的戰爭故事。在古希臘人的眼中，向東，象徵著財富，象徵著冒險、不屈不撓的意志和對幸福的追求。

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所著《歷史》認為：「東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搖籃。」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文獻第一次將中國叫做「賽里斯」（Seres），意為蠶與絲，或是蠶絲之國。這個時候，中國已經進入戰國時代，而中國絲綢也已經進入歐洲很長時間了。

波斯神話中的太陽神與祆教也在向東

在公元前3世紀以前，中東地區一直是世界文明發展的中心之一，這一地區的發展沿著從城邦到地區性王國到洲際大帝國的軌跡前進。波斯帝國是上古中東諸文明的集大成者，作為歷史上第一個地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它的創立者居魯士以其一生不斷征服和對被征服者的寬容而著稱於世。

公元前5世紀，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大流士一世下令修建一條貫通全國的「御道」，以蘇薩古城（今在伊朗境內）為起點，一直延伸到帝國的西域邊陲撒狄古城（今在土耳其境內）為止。這條御道的出現，使得帝國內的遠途貿易與交流，以一種前所未有、無人能夠預料的方式開展起來。

發源於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稱為祆教、拜火教。以光明壓制黑暗，強調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強調道德，提升「人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包含人文精神，在鼓勵貿易自由和公平交易方面厥功至偉，對後來的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深遠的影響，是古代宗教由多神發展為一神的重要階段。這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外來宗教之一。據考證，湖南、河南等地鄉村的篝火舞蹈和禮拜儀式帶有祆教的影響，有些民俗遺存還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在古波斯神話中有一個主神叫做太陽神，由於太陽是從東方升起的，這個神的名字就叫密特拉。其名在古波斯語中意思為交往、和諧、和平、友誼等，對那些不遵守契約之人會給予嚴懲。密特拉擁有調整自然秩序的神力，可以保障雨水充沛和草木豐茂，使人類能夠安居樂業。由於波斯帝國向西先是與古希臘、後與古羅馬發生衝突，所以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裡，此神主管向東的貿易與交往，是波斯商人群體的保護神。

記錄了亞歷山大攻打波斯大流士的戰爭場面。

亞歷山大帝國：絲路上第一個大型文明體

在向西尋夢的周穆王的故事發生600年後，希臘文明向東尋夢發生在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東征的故事中。這位亞里士多德的學生，擁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戰略稟賦，向南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國家，向東征服了黑海沿岸國家，直至印度。他實施宗教寬容、民族融合、厚待知識分子等具有現代文明價值的政策，推廣希臘藝術的同時，汲取沿途各國的工藝文化，大力發展貿易，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開啟了文明史上的希臘化時代。

亞歷山大征服波斯後，不但厚葬了他的對手大流士三世，而且當了他的女婿，並鼓勵其將領和士兵在波斯和其他被征服的地區娶妻生子。他去世之後，其軍事將領們所建立的各個王國，繼承了他的遺訓，使得歐亞非商路通暢。埃及托勒密王朝所建的亞歷山大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見證了中國絲綢抵達非洲。

這時中國已處於大漢文明時期，再次顯示了絲路文明共同體將成為世界文明融合發展的趨勢。

3

世界文明的自為階段：

絲路文明的聯通機制與絲路文明共同體的創世

大漢文明：昆崙山作為絲綢之路的文明標識

昆崙山系綿延2500公里，橫亘中亞，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至四川西北部，曾經被西方地理學界稱為「亞洲脊椎」。崑崙山脈與青藏高原的冰川融雪是中國幾條主要大河的源頭，包括黃河、長江、瀾滄江（湄公河）、怒江（薩爾溫江）和塔里木河等。浩浩蕩蕩的大江大河共同構成中華文明的流域文化集群。

這是世界歷史上文明密集度最高的山系，其西南部有印度河、恆河流域文明，其他方位則是構成中華文明的四大主體組成部分：其東南方有長江文明，其東北方有黃河文明，其南有藏域文明，其北有西域文明。這些地方多數在漢代中國疆域內。公元前2世紀，張騫通西域，標誌著絲路文明共同體的形成。

大一統文明的優勢出現了，比如，中國人掌握生鐵液態冶煉技術比歐洲早了1500年。中國人開始大規模製造各類質量上乘的鐵器，這些鐵器在農業生產領域及軍事領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文明的軸心地帶出現了鐵器之路，西域和中亞西亞開始了鐵器技術交流時代，並通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向西遷徙路線逐步向歐洲進發。

東漢科學家張衡所作《二京賦》的「二京」，即指漢的西京長安與東京洛陽。此賦很生動地再現了那時的商市、街道、豐富的貨物和買賣雙方熱鬧的交易活動。實際上，全國的統一大市場已經開始建立，廣大農村地區的集市自由貿易體制已經形成。

絲路文明在相向而行：大漢向西、羅馬向東

在大漢文明的時代，西方的古羅馬文明也處在巔峰時期。長安向西、向大秦，羅馬向東、向賽里斯。歷史出現了這樣的共同特點：兩大世俗文明體的軍隊開到哪裡，貿易市場就出現在哪裡。大漢文明的西域都護府和羅馬軍團的東方據點中間只隔了一個繼承波斯文明的安息國，安息國成為絲路上最大的貿易中轉站。

公元97年，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最遠到達了當時與漢朝、羅馬和貴霜並列的帕提亞帝國（安息）西界。臨大海欲渡時，被安息船人以渡海艱險為由勸阻。

《後漢書》也記載了公元100年羅馬帝國某馬其頓行省的商務使團到達中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120年，有來自大秦國的雜技表演者及魔術師隨西域人一起來到中國。《後漢書》的《大秦傳》里介紹了羅馬帝國的地理、都城、道路，以及經濟生活和商業，物產乃至風俗和皇室禮儀等，其詳細程度超過對其他國家的介紹。

大約到公元1世紀，在羅馬作家的作品裡有關「賽里斯」的描寫逐漸多了起來。如著名詩人維吉爾、賀拉斯和奧維德，博物學家普林尼等人都在著述中提到了東方的「賽里斯」。雖然這些西方古典文獻中關於「賽里斯」的具體地理位置說法不一，但「賽里斯」位於遙遠東方且為產絲之國是他們的共識。

羅馬歷史學家弗洛魯斯還記載了在羅馬皇帝奧古斯都時期（即公元前27～公元14年），前來與羅馬帝國交好的各國使團中，有來自賽里斯國的使者，其實就是商人。這是中國人到達羅馬帝國的首次記載。

兩千多年後，「羅馬第一軍團失蹤之謎」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一個課題。研究者認為公元前53年，克拉蘇所率7個羅馬軍團在卡爾萊(今敘利亞的帕提亞)戰役中慘敗給安息軍隊後，克拉蘇的長子普布利烏斯率領第一軍團突破安息軍隊防線，沒有再回到羅馬，不知所終。據考證，其最大的可能是定居中國河西走廊涼州某地。澳大利亞學者戴維·哈里斯於1989年意外發現，漢朝安置羅馬軍人的地方，就是今天的甘肅省永昌縣驪靬遺址。儘管基因檢測並沒有證明當地人是羅馬人的後裔，但並不影響該遺址成為一個熱門旅遊景點。

這些古籍記載和研究發現，都說明公元前後佇立於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兩個偉大的文明體，曾經有過遙相映照、相向探索的尋夢過程。

朝聖之路：信仰文化在絲路上匯聚

在漢代，中國確立了信仰自由原則，所有人的信仰不會受到官府的干預，除非犯法。所謂「獨尊儒術」，是行政程序和社會規範問題，不屬於信仰問題。中國人從來不認為皇帝及其官員是什麼教主或某個宗教意識形態的領袖。

