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麗珠

1980年7月，張麗珠代表中國婦女出席聯合國在丹麥哥本哈根主辦的第二屆世界婦女大會，並於會前（7月9日—13日）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挪威奧斯陸召開的「變革社會中的創造性婦女（Creative Women in Changing Societies）」國際討論會。在研討會上，張麗珠作了題為《回首往昔，展望光明未來（Reminisces of the Past and a Bright Outlook on the Future）》的英文報告。在報告中，她回憶了自己的教育經歷，以自身為例向各國代表介紹了中國婦女在家庭、事業等方面的基本情況，講述了自己同時兼任妻子、母親、醫生多種角色的經歷以及其中的衝突，同時也回顧了「文革」期間的情況以及中國醫學發展的狀況。

報告內容豐富，充分展現了一位中國女醫生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豐富的人生經歷和複雜的心路歷程。報告原文為英文，現譯為中文以饗讀者。

1951 年夏，剛回到上海的張麗珠。

張麗珠（1921—2016）

著名婦產科學家。1921年1月15日出生於上海。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先後赴美國、英國進修、工作，主攻婦科內分泌學、局部解剖學和腫瘤早期診斷。1951年回國，次年就職於北京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婦產科，後參與創建北醫三院並長期領導該院婦產科。數十年來致力於我國婦產醫學的研究和臨床工作，培育了中國大陸首例試管嬰兒，在醫界同行和廣大患者當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聲譽。

我的教育背景

我1921年生於上海，父親（張耀曾）在中年以後是一位律師。他早年投身於辛亥革命，並成為起草《中華民國憲法》的核心人物之一。後來，他辭去在北京的官職，移居上海。他經常向我們講起從政生涯中的失誤和困難，並展望心目中繁榮強盛的未來中國。這些在我心中埋下了種子，使我在長大後認識到自己與中國的命運是如此緊密相連，並且對我們的祖國產生了強烈的責任感。

父母只有四個女兒，而且很不巧，我是第四個。在我出生的時候，可以想見他們是何等沮喪：又是個小丫頭片子！我至今都清楚地記得，當看到我做針線而不是去學習的時候，父親生氣的樣子。這顯然違背了他的願望。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兒去當秘書或是打字員。在我剛讀完大一的時候，父親去世了，年僅54歲。很多親友趕來悼念，其中一位在悼文中寫道：「他英年早逝，實在太不幸了，更何況身後沒能留下兒子繼承家聲，這更是令人同情。」在此後許多年裡，舊社會的這種傳統觀念如同無法擺脫的重擔，一直壓在我心頭。

我的父母都曾多年在國外留學，他們在子女教育中注重「健康的身體孕育健全的頭腦」。在他們鼓勵下，我參加了多項球類運動，並且取得過一項至今仍令我得意的成績：在1935年的全國運動會上，作為主力隊員與隊友們一起奪得全國排球冠軍。在整個高中時代，我過著積極向上、快樂活潑、無憂無慮的生活。在女子學校的舞台劇表演中，由於身量較高、性格外向，而且開朗直率，我經常被分派扮演男角。我曾被選為「1937年度全面發展女孩」。在畢業紀念冊中，同學們都認為我將來會成為空軍飛行員。

那幾年，在加強戰備以反抗日本侵略的潮流中，我積極響應「航空救國」的倡議，高中畢業時選擇報考中央大學航空工程專業。但是，由於日本侵略，這所學校從南京遷往了大後方。儘管我反覆爭取，父母還是不允許我長途涉險奔向不確定的未來，理由是我還太小，又是個女孩。後來，聽那裡的一些學生說，他們當初都曾盼著能見到航空工程系唯一的女同學。由此我只能留在上海等待，最終機緣巧合入了醫學這一行。然而，我一旦選擇了它，就會對其發生興趣，努力沉下心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醫學院畢業以來的36年里，我從未離開過崗位，並且決心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我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習了7年，先後獲得理學學士和醫學博士學位。在日寇佔領時期，我一心學習，遠離政治和宗教事務。因為在醫學院的成績優秀，我在1944年獲得「最佳畢業生」稱號。男同學們抬頭看著我，互相說：「她就像石頭一樣堅硬冷酷。」在選擇專業方向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並認真考慮作為一名女性在社會上的劣勢和限制，最後決定在婦產科學領域工作，以便為婦女的福祉而奮鬥。

到美國進修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1946年我去了美國，隨後又被英國的「社會化醫療」吸引，於1949年前往倫敦，並在那裡工作了兩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捲入其中。這令我心煩意亂、坐立不安，身處英國朋友之間卻深感孤獨絕望。

