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比較19世紀亞洲政要：李鴻章與伊藤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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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天朝向左 世界向右》 華文出版社
作者 | 玉龍
原題《李鴻章和伊騰博文的差距》
19世紀，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一個是中國的首輔大臣，一個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當，時代相同，風雲際會，砥柱中流。面對共同的「千年未有之變局」，歷史發令槍猛然打響，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賽道上，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同時起跑。懷著富國強兵的同樣夢想，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作為領軍人物，帶領各自的國家一路追趕。儘管日本起步比中國還遲，然而最終結局卻大相徑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搖搖欲墜，日本帝國則一飛衝天。
世事流雲，人生飛絮，同樣是「經世之才」，一個身背罵名，抑鬱而終，一個大功告成，奇勛蓋世。這樣懸殊的結果，難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還是真如李鴻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齊」？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鴻章死後50天。一代大家梁啟超便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一書，該書敘述評價了李鴻章的風雲一生。並率先把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作了比較分析。梁啟超認為，「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在早年的「櫛風沐雨之閱歷」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識見和客觀環境方面，難比伊藤。梁還把李鴻章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理念下進行評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而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認為李鴻章是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
梁啟超不愧目光如炬，巨筆如椽，其學貫中西，識見犀利，一劍封喉。千載而下，恐怕對李認識評判的客觀全面，無出其右者。不過，梁任公只見樹木，未見森林；只見其果，未證其因。
蘋果進埋進肥沃的土壤就會生根發芽，投進五色醬缸只會腐爛變質。讓我們試著從文化結構上找找原因。
據李鴻章的幕僚范當世說，李在直隸任內，喜看《管子》，甲午戰爭後喜看《莊子》。就這麼兩本書。李鴻章在給一代大儒吳廷棟寫信的時候，自己也說「鴻章少年，有志於學，不得已為事情所累。」因此人們通常認為，李鴻章是沿著傳統的科舉道路進身的，他的知識結構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這種知識結構本身的弱點與缺陷，決定了他不可能走得更遠。著名科學家周光召指出：「中國古代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善於做定量的數學分析和形式邏輯的推理……所以對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種猜測，缺少科學根據」。已故學者馮建輝在其《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中進一步闡明，歐洲的自然科學知識伴隨著「文藝復興」而迅猛發展，促進了整個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的飛速進步。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儘管不乏深刻的見解，合理的成分，但總體上，其基本主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與現代化發展趨勢是不相適應的。就連被稱為「東方聖哲」，終生致力於弘揚儒家文化的著名學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說：「儒學開不出新天地來」。
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顯然要比李鴻章開闊新穎得多。梁啟超說：「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他學過漢語，在倒幕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不斷從洋學中獲得啟益。1863至1864年間，他曾留學英國。時日雖短，見識頗豐。他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據記載，他不斷讀書研究，直致做了總理大臣後，依然驅車至丸善書店看書，連外國的新聞雜誌都期期必看。
然而，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里，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後依然拖著辮子的李鴻章，練淮軍、興北洋；開招商局、置機器局，製造兵器、倡設鐵路……如果沒有點兒真功夫，能辦出中國47個「第一」？僅僅從自身文化結構上找原因，顯然是不夠的。伊藤博文照樣精通儒學，樂此不疲（他的姓名就來源來《論語·雍也》：「君子博學於文」），甚至他的治國名言就是「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他為什麼沒有「中毒」呢！
追根溯源，李鴻章的腳跨進了新時代，而腦袋卻還留在舊時代。如梁啟超說：「伊藤博文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儘管他接受了鴉片戰爭後「經世之學」的影響，但他對西學的了解，始終停留在比較淺薄的「器物」層面上。他作為大清重臣，迫於滿朝清流物議之壓力，變革只敢觸及器物層面，絕不敢越「中體西用」雷池一步，抱殘守缺，膠柱鼓瑟，「未嘗有立百年大計以遺後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
一個國家的近代化，如何正確對待「西化」和西方文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台灣學者柏楊比喻得好，大清朝就象一個被擊敗的末期癌症的老拳師，在觀察強大對手的優點時，不歸功於對手的強壯如牛，反而歸功於對手有一副漂亮的拳擊手套。老拳師認為自己只要也有這麼一副漂亮手套，就可發生同等威力。李鴻章並非有接受外來文化，但作為士大夫的主流意識，他一方面固守中華文化天下第一，另一方面以羨慕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中西文化的矛盾與不調，妨礙了他在深層次上吸取西方近代文化，成為他難於擺脫悲劇命運的致命弱點。他培養西學人才，要麼為軍事人才，要麼為翻譯人才，比如他在19世紀70至80年代，所奏派的200餘名正式留學歐美的學生，全是學習軍事和工程技術等，沒有學習西方哲學、政治和文史等學科的。
在事關國計民生的大政方針上，他未能突破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重農抑商」的弊政，重軍事工業輕基礎工業，害怕商民壯大，只為清政府謀財，不重視為老百姓謀利。這種推行缺乏近代經濟靈魂的錯誤產業政策的結果，是李鴻章只重視「勁卒」，不重視「豪商」，結果中國沒有「豪商」，也沒有「勁卒」。
整個中國的近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軌道上爬行。
當「天朝」上下羞羞答答舉步維艱地撩開西洋的神秘面紗時，日本舉國喊響了全面「脫亞入歐」的口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文明開化」的狂潮。
外相井上馨認為，日本只有成為「歐化新帝國」，才能獲得列強好感，修改不平等條約。一場狂飆突進的全面「西化」運動開展起來。在政府的帶領下，天皇吃起了牛肉，官員們穿起了燕尾服，舉國上下颳起了鋪天蓋地的「歐風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說英語、理分頭、跳交誼舞甚至嫁洋人，都被視作「上流生活」。有一首打油詩說：「敲敲短髮蓬鬆的天靈蓋，文明開化的聲音就響起來。」
伊藤博文「喜好洋風」，是「歐化政策」的積極倡導者。但當他以現用力過猛，矯枉過正後，及時調整政策，順應大勢，照顧國情，恢復傳統文化，扭轉了淺薄庸俗、極端西化的傾向。日本一時出現了西服與和服並存、酒吧與茶室共處、西洋歌劇和日本浮士繪竟相奪目的奇觀。在此基礎上，伊藤博文大力「勸獎百工」、扶持私營企業，使日本經濟欣欣向榮。耐人尋味的是，儘管強調「富國強兵」，但伊藤博文卻沒有推行片面的唯軍事的產業政策，始終把「殖產興業」作為「富國強兵」的基礎。伊藤博文既重視「勁卒」，更重視「豪商」，結果日本「豪商」遍地，「勁卒」無敵。
按近代文化標準，伊藤博文要比李鴻章「文明開化」得多。1896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評論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麼教育，也並不文明。
在維特評價李鴻章5年之後，伊藤博文於1901年9月獲贈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學位。李鴻章呢，也許在喝著洋咖啡，吟詩作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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