古代的大型文明體是信仰和貿易自由的國度，通過信仰自由融合匯聚成優秀文化群落。漢代以來，世界歷史上的主要宗教都能在中國等絲路文明共同體中生存，道教、佛教（包括藏傳佛教）、婆羅門教、印度教、薩滿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摩尼教、太陽教、猶太教等，連呂宋、馬來群島上的土著宗教在中國也有足夠的生存空間。從這些教名就可以想見當年曾經有多少外國人嚮往中國。

公元4世紀的希臘史學家馬爾塞林記載商人對中國的描述：「賽里斯國疆域遼闊，沃原千里……物產也很豐富，有五穀雜糧、乾鮮水果、牛羊牲畜，真是應有盡有，品繁而量眾。那裡的城市較為稀疏，但規模較大，物產豐富，人煙稠密。賽里斯人完全不懂得進行戰爭和使用武器，最喜歡安靜地修身養性，所以他們是最容易和睦相處的鄰居。在他們那裡，晴空萬里，皓月明朗，氣候溫和宜人，即使颳風也不是凜冽的寒風，而是和煦的微風。」

中國當時正處於魏晉時期。以上描述完全符合當時大中原地區的地理氣候特點。

五大支柱托起絲路之花的燦爛

地跨南亞到今阿富汗的貴霜帝國的貿易相當發達。農耕與游牧地區之間存在著活躍的貿易，穀物、水果、手工藝品和武器等被運往游牧地區，毛皮、牲畜、紡織原料、肉類和乳品等銷往農耕文明區。絲綢之路上貴霜商人南下南亞，東進中原，西經安息入羅馬帝國，把東方的絲綢、香料和各種奢侈品運到印度和羅馬，把羅馬人的武器運到東方。中國則從中亞獲得了葡萄、蠶豆、石榴、番紅花、核桃等物種。

中亞地區，有一個國家名叫大宛（今土庫曼一帶），出汗血寶馬，獻於漢朝。漢武帝大喜，稱其為「天馬」。公元前130年左右，漢朝大使張騫出使西域時曾來過此地。《史記》《漢書》記載，大宛擁有相當規模的城市文明，當地居民多有高加索人種的特徵，並居住在城牆環繞的都市中，風俗與南方大夏國相同。唐朝時，中原與西域諸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天寶三年（744年），唐改大宛為寧遠，並將義和公主遠嫁寧遠國王，對方獻上兩匹「胡種馬」，即汗血馬。唐玄宗為之分別取名為「玉花驄」和「照夜白」。這兩匹馬還被唐代著名畫家韓斡畫進唐代名畫《照夜白圖》和《玉花驄圖》。

這是有史籍記載的中國與西方印歐民族首次大規模接觸。而考古發現的羅布泊小河公主墓，這位公主的基因檢測帶有歐亞多地基因，說明歐亞民族大規模接觸和交流在距今約3700年前就已經開始。

絲路文明共同體創世的五大支柱是中華大漢、波斯安息、貴霜、羅馬、中亞諸王國；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互動，匈奴向南向西遷移融合，羅馬、波斯向東交往融合，絲路民族文化呈現出高度繁榮的景象。

收藏有老版的《長壽經》，據說有上千年的歷史。

絲路作為文明思想共同體在漢代以後繼續凸顯

佛教傳入中國，一開始就具有官方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東漢、東晉、隋代，官方相繼組織翻譯佛經；唐代達到翻譯全盛時期；宋代以後，佛經進入刻本翻譯時期。

經過1000多年的辛勤努力，由梵文翻譯過來的漢文三藏達到了1690餘部、6420餘卷。佛教的乘、性、相、顯、密等各部學說都被系統地介紹到中國，從而形成了中國佛學的巨大寶藏。

宋以後，中國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經出現。由於雕版印刷技術的廣泛應用，佛經的印刷和流通速度得以加快。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鼎盛期出現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時代，首都巴格達與中國的長安、開封、杭州、廣州等一樣既是一座繁榮的國際城市，更是一處世界文化交融的學術中心。

據西方學者研究，歷時二百多年的阿拉伯語翻譯運動，跨亞、非、歐廣袤區域，交融波斯、印度、希臘、羅馬、阿拉伯等古代東西方文化區域，掀起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多見的大規模文明交流浪潮。

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結束時，古希臘科學典籍中的全部重要著作和大部分較次要的著作，都已譯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亞里士多德、畢達哥拉斯、格林（蓋倫）、希波克拉底和保羅、歐幾里得、阿基米德等學者的著作，以及來自波斯、印度和中國的著作，多達數千種。

4

世界文明的發達規律：

絲路文明的生態機制與亞洲文明的第一次高峰

大唐西域：東西方文明的匯聚地

中國歷史進入7世紀大唐文明時代，歐洲處於所謂的中世紀。由於基督教一教獨大，對非基督教教徒加以鎮壓，信仰不再自由；又由於教派紛爭，小國領地林立，關卡縱橫交錯，貿易也不自由，導致經濟技術落後、財富匱乏、生活貧窮。

而在絲路亞洲的西方，有拜占庭文明和新崛起的阿拉伯文明。絲綢之路就由三大文明體支撐：大唐的長安、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阿拉伯的巴格達以及阿拉伯帝國版圖內的中亞城市，組成了絲路文明共同體的鐵三角城市群。

漢唐對邊遠地區的管理實行都護府制，實際上與後來的英聯邦的體制類似。從貞觀年間開始，西域各國和西南、北方几乎全部的少數民族政權都擁戴大唐皇帝為天可汗，就像各英聯邦國家擁戴英國女王為國家最高元首一樣。王維有詩描寫各國使節朝拜大唐天子的盛景：「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千官望長安，萬國拜含元」。

中華西域數十國在公元前１世紀後的一千多年中，作為大漢、魏晉和大唐政治體系的成員，是聯結南方藏域文明、西南方印度文明、北方草原文明、西方波斯文明、羅馬文明、拜占庭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東方大中原文明的十字路口，是高加索、歐羅巴、東北亞、南亞等人種的基因匯聚地。

「如果您生活在古代世界，您最願意生活在哪裡？」這是西方媒體與大眾歷史學者們曾經多次討論的有趣話題。一些西方歷史學者們表示，最願意生活的地方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唐代的西域，另一個是中國宋代的江南。如果在歐洲，他們表示願意生活在五賢帝時代的羅馬帝國。

千里送鵝毛：絲路民族文化融合的典範

大唐是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文明結晶。有兩個著名的典故，是絲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典型案例：一是《敕勒歌》，發生在南北朝；二是《千里送鵝毛》，發生在大唐。

今天新疆維吾爾族的祖先來源於蒙古高原陰山一帶的丁零族群和敕勒、鐵勒等族群。最早見於漢文古籍記載的譯名是《魏書·太祖本紀》中的「袁紇」。《隋書·北狄·鐵勒傳》作「韋紇」。唐代稱「回紇」，由於譯音的關係後又改為「回鶻」。

著名的《敕勒歌》是北齊時敕勒人的鮮卑語牧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朗朗上口，傳到現在，各種華語小學課本中都有。

這首歌表明，維吾爾族的先人與作為鮮卑化民族後裔的北方漢人有血統親緣關係。

《千里送鵝毛》的故事發生在貞觀年間。回紇使者緬伯高朝見唐太宗，所攜帶的珍稀天鵝在一個湖泊走失，只留下了片片鵝毛。緬伯高就此給唐太宗李世民寫詩說：「天鵝貢天朝，山重路更遙。沔陽湖失寶，回紇情難拋。上奉唐天子，請罪緬伯高。禮輕情意重，千里送鵝毛！」李世民大笑，賞贈回紇人重禮。

