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北京的名人都愛住這裡？
【琉璃廠】
琉璃廠，在北京原宣武區和平門外。遼代稱「海王村」。當時，為營建大都城，在此開設官窯，燒制琉璃瓦。
至明代，琉璃廠成為工部五大窯廠之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建外城後，琉璃廠遷至現門頭溝區琉璃渠村，名字卻流傳至今。
清初，琉璃廠逐漸發展成為京城最大的書市，與文化相關的筆墨紙硯、古玩書畫等商鋪也隨之發展起來。據孫殿起《琉璃廠小志》記載，琉璃廠文化街的四至為：「北至西河沿，南到莊家橋及孫公園，東至延壽寺街及桶子衚衕，西到南、北柳巷。」
在這個獨特的區域文化環境內，聚集了天下的風會人物，聚集了天下的古籍、字畫、紙張、書帖、古玩，「九市精華萃一衢」，琉璃廠發展成為人文薈萃的文化街市，成為「京都雅游之所」，成為皇都帝京的文化地標。
北京琉璃廠
「相逢盡屬龍門客」
清代，琉璃廠作為外城離紫禁城最近的地方，發展成為文化街，與當時政治、人文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聯繫。順治年間，京城實行「滿漢分城居住」，漢族京官、各地來京官員、應試舉子，多住在琉璃廠附近或毗鄰地區。
鄧之誠《骨董瑣記》記載了有清一代名士住地可考者，共92人，包括從順康時期的孫承澤、金之駿、吳偉業、馮溥、李漁、宋琬等，中經乾隆盛世的汪由敦、秦大士、袁枚、程晉芳、戴震、紀昀等，直到晚清的翁同龢、潘祖蔭、李慈銘、袁昶等。
這些名士中有65人住在琉璃廠附近，除三人住正陽門外的楊梅竹街及珠市口一帶外，62人都先後集中居住在宣南的狹長地區。
他們大都為住所取一個風雅的齋號，如宣武門右陳邦彥的春暉堂、汪懋麟的十二硯齋、海波寺街金之俊的古藤書屋、虎坊橋毛奇齡的眾春園、上斜街顧嗣立的小秀野堂、南柳巷查慎行的棗東書屋、韓家衚衕李漁的芥子園、珠市口西大街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繩匠衚衕徐乾學的碧山堂等等。
徐乾學是顧炎武外甥、大藏書家，其住所碧山堂能「容滿堂珠履」，曾是名士詩酒酬唱盤桓之地，納蘭容若經常來此。在接受編纂《明史》任務後, 康熙帝特許徐乾學在碧山堂設立書局，於是眾多編修書局的同僚以及交往的寓京名士被延請到碧山堂，查慎行詩形容說：「相逢盡屬龍門客,只是常鱗不敢登。」
康熙十八年京師大地震，慈仁寺塌廢，北京書市很快轉到文人名士集居的琉璃廠附近。康熙年間，燈市也移往琉璃廠，每年正月從元旦至十六日燈市期間，「百貨雲集，燈屏琉璃，萬盞棚懸；玉軸牙籤，千門聯絡；圖書充棟，寶玩填街；更有秦樓楚館遍笙歌，寶馬香車游士女。……登土阜北眺，睹宮闕之巍峨，見樓台之隱約，如登海外三山矣」。
人們逛廠，欣賞「一市人如海，塵從隙處穿。帷車排窄巷，社火壓湯圓。濁酒呼朋飲，奇聞借客傳。欲尋容足地，飛爆向肩燃」的燈市夜景，同時也可以眺望巍峨輝煌、宛若仙境的皇家宮殿。「逛廠」遂發展成為一種風尚。
乾隆三十八年開館修《四庫全書》，徵調全國各地文人學士二千餘人進京參與編修工作，多住在宣武門外。這些翰林院的四庫編修們，上午校閱秘府藏書，將「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下午便到琉璃廠書店訪求、尋檢書籍。
