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想做「奴才」不容易

文 | 楊津濤

影視劇中，清代官員向皇帝奏事時，會有不同的自稱。

比如，《鐵齒銅牙紀曉嵐》里，紀曉嵐、和珅面對乾隆，分別自稱「臣」和「奴才」。多數觀眾看到此類情節，會覺得和珅在諂媚皇帝，自輕自賤；紀曉嵐則很在意自己的尊嚴。

事實上，紀曉嵐不是不想當「奴才」，而是他沒有資格當。

雍正改「奴才」為「臣」

漢語中的「奴才」一詞，本是兩晉時期用於罵人的「胡語」（即少數民族語言），是「世之鄙人之不肖者」，即被世人鄙視的小人、惡人，是一個絕對的貶義詞。

清代學者趙翼在《奴才》一文里舉過幾個例子，如北魏權臣爾朱榮對人說：「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造反的葛榮等人，被爾朱榮輕蔑地罵作「奴才」。

在清代之前，幾乎沒有人會以「奴才」自稱。

清軍入關前，有所謂「包衣」，即滿洲人的家奴。清代官員自稱「奴才」，或許與此有關。

順治、康熙年間，官員們向皇帝奏事，自稱「臣」或「奴才」皆可，尚沒有統一規定。

廣東巡撫楊宗仁為漢軍旗人，他在康熙五十八年的上奏中，談及「火耗」問題，內有「奴才即遵諭旨，通行禁革……奴才衙門將州縣及司道府各節禮盡行革除……」云云，全文自稱「奴才」。

雍正即位後，覺得官員自稱混亂，很是不滿，在批閱奏摺時，屢屢把官員自稱的「奴才」改為「臣」。

康熙年間，一直自稱「奴才」的楊宗仁，其奏摺上「奴才」二字，被雍正親自劃掉，改為「臣」字，並在旁批示：「稱臣得體」。

滿洲旗人齊蘇勒的奏摺上，雍正亦有硃批：「向後寫臣字得體」。

南陽總兵董玉祥奏摺上的「奴才」被改為「臣」後，對雍正感激涕零，上表謝恩：

「實聖主優待臣子至意，但臣世代叨蒙豢養洪恩，得侍奴才之列，榮已過分。復蒙聖諭稱臣，更深乾惕。」

他的意思是說，皇上對待臣子實在太好了，我家世受皇恩，自己能給皇上當一個奴才，就已是無上榮耀。現在皇上允許我自稱為「臣」，我只有更加努力，才能報答皇恩。

為了一勞永逸，雍正乾脆在他下旨編纂的《欽定八旗通志》中，明確規定：

「凡奏章內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不宜兩樣書寫，嗣後著一概書寫臣字。特諭。」

意即，「臣」和「奴才」都是臣下的意思，不必分作兩種寫法，以後官員上奏，一律自稱為「臣」。

乾隆區分滿漢、文武

董玉祥的謝恩奏摺顯示，在時人眼中，「臣」是比「奴才」更體面的稱謂。

不過，官員們並不喜歡使用更體面的「臣」字。他們認為，以「皇帝的奴才」自稱，較之以「國家之臣」自居，更能拉近、體現自己和皇帝的親密關係。

乾隆很明白官僚系統的這種心理。

他一改其父「一刀切」的政策，訂立了詳細的「官員自稱」規則。

首先，乾隆規定，滿人官員上奏，公事稱「臣」，私事稱「奴才」。

他在諭旨中說：

「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嗣後頒行公事奏摺，稱臣；請安謝恩、尋常奏摺，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

乾隆以君臣關係對應國家體制，以主僕關係對應私家情誼。皇帝作為滿人，特許同族官員在請安、謝恩時自稱「奴才」，乃是刻意昭示「滿人一家」。

其次，乾隆要求，武官無論滿、漢，在奏摺上都要自稱「奴才」。

此項規定的起因是，福建提督甘國寶（漢人）在謝恩時自稱「臣」，惹得皇帝大怒。乾隆指出，此「殊不合體式」，因為「向來武職具折例稱奴才」，之前已經下旨強調過：

「令內外滿漢諸臣，嗣後陳奏公事，均一例稱臣，此第就文職而言，並非概及於武臣。」

乾隆此舉有兩層用意，一是故意折辱武官，要求他們全部自視為奴才；二是借主僕關係拉攏武官，讓他們產生自己比文官更親近皇帝的錯覺。

這兩層用意一辱一榮，看似矛盾，實則一體。

自稱「奴才」，對官員的個人尊嚴有損、卻有助於拉近他們與皇帝的關係，有助於他們在權力場的生存。武官們掌握著「槍杆子」，乾隆自然更喜歡見到他們以「皇帝的奴才」自居，而非自稱「國家之臣」。乾隆要求武官自稱奴才，正是以「親近皇帝」為餌，來引導武官們自我消除「國家之臣」的意識。