今天，維吾爾民族還流傳這樣的諺語：「天鵝有飛翔的翅膀，英雄有自己的利劍！」作為大唐最親密的兄弟，回紇（回鶻）王族娶過大唐天子的三個親生女兒為妻，而娶大唐王族的女子就更多了。這是西域邦國得到的最高待遇。

開放包容：絲路城市文明的興起

大唐首都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西市和東市兩個巨大的貿易市場。長安東市主要經營內地和海運來的商品，長安西市主要經營從西方絲路來的商品。據考古發掘實測，西市南北長1031米，東西寬927米，約合今天的1600畝，面積相當於兩個半天安門廣場。兩大市場品類多達千餘，品種多達萬餘，單品數百萬計。

唐長安城鼎盛時期常住人口180萬以上，流動人口50萬以上，外國的商人、使者、留學生、留學僧等總數不下3萬人。

全國各主要城市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僑民就有10多萬人。

在大唐王朝近300年間，任用外國人做官不計其數。唐玄宗時期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呂、唐僖宗時期的新羅人崔致遠就是唐朝外籍官員中的傑出代表。

當時來長安與唐通使的國家、地區多達300個。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飲食風尚等從長安傳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過唐長安城消化再創造後又輾轉傳至周邊的日本、朝鮮、緬甸等國家和地區。唐長安成為西方和東方商業、文化交流的彙集地，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大都會。

唐代繼承了隋代的科舉制，發展為分類和全能考試，不但考儒家經典，還考算學，這個算學就是工藝運用的數學和科學原理。大唐不但設經學館，還設了算學館，因此形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皇家科學院。歐洲擁有皇家科學院，已經是1000年之後的事情了。

遠嫁西藏的路途中均在此地駐蹕。

絲路文明圈的文明輻射力

1400年前能到大唐留學，是無數老外們的夢想。大唐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其中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體制，使相對落後的日本民族脫離了原始體制的禁錮。

在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早期，中國與波斯文明的關係十分密切。波斯幣是絲路文明體的通用貨幣之一。波斯在薩珊王朝時期，對主管貿易和友誼的太陽神密特拉的崇拜十分普遍。早期金屬貨幣上，就有密特拉將王權賦予王者的雕像。中國就有不少數量的出土。

大唐與拜占庭文明的貿易交往多經過粟特人的中轉。拜占庭金幣也是絲路通用貨幣之一，中國後來也有不少出土。

大唐與阿拉伯的相向而行

與大唐文明同時期，西亞崛起了阿拉伯文明，攜伊斯蘭教展開了東西兩向的軍事征服。由於阿拉伯人在上升期間，實施宗教寬容、因俗而治、重視科技、鼓勵學術、吸引人才、自由貿易等優勢政策。阿拉伯帝國的先進性很快超過了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文明圈，成為繼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之後又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於是，歷史又開始了大唐向西、向阿拉伯，阿拉伯向東、向大唐的相向而行。

儘管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曾諄諄教導其信徒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但是大唐軍隊與阿拉伯軍隊還是於公元751年在怛羅斯即今吉爾吉斯斯坦與哈薩克的相鄰邊境的塔拉茲地區發生了邊境衝突。歷史學家指出，怛羅斯之戰只是一場遭遇戰，唐與大食（阿拉伯）的關係沒有受到顯著影響，絲路依然暢通無阻。

怛羅斯之戰的影響之一就是，先在撒馬爾罕，後在巴格達出現了造紙作坊。「紙是由俘虜自中國引入撒馬爾罕的」，這是由阿拉伯文獻記載的。造紙術後來從阿拉伯傳往歐洲。繼造紙術之後，一些中國的其他發明創造也通過絲綢之路傳進阿拉伯帝國，後來通過帝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國部分地區傳遍歐洲，對西方文明產生了影響。

絲路金橋——拜占庭文明

拜占庭作為地跨歐亞的大型文明體，被後來的史學家稱為「絲路金橋」。其民族構成極為複雜，包括希臘人、敘利亞人、科普特人、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及希臘化的小亞細亞人、哥特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等。

拜占庭帝國融合羅馬帝國的政治傳統、希臘文化和東正教，創造了具有獨特風格的拜占庭文明。建築藝術方面，如聖索菲亞大教堂，尤以雄偉莊嚴著稱；還有皇帝聖宮和競馬場馳名於當時。拜占庭帝國將文字和東正教傳給斯拉夫人。它所保存的希臘、羅馬古典文化，對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起了啟迪作用。

中國從4世紀（魏晉時代）已與拜占庭有貿易、文化聯繫。中國由拜占庭輸入的商品有琉璃、珊瑚、瑪瑙等。由查士丁尼一世派往中國的僧侶將養蠶絲織技術傳入拜占庭。拜占庭的民間幻術傳入中國，與中國傳統技藝相結合發展成為如今的中國雜技藝術。另外，拜占庭的主流宗教，景教即東正教聶斯脫利派也即東方亞述教會，於唐朝傳入中國，開歐洲宗教傳入中國的先河。

歷史上，河流改道或戰爭破壞等因素導致新疆地區的綠洲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面積有所縮減，根據考古遺址推測，塔克拉瑪干沙漠至少向南推進了150多公里。

絲路文明的安全機制：生態問題的重新發現

以「駝鈴聲聲」描述和概括漢唐時期的西域絲路，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這是為什麼？

我們在新疆和田調研絲路文化時，有感於塔克拉瑪干沙漠面積廣大，追尋歷史，提出一個問題：漢唐時期的西域生態環境究竟怎樣？

當我們看到新疆的考古遺址分布圖就一下子明白了。

如今大約有200多處於荒漠和沙漠之中的佛教遺址在和田地區被陸續發現，最遠在離和田市390多公里的沙漠深處，讓人唏噓不已。而這些佛教遺址的周邊，當年可都有河流和濕地、樹林和城池、村落和農田牧野伴隨。不難想像，那曾經是怎樣一派生機盎然的綠色秘境。

民國時期，著名探險家斯坦因在考察丹丹烏里克遺址（距和田市120公里）後寫道：「在那遼闊無垠的平原里，我彷彿是在注視著地底下一個巨大的城市的萬家燈火，這難道會是沒有生命又沒有人類存在的可怕的沙漠嗎？我知道，我以後將永遠也不能再看到這壯麗迷人的景色了。」

在漢唐時期的一千多年裡，西域當時的生態條件比現在好得多。和田境內的尼雅河融入克里雅河，與和田河都可直通塔里木河，形成兩大綠洲通道。而位於絲路南道東部起點的羅布泊是中國境內面積最大的湖泊之一。昆崙山中段北麓，從喀什到和田再到羅布泊，組成了環狀連片的綠洲帶和原野，一派田園風光，很多地方甚至可以稱得上魚米之鄉。史料證明，維吾爾族人中有種稻子的習慣，就是漢唐時期傳下來的。至今南疆沙漠邊緣的維吾爾族仍喜歡吃粽子。

唐玄奘當年西行返回經過南疆，歷史記載都是騎馬而非騎駱駝。在絲路通達的條件下，西域之富庶，從西域有關邦國贊助玄奘旅費數以萬金（銅錢）這一歷史事實就可以知道了。而在考古遺址中，出土了漢代、魏晉到唐代的錢幣以及來自西方各國的錢幣數以萬計。