當我決心回祖國的時候，卻遇到諸多障礙。當被告知拿到祖國的入境許可才能預定回家的船票時，我感到怒不可遏。隨後，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收到了我們的新政府發來的「歡迎回國」電報，我感到大獲全勝，忍不住讚歎新中國的高效率。

1951年夏天，當我第一次看到我們摯愛的五星紅旗飄揚在珠江的小船上，心中歡欣鼓舞，不禁淚流滿面。尚未意識到前方道路的曲折。我重新投入祖國母親的懷抱，滿懷希望和憧憬，準備全身心投入祖國的建設。

1934 年，張麗珠（左一）和家人赴莫干山春遊合影。

身兼三角：妻子、母親、醫生

我31歲結婚，那時剛回到上海不久。當時的上海，一切看起來都平穩祥和。我丈夫（唐有祺）是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我們曾經同船赴美。他回國的時間和我差不多。婚後我離開上海和他一起去了北京，這不是因為夫唱婦隨，而是因為我作為醫生，到哪裡工作都一樣。從那時起，我開始在北京醫學院工作。

現在我丈夫是北京大學化學教授和物理化學研究所所長。他從沒要求我離職回家，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專業人才。在這點上，我倆都一樣。有些朋友有時會跟他開玩笑說：「永遠不要娶助產士，因為她會在午夜被叫走。」

有段時間，我們雇了兩位保姆做家務、照看孩子，所以大部分工資都花在了這上面。我生了一兒一女。我們拋棄了讓我多年耿耿於懷的舊傳統，讓男孩隨我姓張，女孩隨我丈夫的姓。這也表明在我們家夫妻是平等的。歸根結底，讓孩子姓什麼並不重要，他們屬於全社會。

我陪伴家人的時間很少。曾經在一個炎熱的夏日，我在午休時讓幼小的一雙兒女躺在兩側，這邊看看女兒，那邊看看兒子，心中充滿了母愛和滿足。那真是一個值得懷念的時刻啊！

直到現在，我那已經長大成人的女兒還會笑話我：「你一點都不像個母親。」然而，我知道，我為其他許多孩子的母親做了很多，並且通過我的行動，我給我的孩子們帶去了良好的影響。

女兒小時候寫過一篇極好的文章，內容是「媽媽半夜被電話叫去搶救危重病人」。兒子上小學的時候被選去參加乒乓球集訓夏令營。他受不了那裡的管理，一個人跑回來了。我非常生氣，因為他沒有完成訓練任務。

幾年後，他在16歲的時候和其他許多學生一起被送到北大荒的農場幹活。他們到達後的第一個冬天，饑荒降臨了。很多人無法忍受飢餓和寒冷，跑回了北京，但我的兒子堅持了下來。他寫信回來說：「親愛的媽媽，我還記得你那年夏天的談話，你一定要相信我，作為一名戰士，我永遠不會從戰場上逃跑。」不，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我們堅定地站在那裡，作為前線的戰士，敢於戰鬥，敢於求勝，因為我們對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黨有信心。

如何用我受到的西方訓練為中國人民服務

1958年北醫三院創立時，我被任命為婦產科主任。在醫療工作中，我一直以科學為基礎進行臨床實踐；在教學工作中，我要求學生掌握基本原理，培養獨立思考和推理的能力。我們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我們要求住院醫師進行詳細的術前討論和術後總結，以確保診斷的真實準確，這樣他們才能通過接觸到的每一個病例真正得以成長。要培養他們對病人的責任感，這是行之有效的好辦法。

要成為一個好老師，首先要做一個好學生。由於一直在大城市成長和接受教育，中國的鄉村生活對我來說非常陌生。1965年，我參加了以衛生部部長為首的北京巡回醫療隊，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主要任務是走村串戶地照顧病人、進行衛生宣傳、培訓赤腳醫生。這符合衛生工作必須與群眾相結合的政策。

1957 年，張麗珠帶一雙兒女出遊。

說實話，當第一次被叫到一個農民家裡去幫助一位難產的婦女時，我非常害怕。有兩三個接生婆曾試圖接生，但沒有成功，她們都離開了。在一旁焦慮的准爸爸的注視下，我終於成功地幫助產婦把孩子生了下來。當小男孩發出第一聲響亮的啼哭以宣布他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我渾身都是汗，甚至可能比那位感激不盡的父親更幸福、更欣慰。

還有一位58歲的老大娘，卵巢上長了一個重達60磅的巨大腫瘤。由於腹部的沉重累贅，她好幾年都只能跪在炕上。由於我們得到了醫院領導集體的全力支持和鼓勵，事先考慮到了可能出現的各種併發症，並作好了最壞的打算，手術在基層衛生院順利完成。幾周後，病人在親戚的陪同下回到了村裡。走進大門時，她挺胸收腹、一身輕鬆。村民們敲鑼打鼓、歡呼慶祝。