最後，乾隆還為滿、漢官員聯名上奏時的自稱做了規定。

在乾隆明確要求文官上奏公事一律稱「臣」前，滿、漢官員聯名奏事，時常會出現分別自稱「奴才」和「臣」的情況。

比如，直隸總督西寧、天津鎮總兵達翎阿、直隸布政使周元理聯名上奏蝗災事宜，使用的自稱是「奴才西寧、奴才達翎阿、臣周元理跪奏」。

乾隆見到奏摺後，直指周元理「無禮」。他在硃批中申明，「臣」和「奴才」的詞意並無不同，滿、漢官員奏報公事，一概是自稱為「臣」。

他特彆強調：

「並非以奴才之稱為卑而近，稱臣為尊而遠也。」

這句話，是真正的「此地無銀三百兩」，極為精準地點出了「奴才」和「臣」的區別——前者卑賤，但和皇帝親近；後者有尊嚴，而同皇帝疏遠。

接下來，乾隆舉例說：

「即如滿洲大學士在朕前亦自稱奴才，而漢人雖丞簿末秩，引見亦皆稱臣，豈丞簿漢員因此遂得謂尊於滿大學士乎？」

意思是：與皇帝面對面時，貴為大學士的滿人可以自稱「奴才」；身為末流縣丞的漢人也可以自稱為「臣」。官員的地位與如何自稱無關。

乾隆還聲稱，他對官員如何自稱，其實從不計較（這當然只是漂亮話），只是在奏摺上，還是統一為好。他的要求是，「止當論首銜何人，或滿或漢，皆可以一稱貫之」，即滿、漢官員聯名上奏時，所有人的自稱都應和領銜者一致。

具體到周元理，乾隆說：

「若謂周元理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視周元理身分太高，諒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節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達事理耶？可笑之至。」

乾隆聲稱，自己明白，諒他周元理也不敢自恃身份，不肯欲西寧等同稱」奴才「。但周元理拘泥與條文，上級已自稱「奴才」，自己卻還堅持稱「臣」，實在是迂腐可笑。

其實，正是因為擔心周元理這些漢官不甘心做滿人的「奴才」，乾隆才故意做了這番議論，警告他們不要以稱「奴才」為恥。

周元理很冤，漢人文官不可自稱「奴才」，也是乾隆定下的規矩。如陳垣在《釋奴才》一文中所說，

「皇上不欲漢人之稱奴才，而以滿人遷就漢人也，故滿人稱奴才，有時可以稱臣；漢人稱臣，無時可以稱奴才。」

又經過幾次同類事件，以上使用「臣」和「奴才」的辦法，終成定製。

簡單來說就是：漢人文官就任何事上奏時，都要自稱「臣」；滿人文官上奏公事用「臣」、私事用「奴才」；武官無論滿、漢，一律稱「奴才」；滿、漢官員聯名奏事，自稱須統一，若是公事，一律稱」臣「。

此外，（1）作為滿人的核心皇族，如皇帝的兒子、兄弟、長輩等，在任何情況下都只稱「臣」；（2）漢人太監也能自稱「奴才」。

清末老太監信修明在其回憶錄中，說到入宮當了太監，就成為皇帝的奴才。按他的理解，奴才是「皇家眷養」之人，臣是「為國家政治有建樹者」，二者的區別很明確：

「只要受皇家眷養者必須自稱奴才，如為國家政治有建樹者則稱臣，如恭忠親王、醇賢親王、慶獻親王都是軍機大臣，在公可稱臣，在私就得稱奴才。」

清末廢除「奴才」

乾隆設立的「官員自稱」規則，一直實行至清末。

雖說已有定製，但官員為討好皇帝，仍常常違規使用「奴才」自稱。李敖當年寫《奴才學發微》，就從檔案中發現，不少晚清官員在奏報公事時，不按規矩來，仍然自稱「奴才跪奏」。

光緒晚期，為在名義上消除滿、漢差異，清廷開始討論「免去滿員稱奴才字樣，一律稱臣」等議題。宣統二年，清廷終於下詔，同意取消「奴才」稱謂。

詔書寫道：

「君臣為千古定名，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系舊習相沿，以致名稱各異。恭讀高宗純皇帝諭旨，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嗣後，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著一體稱臣等因欽此。」

自此，無論滿漢文武，官員一律以「臣」自稱。

從有清一代皇帝對「官員自稱」的管理來看，其實沒有一定之規，全憑皇帝的個人好惡。乾隆時代區分「奴才」與「臣」；宣統時代又革除「奴才」稱謂，變來變去，目的都只是為了維護、鞏固愛新覺羅的江山。

至於官員，不管皇帝怎麼說，大多數都希望抓住一切機會，將自己變成「皇帝的奴才」，讓皇帝認可自己「奴才」的身份。

作為漢人文官的紀曉嵐，「不幸」生在規則最為嚴格的乾隆年間，他替皇帝幹了一輩子文字審查工作，做了一輩子「禁書能手」，做了太多奴才會做的事，卻還是不能自稱「奴才」。

陳力：《清朝 「奴才」 史論》，《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周遠廉：《清朝興亡史 第4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第45頁。

李敖：《奴才學發微》，《李敖大全集16 中國性命研究》，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第268—278頁。

趙增越《清代奏摺中的「臣」與「奴才」》，《中國檔案》2017年第4期。

陳垣：《釋奴才》，《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3—607頁。

信修明：《老太監的回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第7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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