在西域發生宗教戰爭之後的一千多年中，塔克拉瑪干沙漠向南覆蓋了150到200公里，幾乎全部漢唐遺址都淹沒在沙漠中。

絲路亞洲的文明成熟經驗

在西域適用唐律的時期，如果大面積土地山坡人為撂荒，任其鹽鹼化和沙化，地方官和農民將受到處罰。非法砍樹、放牧和狩獵，與不孝不敬一樣，都是重罪。

絲路文明史證明：民族分裂、宗教戰爭和殺戮、非生態型墾殖和放牧，是導致田園廢棄，綠洲減少，自我調節的小氣候一再惡化，沙化和沙漠擴大的人為原因。世界文明搖籃之一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大面積的沙漠就是最大的例證。

絲路文明史的經驗在於，大型政治文明體的存在是絲路暢通的安全機制，它能夠遏制宗教紛爭、利益掠奪，有效地推行自由貿易、生態農牧技術和休養生息。

大唐最盛時期，本邦人口約在8000萬左右。有日本學者認為加上各民族邦國，應在1.4億左右。絲路文明共同體的人口總數大約在2.9億左右，占當時世界人口的70%以上，經濟總量佔比更高。這是軸心時代以來以絲路亞洲為中心的世界第一次文明高峰時代。

5

世界文明的擴展趨勢：

絲路文明的融合機制與亞洲文明的第二次高峰

阿拉伯與大宋：絲路兩端的大型文明體

在唐宋元三代，絲綢之路上的阿拉伯人以驚人的速度崛起於拜占庭和波斯的南部邊疆。他們不斷擴張，建立了一個地跨亞、歐、非三洲的帝國，極盛疆域達1340萬平方公里。

廣袤疆域內各個迥然不同的古典文明體逐漸融合，最終在幾個世紀後形成了全新的阿拉伯文明。先有倭馬亞王朝的大馬士革，後有阿拔斯王朝的巴格達，成為絲路西段的文明中心。

阿拉伯人的征服擴張，通過宗教將鬆散的部落文化聯合起來，並通過征戰使各個地區的文化得以傳播、交流，為絲路文明共同體起到了聯結作用。

中國歷史進入宋元時期。大宋文明的成就，先看數學方面，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比西方早了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組解法和一次同餘式的解法要比西方早500餘年，高次有限差分法要比西方早400餘年。

再看鋼鐵產量，據估計北宋鐵的年產量在3.5萬噸到15萬噸之間，接近於18世紀初整個歐洲的產量水平。開封和杭州的人口達到百萬級，其城市規模遠遠超越同時代的歐洲地區城市規模。

汴京城面積約34平方公里，比唐代長安城要小，但是人口總數卻達到140萬左右，密度之高非常驚人。城內有8萬多名各類工匠以及兩萬多家商店，每日車水馬龍，熱鬧無比。流傳至今的張擇端名畫《清明上河圖》就以生動而細緻的筆觸定格了當時的繁榮景象。

大宋人口最多時為1億，鼎盛時面積約300萬平方公里，不足今天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一，耕地面積卻達到了7.2億畝，民間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據研究，唐代最高年份糧食總產量為595億斤，人均佔有糧食1000斤左右，在安史之亂年代，人均佔有糧食仍有700多斤；而宋代最高年份糧食總產量竟達1284億斤，人均佔有糧食1300斤左右。即使在戰爭年份，人均糧食產量也在800斤以上。歐洲在19世紀末才達到中國宋代的水平。有學者認為，南宋的農村風光，比今天的歐洲鄉村還要美麗。

大宋還是一個教育向大眾普及的時代，相當於大學的書院就數以百計，而府、州、縣、社四級學校數以萬計，幾乎都是義務教育。這種大規模的義務教育歐洲國家在700年後才開始。

海上絲綢之路的一次高峰

據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早在秦漢之前，中國已同近海國家有了貿易往來。漢代商船已遠達印度東南海岸，並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貿易關係。魏晉時期，北方曹魏同日本、江南孫吳同印度支那半島諸國也經常有貿易往來。南北朝時期，中國同沿中印航線各國的貿易更為頻繁。

唐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次高峰時代，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中國商船的遠航已由印度半島延伸至波斯灣。中國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印度半島和阿拉伯半島等國的貿易，同日本、朝鮮的貿易已經十分活躍了。

宋朝與世界上5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開始進入海洋文明時代。大宋的造船工業令人咋舌，出土的宋船，可以載重200多噸。宋船已經抵達印度洋，甚至有一批中國人在呂宋、馬來以及馬六甲海峽專做轉口貿易。宋錢以及後來的明錢都是國際通用貨幣，地位相當於現在的美元。

宋代首都和沿海重要城市都有外國人社區，比如汴京就有猶太人社區，今天還能看到猶太人後裔。廣州、泉州、杭州就有伊斯蘭社區、馬來社區。當時居住在大宋區域的數以十萬計的外國人都融入了中國。

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政府先後在廣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橋鎮、潤州、蘇州、溫州、江陰軍、明州、嘉興府（秀州）、華亭縣（松江）、澉浦鎮（海鹽）和嘉興府上海鎮（上海）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來自阿拉伯、印度、拜占庭、馬來群島的商人云集。

1080年，宋政府制定了《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裡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至今廣州和泉州城仍然有許多「藩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南宋隆興元年（1163）進士周去非的著作《嶺外代答》，於淳熙五年（1178）成書，共10卷，20門，294條，記有南海諸國與麻嘉國（今麥加）、白達國（今伊拉克）、勿斯離國（今埃及）、木蘭皮國（馬格里布，即今北非一帶）等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其中有對麥加城及伊斯蘭教朝覲盛況的記述。

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遠逾漢唐盛世。

草原絲路的輝煌：「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騎兵，沿著草原絲路橫掃歐亞大陸，把歐亞大陸連成一體，建立起龐大的蒙元帝國。蒙元帝國的建立，打通了亞洲和歐洲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壁壘，使草原絲綢之路得以復興，東西方文明在這條漫長的絲綢之路上再一次碰撞、交融和擴展。

法國學者格魯塞在《蒙古帝國史》中說：

蒙古人幾乎將亞洲全部聯合起來，開闢了洲際的通道，便利了中國和波斯的接觸，以及基督教和遠東的接觸。中國繪畫和波斯繪畫彼此相識並交流。馬可·波羅得知了釋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總主教。從蒙古人的傳播文化這點說，差不多和羅馬人傳播文化一樣有利。對於世界的貢獻，只有好望角的發現和美洲的發現，才能夠在這一點與之相似。

草原絲綢之路是指橫貫歐亞大陸北方草原地帶的交通道路。東起東海，橫跨歐亞草原，其縱橫交錯的岔路，南達中原地區，北接蒙古和西伯利亞。歷史學家王大方在所著《論草原絲綢之路》一書中，認為草原絲綢之路又可分為南北兩線，其北道的開拓，始於北匈奴西遷之時，東起西伯利亞高原，經蒙古高原向西，再經鹹海、裏海、黑海，直達東歐；草原絲綢之路的南道，東起遼海，沿燕山北麓、陰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亞、西亞和東歐。

草原絲綢之路的中心區域是歐亞草原，位於歐洲、東亞和西亞三個文明地區之間，也是世界三大文明形態之一——游牧文明興起的搖籃。草原絲綢之路自產生起就是歐亞古老文明交流的最主要通道，遠遠早於綠洲絲路和海上絲路。在春秋戰國時代，游牧民族便在東起大興安嶺、西至黑海這片橫貫歐亞大陸的草原上活動。中國的絲綢早在此時，便已通過游牧民族從東方傳到西方。