直至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編成，近十年時間裡，這裡一直是琉璃廠文化街的一道特殊風景。各地書賈紛紛攜帶珍本、善本書籍來琉璃廠，設肆售賣。琉璃廠書肆激增，成為一條古今圖書、文具、書畫、古玩薈萃的文化街，成為人文薈萃之地。
查慎行的「龍門客」一詞，道出了琉璃廠地區人文景觀特點。
這裡的居住群體，多為天子近臣、翰苑詞臣、衙門司官、名士名家，以其天賦奇情、博學鴻詞、字畫文學、經學史學、才學品節、風流文采而名重一時，點綴著皇朝的文治武功。同時，作為當朝的風會人物，引領著京師的學術風尚。例如，順康時期，北京的文化中心在廣安門外的慈仁寺（報國寺）。康熙朝諸公經常到慈仁寺書市冷攤中尋覓珍物，留下一段佳話，相傳至今。
當時，詩壇盟主、刑部尚書王士禎的人品、學問，在士人舉子中極負盛名。但是王氏「龍門高峻，人不易見」，海內訪客想見他很難，正如孔尚任《燕台雜興》詩所云：「彈鋏歸來抱膝吟，侯門今似海門深。御車埽徑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尋。」只要到慈仁寺書攤等候，便有機會「得一瞻顏色」。
這段佳話折射出，康乾盛世，士大夫不問世事，醉心於文學、詩賦的現象，深為後世所艷羨。清人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八「拈花禪寺」條就曾發出「康、乾二朝士大夫，真神仙中人」的讚歎。這些「前輩風流」使得琉璃廠成為天下士人遐往之地，並作為一種風雅的人文景觀，在琉璃廠地區積澱、延續了近三百年，成為古都厚重的歷史文脈。
「九市精華萃一衢」
琉璃廠文化街古今圖書、文房四寶、名家字畫、書法碑帖、鼎彝瓷器、古玩玉器、裱畫圖章、金石篆刻、刻版印刷、古錢印石、秦俑唐彩、瓦當造像、銅鏡帶鉤等店鋪鱗次櫛比，被譽為「九市精華萃一衢」。
古舊書籍是琉璃廠最大的珍寶。戴璐《藤陰雜記》卷十記錄了康乾年間藏書家、詩人鮑鉁的《春遊詞》，描繪了琉璃廠書肆「叢脞書多卷帙殘，幾人著眼笑酸寒。南沙畫片香泉字，幅幅裝池骨董攤」的情景。魯迅在1912年12月31日日記中寫道：「京師視古籍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各種古籍卷帙浩繁，邃雅齋、來薰閣的線裝古籍珍貴異常，被京師人視為古董，不惜重金收藏。
琉璃廠文化街的店鋪名稱古韻十足，如榮寶齋、鑒寶齋、懷寶齋等等，使得琉璃廠街巷散發著古雅的文化意蘊。
榮寶齋
這些店鋪名字古雅，掛著的金字匾額更是薈萃京城匾額之精華。
孫殿起《琉璃廠小志》中列舉了87家店鋪匾額。這些匾額，多由宰輔執政、名公巨卿、狀元才子、詩人名士所題寫，字體不一，琳琅壯觀，珍貴絕倫。其中，咸豐六年狀元、光緒帝師翁同龢就為寶古齋、茹古齋、賞奇齋、尊漢齋題寫匾額，其書法「渾脫瀟洒，老氣橫秋」；阿克敦布為清秘閣題寫的匾額「神氣十足，結構精密，似脫胎於九成宮，然運筆瀟洒過之」；同治元年狀元徐郙的松華齋匾額字體「圓潤緊湊，超然絕俗，循其筆跡，系宗多寶塔，而運筆渾脫過之」。
這些匾額，折射出琉璃廠商家與眾多士大夫的密切關係，使琉璃廠文化街有了高雅之氣韻、自信之底蘊。
琉璃廠文化街書肆薈萃、古董雜陳，所售古玩、字畫、書帖，為天下正宗，吸引著京城公卿名士。很多官員退朝後，不約而同地出宣武門到琉璃廠尋書搜寶，在清秘閣店前空場拴馬、停轎，在店中內室更換朝服，之後開始逛廠，收集古籍、拓帖，鑒賞古玩，日終方歸。戴璐《藤陰雜記》卷十記載，乾隆年間，藏書家、經學家、詩人程晉芳移居京師，以詩寄大才子袁枚，有「勢家歇馬評珍玩，冷客攤前問故書」之句，袁枚笑曰：「此必琉璃廠也。」
