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約奧運會馬拉松女子亞軍因禁藥倒下，興奮劑問題如何起如何休

今天的故事主題是禁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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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據《跑者世界》報道，2016年里約奧運會馬拉松女子馬拉松銀牌獲得者巴林的Eunice Kirwa涉嫌服用禁藥EPO（促紅細胞生成素）而被田徑誠信委員會（Athletics Integrity Unit，AIU）暫時禁止參加比賽。

巧合的是，那場比賽的金牌獲得者肯亞的Jemima Sumgong也在2017年由於被查出服用EPO而被禁賽八年。

但是，這兩人的奧運會獎牌並不會被取消，因為這個禁藥問題是在奧運會後被發現的。

當年參加比賽獲得第六名的美國名將沙蘭·弗拉納根（Shalane Flanagan）對《跑者世界》的記者說：「不幸的是，我對於這件事並不感到驚訝。我們覺得那天的比賽是不真實的。我們認為我們的排名應該會更高些，但顯然我們沒有實際的證據來支持這個想法。我們只是覺得排名很可能會發生很大變化。我仍然相信，不止有一位運動員的藥物檢測會不合格。傷心的是，我對此不會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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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松選手因為禁藥問題倒下的新聞對於馬拉松愛好者來說並不陌生。

在倫敦馬拉鬆開始前，半馬世界紀錄保持者Abraham Kiptum因為生物護照問題而被禁止參賽。生物護照是一種隨時監測運動員檢測檔案的系統。Kiptum在去年瓦倫西亞半程馬拉松上跑出了58:18的世界紀錄。

5月20日，田徑誠信委員會也宣布了對於馬拉松選手Lim Baoying 三年零九個月的禁賽，理由是她涉嫌在2018渣打銀行新加坡馬拉松服用禁藥。她在那次比賽中以3小時16分36秒的成績獲得冠軍。

在國內，中國田徑協會在1月24日公布了李一鵬興奮劑檢查結果成陽性的處罰通知，他在2018年淮南馬拉松上涉嫌服用興奮劑而被禁賽四年。

還有許許多多的運動員由於涉嫌使用興奮劑而被禁賽，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田協官網反興奮劑欄目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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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最好的醫治運動創傷的卡達ASPETAR醫院的期刊上，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的名譽教授David Mottram發表了一篇《運動員為何服用禁藥》（《WHY DO ATHLETES TAKE DRUGS?》）的文章。

文章中，Mottram指出運動員服用禁藥的理由有三。一是為了治療疾病服用，二是在社交和「娛樂」時服用，三是提高運動能力服用。

有些運動員患有長期慢性疾病，例如哮喘、高血壓之類，需要服用藥物治療，此外，運動員有時也會和普通人一樣患感冒之類的疾病。對此，運動員服用治療藥物需要注意違禁藥物。

在一些社交和「娛樂」場合，運動員也會接觸到違禁藥物，例如酒精。另外，有些運動員還會在一些場合接觸到可卡因、大麻等毒品。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大麻素已成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年度實驗室統計數據中出現的第二或第三類最常見的禁用物質。

為了提高成績而服用禁藥是常見的理由。

一份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報告統計精英運動員使用違禁物質的最初理由包括：提高運動成績獲得職業生涯成功，獲得經濟利益，促進康復，預防營養缺乏以及其他想法。

除了運動員服用禁藥的想法外，還有一些外在的因素促使運動員主動服用禁藥或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服含有違禁藥物的東西。

媒體報道：在新聞中，媒體傾向於廣泛報道運動中的興奮劑醜聞。這可能會給運動員一種運動中使用增強運動能力藥物的誤導。

同伴壓力：運動員可以直接看到或者聽到有的運動員使用藥物提高成績的消息。或者，運動員可能會被競爭對手或其團隊成員提供違禁藥物。

支持團隊壓力：那些運動員身邊的人，如家庭成員、教練和醫療保健人員，可能會給運動員施加額外的壓力，利用各種手段來提高成績。

物質的可獲得性：除了更傳統的藥物供應源之外，運動員現在幾乎可以通過互聯網獲得他們想要的任何產品。

誤導性信息：一些安全的補品可能會含有微量違禁物質。此外，某些補品的標籤可能是不完整或不準確的。

缺乏理解：運動員不是藥理學家，藥品上的過多信息可能會使外行人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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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興奮劑是一場曠日持久並將會伴隨體育運動永遠持續的鬥爭。

據中國田協官網，在去年，田徑誠信委員會和雅培世界馬拉松大賽(Abbott WMM)宣布了新的反興奮劑測試計劃。

2018年，田徑誠信委員會對田徑運動的完整性和公路賽跑的風險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並因此設計了一個情報反興奮劑計劃，該計劃將重點放在最優秀的精英運動員身上，利用情報手段確保在正確的時間對合適的運動員進行測試。

Abbott WMM的執行董事Tim Hadzima說：「Abbott WMM的主要選手們對其在興奮劑問題上的零容忍政策以及其在反興奮劑項目上投資和為此所做的積極工作感到自豪。我們正與AIU不斷審查該計劃，未來顯然需要高度重視情報和調查能力。我們正與AIU的專家們合作，為公路比賽做好下一步的準備。」

除了加強外部監管外，運動員也需要從自身做起熟悉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公布的禁用清單，同時運動員身邊的醫療保健人員需要為其提供更多的指導。例如：

提供合理的藥物處方。

充分了解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規定。

儘可能廣泛地傳播反興奮劑信息。

與同事聯繫分享專業知識和經驗。

外部的強監管與呼籲運動員主動拒絕興奮劑的效果需要時間的檢驗。願興奮劑遠離體育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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