綿延萬里的草原絲綢之路，一直是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遼闊的蒙古草原，是歐亞古老文明交流的匯合地。草原絲綢之路的特殊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在歷史上對於世界各種文明的傳播交流以及沿線多民族群的發展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從文化形態來看，這條草原通道連接著歐亞兩個大洲，是一個文化交往互通的地帶，擁有兩種文化形態；從文化視角來看，它們代表著歐洲的文化和亞洲的文化。兩者都在不斷地擴張，也就不可避免地在這條通道上來往交匯，從而使草原絲綢之路的勃興成為歷史的必然。

水草豐美，牛羊成群的草原上，有駝隊、馬隊逶迤的貿易商隊，也有刀戈鐵血、野蠻殺戮的族群紛爭。在13世紀之前，伴隨著突厥勢力的擴張，曾經繁榮的草原絲綢之路進入了長期動蕩和荒蕪的時代。蒙元帝國的橫空出世，給草原絲綢之路帶來複興。從東亞一直到中東，歐亞草原上曾經彼此隔絕和紛爭的眾多國家和軍事勢力在蒙古大軍的鐵蹄下灰飛煙滅。在蒙元帝國的統治框架下，因為鐵血征服而幾近凋零的歐亞諸多文明體出現了一定的迴光返照，歐亞大陸開啟那一世紀最後一次大範圍的遷徙和交往，也為草原絲綢之路上的商業活動的再次開通提供了條件。

人類之間最廣大而開放的一次握手

草原絲綢之路這條「橫穿中亞的商路」對於當時東西方商業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穿梭於這條大道的商人們絡繹不絕，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從塔那(俄羅斯頓河河口)到中國的路上行走，獲取了空前的安全感。美國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說：「由於蒙古帝國的興起，陸上貿易發生了一場大變革。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個政權橫跨歐亞大陸，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到波斯灣。」東西交通因之無比暢通，歐亞文化獲得空前交流。美國作家哈羅蘭姆把這一盛世景緻稱為「這是人類之間最廣大而開放的一次握手」。

蒙元時期，草原絲綢之路創造了最為繁榮的景象。不僅把草原絲綢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聯繫起來，也把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以及四川、雲貴通向南亞的道路，還有中國東南沿海與波斯灣、地中海及非洲東海岸的海上絲綢之路聯繫起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特別是絲綢貿易進入了最為繁榮發展的階段。

當時，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兩京，成為各國商隊匯聚之地。正如《馬可·波羅遊記》所記載，大都「外國巨價異物，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上都城「煌煌千舍區，奇貨耀日出。方言互欺詆，粉澤變初質。開張益茗酩，談笑合膠漆」。

蒙元文明體疆域遼闊，國域之間距離縮短，大一統局面為多民族交往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促進了各民族大融合。為了加強對國家的統治，忽必烈以元大都為中心，建立了龐大的驛站系統，通向全國各地，直至邊疆。四通八達的交通和保障有力的驛站運輸，保證了帝國天下威儀，振興了此前衰微的絲綢之路。

由於不再有政權割據的阻礙，草原成為諸種文化的匯聚之地。忽必烈對文化傳播和宗教信仰採取寬容姿態，其版圖疆域里，基督教聶斯脫利派（景教）、回教、佛教與道教同時存在，而且每種宗教的節日都可以遵循該宗教固有禮儀程序。對各種宗教充分地尊重，顯示出忽必烈治國的開明與策略。跨越亞歐的蒙古帝國對宗教如此寬容，正是其能征服大片領土的關鍵所在。同時，蒙元王朝支持和鼓勵宗教界人士以及學者傳播知識，這種激勵機制對中亞、歐洲、中國、印度等國和地區的各種文化知識潮流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革舊創新、科技文化建樹和促進中西交流方面，蒙元帝國不拘一格，開放包容的治理機制，使蒙元帝國在多元互動、交融共生之中走向繁盛，絲路文明共同體迎來又一次文明高峰，開創了世界文明的新紀元。

6

世界文明的航海時代：

絲路文明的互鑒機制與亞洲文明的第三次高峰

從「契丹布」到「韃靼綢」：歐洲人的東方夢

歷史總是由無數個偶然到達必然。當小人物馬可·波羅在1275年盛夏風塵僕僕地走進蒙元帝國的夏都——上都城時，他不會意識到幾百年後因為自己的一部奇書開啟了西方人的文明願景，也開啟了人類文明的新時代。

從13世紀馬可·波羅遊歷中國，一直到18世紀，歐洲的「中國夢」持續了近500年。

在歐洲盛行一時的《馬可·波羅遊記》，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發現，它打開了中世紀歐洲人的地理視野，為他們展示了一片寬闊而富饒的土地，也使西方人的世界觀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神秘的東方如天方夜譚，遙遠不可及，書中所描繪的強大文明的國家，井然有序的社會制度，和諧富饒的疆土子民，引起了他們對於東方文明的無限嚮往，也幫助歐洲人衝破了中世紀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

阿拉伯人自10世紀起，稱中國為「契丹」。即便是遼朝滅亡以後，阿拉伯語仍然用契丹表示中國。「晚期出現的契丹形象，是西方人想像中的一種解放力量……」東方中國成為西方夢幻新生活的象徵，成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國。

在間隔一個世紀後，蒙古人給歐洲人帶來華麗的貨物和奢侈的珍品，也帶來愉悅的感官享受；義大利作家但丁和薄伽丘、英國作家喬叟用「韃靼綢」「韃靼布」和「韃靼緞」等辭彙，作為世界上最精美衣料的讚美語。當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命令製造同其勛位相配的150根吊襪帶時，他指明要把它們染成「韃靼藍」。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與海上絲路大盛景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這是中國人原初繪製，朝鮮人、日本人進一步加工的世界海域地域綜合地理圖。

日本現存有兩個版本，一是龍谷大學版，繪於1402年；二是本光寺版，江戶時代的復刻本，1988年被人發現。

學者研究認為，《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接續宋代元代繪畫輿地總圖的藝術風格，範圍包括：東自中國、朝鮮和日本列島；東南繪出了麻逸(今菲律賓的呂宋島)、三嶼（今菲律賓的巴拉旺島）等島嶼；西南繪有渤泥(婆羅洲)，三佛齊（今蘇門答臘島）、馬八兒（今印度的馬拉巴爾）等；正西繪出了三角形的非洲大陸及歐洲地區；北面已繪到大澤（今貝加爾湖）以北一線，元朝各行省及所屬各路、府、州等行政名稱均用漢文標出，所有山脈用形象符號，大小河流採用雙曲線，長城如同一條飛騰的巨龍，海洋用波紋表示。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早在歐洲人繪畫的世界地圖出現之前的中國元朝，中國人、朝鮮人、日本人早已對亞洲、非洲等地有了很清楚的認識。

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明朝永樂年間，1405年夏天，一支由207艘大小帆船，2萬7千名將士組成的皇家艦隊滿載絲綢、瓷器和香料，帶著大明皇帝的詔令，在鄭和率領下，從江蘇太倉劉家港浩浩蕩蕩出海。一時間千帆競發，海風獵獵，八面威風。

鄭和下西洋開啟了史無前例的海上文明之旅。此後漫長的28年間，鄭和船隊遍訪30多個國家，平均每4年遠航一次，航程近10萬公里，繞地球三圈還多。鄭和船隊不僅到了南洋群島，還一直抵達非洲東岸，最遠登陸紅海和非洲，與沿途各國建立了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繫，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偉大歷史壯舉。

鄭和的遠航集中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包括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羅盤指向以及測量航程等技術完美配合，將人類航海技術推到一個新的高度。其繪製的航海圖《鄭和航海圖》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圖，標誌著我國海上絲路發展到了極盛時期。