道光末至光緒年間,金石學鼎盛，學人士子、官宦商賈爭相搜購錢幣、碑帖、三代彝器，出現了許多金石收藏大家。其中最著名人物是陳介祺和潘祖蔭，二者並被譽為「南潘北陳」。
陳介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他畢生收集青銅器、陶器、古錢、古印璽、石刻造像等，所藏多且精，藏品以毛公鼎最著。咸豐四年返歸故里，興建「萬印樓」存放金石文物。他還考證金石文字，著有《簠齋傳古別錄》《簠齋藏古目》等。
潘祖蔭，咸豐二年探花，官至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銜，酷愛搜羅善本書及金石碑版，精於鑒賞，人稱「潘神眼」。只要有彝器出土，便傾囊購之。藏品以西周史頌鼎、大盂鼎和大克鼎最為有名。他曾刻書近百種，藏書室有二十鐘山房、滂喜齋、八求精堂等。
翁同龢，咸豐六年狀元，在京為官四十多年，官至刑部、工部、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光緒帝師。他居南橫街近三十年，幾乎日日去琉璃廠搜求珍本書籍、名家書畫。戊戌變法後，被革職。上諭說他自授讀以來，一味以「怡情適性之書畫古玩等物，不時陳說」，而從未講求經史大義。拋開翁氏捲入甲午戰爭洪流、舉薦康梁維新人才等因素，他那欲罷不能的愛好，被解讀成「玩物喪志」，而成為免職理由。此亦足見翁氏與琉璃廠文化街之深厚淵源。
一得閣
「市人中風雅者」
琉璃廠店鋪門面不寬，多為三五間，窗明几淨，古籍古玩充架盈室。人們來此，從容尋書覓帖，愜意論書談心。這種文化傳統一直延續到民國年間。
瞿兌之《杶廬所聞錄·養和室隨筆》記載，琉璃廠書肆「棐幾湘簾，爐香茗碗，倦時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煙談心，恣無拘束。書店夥計和顏悅色，奉承恐後，決無慢客舉動。買書固所歡迎，不買亦可」。
又載：「朝士大夫退食餘閒，欲怡情翰墨，則亦巾車野服，於此恣一日之游。至於積學之士，欲讀異書而力不能購，則坐書肆中亦得恣眼福焉。故肆主多工應對，通書史，以便與名人往還。」
瞿氏所見所記不虛。琉璃廠書畫古玩商鋪掌柜和夥計，多年浸淫於古器舊書中，精通版本目錄與金石鑒賞，可以自如地與名家交流、切磋。
光緒年間古玩鋪德寶齋大掌柜李誠甫，山西太平人，咸豐初年在琉璃廠開了德寶齋古玩鋪，匾額是克勤郡王所題寫。他精於鑒別古彝器，陳介祺、潘祖蔭、王懿榮所藏，大半出其手。以毛公鼎為例，咸豐元年出土於陝西，次年就被陝西古董商運至琉璃廠，經李誠甫、劉振卿過目鑒定後，介紹給陳介祺，陳以重金收購後親自護送回濰縣密藏。
德寶齋的二掌柜劉振卿也是太平縣人，白天「應酬交易」，入夜則專攻金石之學，曾著《化度寺碑圖考》，洋洋數千言，幾乎令翁同龢無從置喙，直贊他是「市人中風雅者」。
從翁氏此言可見，琉璃廠文化街的夥計，雖是買賣中人，卻彬彬有禮，帶有幾分書卷氣，其「品格風度，確是高人一等。無形中便養成許多愛讀書的人，無形中便養成北京之學術氣氛，所謂民到於今受其賜者，琉璃廠之書肆是矣」。（瞿兌之《杶廬所聞錄·養和室隨筆》）瞿氏此話，道出了琉璃廠文化街的儒雅、博雅氣韻，以及它的文化與社會意義。
作者：趙雅麗，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5期，原標題「京師雅游琉璃廠」
責編：金蕾蕾
排版：鄺岩
監製：李愛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