不同於一百年後西方航海家開始的冒險和掠奪，大明朝派遣鄭和下西洋的真實目的是與沿途各國和平友好，互通有無，發展貿易，傳播借鑒和交流文化。鄭和下西洋沒有軍事爭霸的野心，而是為了展示大明王朝的富庶繁榮。

據不完全統計，在永樂、宣德年間，南亞、印度群島和非洲共有60多國、近20位國王前來中國朝貢、訪問。1431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歸途經過東南亞、南亞、東非沿岸16個國家，同時這些國家派遣多達1200餘人的使團隨船來華朝貢，首開世界文明史上最大規模的和平外交活動。明朝以宏大政治氣勢贏得「八方來朝」「大一統」的政治氣象，這番壯舉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十分罕見。

鄭和堪稱是大航海時代的先驅，其航海之旅比歐洲國家航海早半個多世紀，遠遠超過近一個世紀之後的歐洲航海家麥哲倫、哥倫布和達·伽瑪。

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後的87年，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美洲大陸，92年後達·伽馬繞航好望角到達印度，116年後麥哲倫船隊繞航全球。

令人惋嘆的是，明末之後中國海上絲路的發展偏離了方向。晚明以及滿清統治者滿足於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受世襲陸土的封閉大陸觀的影響，在之後的幾百年里多次實行海禁政策和海外貿易壟斷，失去了讓海洋文明垂青中國的機遇。鄭和下西洋從此成為流傳於南中國海上的傳說。

1405年夏天，一支由207艘大小帆船，2萬7千名將士組成的皇家艦隊滿載絲綢、瓷器和香料，帶著大明皇帝的詔令，在鄭和率領下，從江蘇太倉劉家港浩浩蕩蕩出海。

絲路西段的奧斯曼帝國

15世紀確實是世界文明史的分水嶺。在鄭和、哥倫布的故事發生的同一世紀，英國發生玫瑰戰爭，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擁有艦隊，英法百年戰爭還在持續，蒙古的欽察汗國已經分裂成為幾個獨立的小汗國，莫斯科大公國即將轉變為沙皇俄國，美洲瑪雅地區內戰頻仍，瑪雅文明進入尾聲。絲綢之路上另一個極其重大的歷史事件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破。拜占庭這一千年大帝國被奧斯曼這個更大的帝國所取代，意味著通往中亞和西亞的絲綢之路古道將被廢棄，新的海上絲路將會延展。

奧斯曼帝國將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布爾，極盛時勢力達亞歐非三大洲，西達直布羅陀海峽，東抵裏海及波斯灣，北及今之奧地利和斯洛維尼亞，南及今之蘇丹與葉門。

奧斯曼帝國的君主蘇丹以拜占庭帝國的繼承人自居，繼承了拜占庭帝國的文化及伊斯蘭文化，因而東西文明在其治下得以統合。16世紀，蘇萊曼大帝在位之時，國力日趨鼎盛，其領土面積在17世紀更達最高峰。

正是在蘇萊曼時期，奧斯曼帝國開始正式向大明王朝遣使。當時的奧斯曼帝國被明朝人稱為魯迷國，據《明史》載，魯迷國分別於1524年、1526年、1543年、1548年、1554年五次遣使攜商人來華，同時大批奧斯曼商人停留在廣州、廈門、寧波等地。

今天，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帕宮保留了一批拜占庭時期珍藏的宋代瓷器和大量明代朝貢貿易得來的珍品瓷器，多達上萬件。

奧斯曼帝國位處東西文明交匯處，並掌握東西文明的陸上交通線達五個世紀之久。在其存續期間，多次實行伊斯蘭化與現代化改革，使得東西文明的界限日趨模糊。奧斯曼帝國對西方文明影響舉足輕重。

15世紀，鄭和七下西洋之後，原本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這一地位被奧斯曼取代。16世紀，這一地位被西班牙取代，而最終英國又取代西班牙，成為海上霸主。

「視線所窺，唯有東方」：歐洲人的東方夢

13至15世紀以蒙元和大明文化為代表的新興文明體處於上升勢頭，他們吸收外來文明並擔當起傳播者的角色；而在16至18世紀，歐洲人開始越來越多地擔當起這一傳播角色。

這是絲路文明史上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地理大發現成就了一批探險家和殖民者基於對財富的追求和探險野心而開始的大航海時代。在絲路上，東西方文明之間產生前所未有的碰撞。

大航海時代拓寬了歐洲人的視野，改變了歐洲人的空間地理觀和世界觀。他們不再以「羅馬為中心」，知道了原來地球是圓的。同時，太平洋的海上絲綢之路通過馬來群島直通非洲，出現了「中國大帆船」的盛景。

文藝復興和理性啟蒙時代，是歐洲人懷著對美好時代的嚮往，進入科學與藝術文化革命時期，這是「文明的（歐洲）世界開始鍾情於中國的轉折之時代」。

亞洲文明影響了歐洲最時髦的生活方式，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成為上流社會的奢侈品。精緻美麗的瓷器，華貴飄逸的絲綢，回味醇厚的茶葉，它們不僅豐富了西方人的生活，也改變和引導了西方人的生活風格。

在歐洲文藝復興鼎盛期得到推崇、深刻影響了歐洲世俗生活的「中國潮」「中國熱」，就是向東方尋夢、向中國尋夢，是絲路文明尋夢的延續和高潮。

利瑪竇來了，絲路文明的意義得以解讀

1582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澳門，開啟了近代溝通中西文明的偉大事業，而後西方一批批傳教士進入了中國，將西方科學文化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將中國思想文化帶到了西方。

在許多西方人士的努力下，以中國為代表的絲路文明精神在海外迅速傳播。17、18世紀的很多西方人把中國看成理想社會，當作一個他們未來要模仿、取法和學習的榜樣。因為當時的歐洲是封建君主制，宗教僵化而不寬容。其時中國文人當政、信仰寬容、社會平等，中國科舉開創的文官制度使平民百姓都可以通過讀書達到社會的高層。歐洲發現了「儒教的中國」，並為此而欣喜。

「儒教中國」：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新大陸

如果美洲是哥倫布發現的物質新大陸，那麼「儒教中國」就是歐洲人發現的精神新大陸。

「儒教中國」成了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策源地之一。「儒教中國熱」的最直接後果就是加速歐洲世俗化進程：孔子的道德哲學、老子的自然哲學、中國的悠久歷史與漢語的美學意義連同來自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傢具等等，一時都進入西方人的生活，成為他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與創造的靈感。

伏爾泰是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他的思想對18世紀的歐洲產生了巨大影響，後人認為18世紀是伏爾泰的世紀。伏爾泰是中國思想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一直主導著法國的啟蒙運動。

伏爾泰說：「商人發現東方，只曉得追求財富，而哲學家則發現精神的世界。」伏爾泰在最著名的《風俗論》中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孔子的書中全部是最純潔的道德，在這個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時代，就是人們遵從孔子法規的時代，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中國是全世界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

從18世紀初葉到18世紀中期，啟蒙運動全盛時期，短短50年就出版了599部有關中國的著作。在這些敘事文本中，儒教的中國是儒教哲學代表的文化中國形象，儒家中國的道德哲學與實踐、天地人合一的自然哲學、開明君主型的帝國體制，這些人文理念和道德治國的思想深深地征服了歐洲人，成為他們批判歐洲社會墮落、宗教迫害與君權的理論依據。

這是亞洲文明的第三次高峰，但是，衰落的跡象也已經開始出現。

絲路南端的莫卧兒帝國：亞洲文明在衰落中

莫卧兒帝國於1526年建立，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兒的後裔巴布爾在印度建立的王朝。在帝國的全盛時期，從喀布爾到吉大港，從克什米爾到卡維里河，除半島極南端以外的整個次大陸都納入了莫卧兒帝國的版圖。

我們再次看到帝國型文明體的特徵：宗教寬容、民族融合的政治治理與經濟實體。莫卧兒帝國上層是伊斯蘭教，而基層則是印度教，波斯語是宮廷、公眾事務、外交、文學和上流社會的語言。

但是，一旦宗教政策不寬容，民族矛盾立即出現，加上各種政策失誤，反抗與分裂勢力日益坐大。

這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來了，東印度公司的全名是「倫敦商人在東印度貿易的公司」。它由一群有創業心和有影響力的商人所組成。1600年12月31日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授予該公司皇家特許狀，給予它在印度貿易的15年特權。當時，公司共有125個持股人，資金為7.2萬英鎊。

1670年，英王查理二世發布了五條法律，授予東印度公司自主佔領地盤、鑄造錢幣、築造要塞和指揮軍隊、結盟和宣戰、簽訂和平條約和在被佔據地區就民事和刑事訴訟進行審判的權力。

1711年，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廣東建立了一個貿易點，使用白銀換取茶葉。

1840年，中英發生了鴉片戰爭。1857年，英國女王兼任印度女皇，莫卧兒王朝結束，東印度公司解體。

這個過程代表了絲綢之路的歷史已經大大改變，古代亞洲文明鑄就的輝煌時代落幕了。

7

世界文明的未來形態：

絲路文明的價值機制與亞洲文明的衰落和復興

大英帝國最盛期：亞洲文明跌落谷底

在十九世紀，亞洲出現了三大「病夫」，印度莫卧兒帝國的「南亞病夫」、中國大清的「東亞病夫」、奧斯曼帝國的「西亞病夫」。這意味著亞洲與18世紀以前徹底不一樣了，絲路文明共同體進入了大轉型的關頭。

20世紀初，大英帝國達到鼎盛，其統治範圍內大約有4.13億人口，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領土約3550萬平方公里，佔世界陸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成為人類有史以來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和最大的全球性帝國，儘管其正式名稱不含「帝國」二字。

與此同時，亞洲文明衰落到谷底，絕大部分國家處於歐美諸列強的殖民地範圍內。20世紀中葉，經過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炮火蹂躪後的亞洲，那些具有幾千年農業史的國家，大多城市破敗、鄉村凋敝，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流離失所的人群蠕動在昔日絲綢之路沿線的城市和鄉村中，被西方記者一一記錄在案。

西方對亞洲文明的不當認知

近200年來，在亞洲文明衰落之時，西方某些學者對亞洲文明給出了兩大理論體系和八大結論的歧視性解讀，為某些西方媒體提供了多年來對亞洲國家進行輿論歧視的依據。

兩大理論體系之一是東方專制主義：亞洲是極權政治和專制體制的發源地，至今延續；之二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亞洲經濟是原始公社制，長期停滯不前，導致愚昧窮困。因此，亞洲國家沒有歷史，沒有哲學，沒有真正的道德意識；文明是西方固有的，亞洲國家只有落後的文化，沒有文明，更不可能有文明的復興。

某些西方學者由此得出八大結論：

第一是劣等論：亞洲人種缺少教養，沒有宗教或是只有迷信性的宗教，屬於劣等人種。

第二是黃禍論：亞洲人口增長過快，隨時爆炸，曾經多次爆炸，肯定會觸發擴張性戰爭。

第三是人權論：亞洲的歷史是極度專制的，現實中也沒有人權，這也被稱為意識形態論。

第四是骨牌論：亞洲的極權政治極易蔓延，導致全球自由民主體系崩潰，這也被稱為普世價值論。

第五是分裂論：亞洲國家要學習歐洲的民族國家體制及其民主精神，要儘快安排願意獨立的民族或人群公決分裂出去，不管這樣會不會導致戰爭。

第六是威脅論：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搶佔資源，必然威脅世界和平，需要干涉和遏制。

第七是崩潰論：亞洲主要經濟體隨時會崩潰，歷史上就不斷崩潰，不能讓他們進入自由市場體系。

第八是責任論：亞洲國家必須按照西方文明的意識形態包括體制模式行事，否則就是不負責任。

但是，歷史證明亞洲仍然能夠文明復興。這個進程開始於二戰後日本經濟突然復甦，而後出現了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韓國「亞洲四小龍」，九十年代出現了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亞洲四小虎」。儘管這些國家和地區後來受到1997年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但10年後，中國進入文明復興時期，印度經濟出現高速增長。亞洲再次勃發出生機和活力。

至今，亞洲文明的復興已是不可阻擋的趨勢。於是，這兩大理論體系和八大結論在失效中。

絲路考古熱：對亞洲文明問題的提問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命名「絲綢之路」的同時，俄羅斯、德國、日本等國家的學者和探險家掀起中國境內的絲路探險考古熱潮。至今人們耳熟能詳的普爾熱瓦爾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華爾納、福格、大谷光瑞等，都因在絲綢之路遺址上的重大發現而聲名鵲起。

人們在驚嘆探險家們發現了亞洲絲路擁有如此巨大的古代文明成就的同時，也在思考這些文明因何而衰落。西方學術界對亞洲文明的起源、興盛和衰落展開各種各樣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

伴隨亞洲文明復興的開始，國際學術界關於中國、印度等為代表的亞洲文明問題的研究再一次成為熱點問題，其中爭論最多的有三大歷史哲學問題：第一，亞洲文明為什麼在古代如此輝煌？第二，亞洲文明為什麼在近代衰落？第三，為什麼以中國、印度等為代表的亞洲絲路文明體能夠在最近數十年來創造新的文明成就並呈現復興的趨勢？

「波斯人」典故：絲路文明精神的呈現

關於第一個問題，古代絲路亞洲為什麼輝煌？有兩個與絲路文明史有關的「波斯人典故」可以解答：

第一個典故是世界名著《波斯人信札》，這是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1721年出版的書信體小說。波斯商人在信函中講了很多生產、經商、政治活動和日常生活的故事，主要說明在政治清明的國度里，經商等各種職業很容易賺錢，生活很有尊嚴，而在暴政和宗教迫害的國家裡，人們沒有起碼的道德水準，經商等職業生涯總是失敗，只好窮困潦倒或者逃亡。孟德斯鳩借波斯人的口吻指出，無論在亞洲、非洲還是歐洲，君主專制都是一種「橫暴的政治」。共和制是品德、榮譽和聲望的真正歸宿，在共和政體下，人民才能充分地發揚光大自己的品德。

這可以比喻性地解釋為亞洲文明之所以輝煌的兩大規律：開放包容性和法治安全性。

第二個典故是鐫刻在紐約市的一個郵政局內，並且一直以來都被視為美國郵政服務信條的名言：

這世上再沒有什麼東西比波斯的信使更為矯健。縱使是漫天飛雪、暴雨滂沱、炎炎酷暑，還是沉沉夜幕，都無法阻礙信使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其所指定的任務。

這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感慨之言，他在名為《歷史》的著作中記載了作為職業的波斯信使，工作效率非常之高，能夠騎著馬在七天內奔走將近1700英里。

這可以比喻性地解釋為亞洲文明之所以輝煌的兩大本性：勤勞勇敢、正義誠信。

對於這些規律和本性，今天我們可以概括為「絲路文明精神」。

亞洲文明為什麼在近代衰落？

正如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同理，文明輝煌的原因一目了然，但是文明衰落的原因就比較複雜。

如果文明被定義為社會可持續文化的集合體，那麼，任何一個文明社會都隱含著矛盾和悖論，也就是總有非文明、不文明乃至於反文明的文化存在。只要這種文化不被大大張揚，就是正常現象，文明體就不會衰落，反之，就必然衰落。

中西方的歷史學者普遍認為，公元1500年前後是世界文明史的分水嶺。之前，歐洲社會是落後的；此後歐洲開始了不斷的文化變革和社會體制變革，進入了文明轉型的歷史，最終出現了工業革命。也就是從那時起，世界文明的中心從亞洲悄悄地向歐洲轉移。

實際上，在大明王朝眾多西方傳教士來華稱讚中國人的文明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的先進性之外，也發現了其中的隱憂。比如，傳教士們普遍發現中國人不太重視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更不重視社會體制的創新，因而說中國人因循祖宗而保守，這是毫不誇張的。

文明的衰落可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分法找原因，也可以採用制度關係、精神狀態、社會治理和生態問題四分法。馬戛爾尼是第一批直接記述中國正在大踏步落後的人之一。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發生拜謁乾隆皇帝時是否雙膝跪拜的禮儀之爭。乾隆沒有答應與英國人通商，使團無功而返。但是，馬戛爾尼使團觀察並體驗到了「康乾盛世」的亂象：封閉自大、社會腐敗、官場虛偽、奢靡之風盛行、貧富差距極大、農業與手工業技術幾乎沒有發展等等。

不文明的壞文化與反文明的惡文化

文明的興衰是需要時間的，其交流的成功和繁榮既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封閉的衰落和滅亡也不是輕而易舉的。

重讀歷史，以中國明清、印度莫卧兒、奧斯曼為代表的亞洲文明體系中，數百年來，一些不文明和反文明的文化逐漸佔據主導地位，也就是說，文明出了問題。主要包括以下亂象：

信仰壓制與宗教嚴酷、教派紛爭與社群衝突、皇權專制化與體制禁錮、法治鬆弛與社會嚴重不公、奢靡腐敗之風盛行、科技文化嚴重落後、文字獄與科舉八股化（中國）、海禁與貿易壟斷化（中國）、社會治理官僚化與社會交往虛偽化、誠信文化嚴重缺失、迷信陋習與邪教猖獗、盜匪橫行與暴亂四起、生態條件惡化、國防能力喪失殆盡等等。

深層次說，封閉自大的壞文化導致離亂勢力的壞惡文化不斷出現，進而導致大型文明體的科技發展能力大倒退、技術工藝創新能力大萎縮、貨幣體系僵化與經濟結構嚴重失衡、改革發展意志與生態文明精神大衰減、人文科技教育水平徹底下降、人力資源無以為繼、文明認同感消失與反叛勢力增長、喪失了文明安全的機制和自我修復的功能、經不起內部反抗與外來入侵、暴亂和恐怖行動。

對比之下，儘管西方近現代文明的進程帶有殖民主義、販奴主義、炮艦主義和霸權主義等非正義色彩，但是西方文明體衝破中世紀專制神權的控制，展開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羅馬法復興、啟蒙運動、政治變革、商業革命、工業革命、資本市場變革等一系列的文明轉型升華的思想運動和社會實踐，走上了現代化之路。

鑒往知來，文明體和文明圈中的不良因素乃至於惡文化得以大加張揚，越來越成為主流文化，這就是亞洲文明東方夢破滅的歷史教訓。

為什麼亞洲文明能夠復興？

19世紀，歐洲曾經發生販奴和廢奴問題的爭議，「黑人是不是人？」一度成為部分歐洲人的熱門話題，有人連篇累牘地論證黑人不是人而是牲口，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對。注意這裡的「黑人」經常是廣義的，在極端思想流派者那裡，經常包括亞洲等地的有色人種。

討論正熱烈時，突然有個問題流傳開來：如果黑人不是人，為什麼黑人白人可以通婚生孩子？於是，論證黑人是牲口的人也閉嘴了。1890年，歐洲國家布魯塞爾會議上做出廢除和禁止奴隸貿易的決議，奴隸制終於成為歷史名詞。

有西方學者認為，像某個膚色或種族特徵的人群「是不是人」這種問題不會發生在亞洲，因為由於絲綢之路的存在，亞洲人的共同體觀念高於歐洲人，在觀念和行為上更主張自由、平等和友誼，更主張學習借鑒，更易於吸收先進，更樂於服從文明的秩序。所謂的「集體主義」和「服從專制的天性」可能正是來源於此。

這就解釋了亞洲文明為什麼能夠復興：第一是因為亞洲重塑了亞洲文明之所以輝煌的兩大規律：開放包容性和法治安全性；第二是因為亞洲重立了亞洲文明之所以輝煌的兩大本性：勤勞勇敢、正義誠信。

亞洲文明在對壞惡文化的克服中復興

回顧絲路文明史，我們再次看到，人首先是作為生物共同體，也就是基因共同體而存在，這是基礎，然後是文化共同體，從血緣到部落，文化歧視自然存在，但擋不住多種文化交融發展成文明共同體。

進入王國型、帝國型文明時期，有了宗教文明和世俗文明的差異，文化歧視逐步變成了意識形態歧視，十字軍東征開創了意識形態戰爭的先河，直至冷戰和雙重標準的「反恐」。

而進入共和型文明和主權型文明的時代，文化歧視在同一文明圈中越來越少雖是不爭的事實，但不同文明傳統之間的意識形態歧視規模更大了，延續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壞文化和隨意發動戰爭屠殺的惡文化，宗教歧視、民族歧視與國家歧視仍然是文明共同體的大敵，以至於被某些西方學者統稱為「文明衝突」。

比如，產生於絲綢之路民族文化融合進程中的「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嚴重威脅著絲路文明的通暢與安全；再比如，某大國軍事干涉非基督教國家，其領導人竟然說是「十字軍」的現代出征，這不是「泛基督教主義」嗎？這種「出征」還以自由民主人權的名義繼續張揚人性惡的一面，挑起動亂乃至於大規模的分裂戰爭和屠殺，形成更多更難以逾越的交往鴻溝、關卡和路障。

西方文明推崇的叢林法則總是從歷史事實上導致文明水準不斷下降，其最終結果就是貧窮，「一夜回到解放前」，「軍事科技使人穿越到了原始社會」，這是當代網路評論連年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敘利亞戰爭的語句。

不得不說明，某些大國以政治軍事、經濟貿易、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為手段，人為挑起大規模爭端、衝突、仇恨，乃至於流血戰爭，害人害己，實在不符合世界文明作為共同體發展和發達的規律。

我們對絲路文明共同體交流繁榮的規律表述如下：

文明是通過交流創生共同體的，在遠古這種交流具有本能意義上的自發性；文明也是通過交流創建擴展共同體的，在2000年前，這種交流具有尋夢意義上的自為性；文明還通過交流創立完善共同體，2000多年來，這種交流具有行為意義上的自主性；文明更是通過交流融通共同體的，在共和央政或民主集合的現代文明形態中，這種交流具有實踐意義上的自覺性。

進入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各種文明的危機也在「全球化」，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危機和自然災害出現的頻率大大超過以往2000年，包括恐怖主義危機、互聯網崩潰危機、核危機，尤其生態危機，使我們不得不面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文明形態出現的歷史必然性。

一個協作互信，多姿多彩，煥發創新活力的亞洲值得期待，亞洲必將在文明的交流對話中繼續復興！

新時代，在文明交流互鑒思想的引領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使亞洲文明再次輝煌。中國、亞洲與世界攜手讓「一帶一路」成為世界繁榮發展的平台，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光輝照耀未來光明的發展之路。

輝煌的亞洲文明與絲路文明共同體，將為世界未來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巨大的文明交流互鑒空間和世界蓬勃發展的新動力！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