還有一位病人，因13年前第一次分娩時難產導致陰道膀胱瘺，常年漏尿。由於村裡缺少醫務人員，她只能獨自承受病痛折磨。冬天，她的棉褲褲襠被「尿冰」凍得硬邦邦的。在基層衛生院，經過我們細緻的手術修復和術後的精心護理，她的瘺管得以治癒，使她恢復正常生活。

難怪農民們會把送醫療隊到身邊的黨和毛主席當成救星，他們通過自己的經驗認識到，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他們才能得到如此高質量的免費醫療。

在醫療實踐中，我們必須通過反覆訓練來完善我們的技術，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也是如此。我們學習它，不僅僅是通過書本，還要在實踐及同群眾的密切聯繫中。我就是這樣走進廣大群眾和農民中間的，學習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所思所想。不了解他們，怎麼能好好為人民服務呢？在談什麼是為人民服務之前，首先必須把大多數人的痛苦放在心上。

將中西醫結合以形成一種新醫學，一直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這是毛澤東主席為中國醫學發展指出的方向。探索祖先留下的中醫藥學寶庫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可以很高興地說，我是最早在針刺麻醉下成功進行剖腹產和卵巢囊腫切除的少數人之一。此外，我們在用中藥治療月經失調方面也初見成效。最近，北京市中醫研究所的一位婦科醫生來我們科室工作，我們一起開展醫療和跟蹤病例工作。這樣，傳統醫學和西方醫學的醫生就能更緊密地團結和合作。當然我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我們不可能什麼都親力親為，因此我們接收來自全國各地的進修生，通過實際工作讓他們完成一定時間的培訓。我自己也到邊境地區開展短期培訓和技術指導。醫院不僅要成為治療的場所，而且要成為人民的保健中心。我們經常走出醫院去做癌症的大規模普查，幫助附近的其他診所治療較輕的疾病。

我們永遠謹記將普及和提高結合起來。每年通過國家考試選拔出來的高層次研究生，會接受高等科學訓練，從事與臨床重要問題有關的研究工作。

對於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短期停留期間由特林德（1894—1989）、諾瓦克（1884—1957）、伍德瑞夫（1912—1996）等教授那裡得到的教誨，我極為珍視。紐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研究中心的斯特朗癌症防治室前任主任萊塞皮朗斯博士如果聽到大規模的防癌體檢項目不僅在婦產科設立起來，還被推廣到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一定會很高興的。

中國醫療衛生工作的指導原則之一就是「預防第一」。我衷心地感謝英國倫敦海克內醫院的格拉迪斯·道茲小姐、瑪麗醫院的瑪麗·吉爾摩小姐，以及我在英、美兩國學習和工作期間其他幫助和鼓勵過我的老師們。他們當時一定深感跟一個背井離鄉的外國留學生和睦相處是何等困難。他們中的一些人我可能再也無法見到了，但是要知道，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現在我可以為我們這個行業在中國的發展作出一些貢獻，也正是有了他們，不同國家的人民之間的友誼得以推進。我相信這種友誼將會天長地久。

很遺憾，我們之間的聯繫被切斷了這麼多年，使我們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現在我們必須奮起直追，彌補失去的光陰。有許多人的名字我已經記不起來了，比如1948年我在紐約的癌症醫院遇見的那個挪威女孩，1951年我們在巴黎再次相遇。後來她給我寄了一頂法國帽子到上海，我卻沒能給她任何回應。我多麼希望能在奧斯陸見到她，向她致謝，併當面道歉！

我如何渡過「文革」

1966年10月從巡回醫療隊回來後，我看到醫院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我被要求「靠邊站」，趕出了革命群眾的隊伍。我們被叫做「臭老九」，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1968年下半年，我的丈夫也遇到了麻煩。我被認為不再適合做一名醫生，只能做些醫療勤雜工作，並被要求不停地寫交待自己「罪行和錯誤」的材料。

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被「解放」了，因為沒有證據證明我們是有罪的。但我們必須利用自己的技術和知識來維持生活，於是在1969年，我被要求和幾個醫學院的學生去山區工作。

背著沉重的包袱，心頭也是沉甸甸的。翻山越嶺，除了毫無反顧地往前走，似乎沒有別的選擇，我的心裡暗藏著這樣的擔心：一旦進了山谷，就再也出不去了。

放下包袱，我兩腿還在抽筋，就去看第一位病人。這是一位老大娘，患有嚴重的子宮脫垂，陰道壁完全倒轉。由於沒有交通工具，她已經多年不能離開村子了。我和學生們一起，首先設計了一個手術台，使用馬鐙來吊起病人的腿，然後把茅草屋變成了一個新的手術室。手術時間很長，病人術後血壓一直很低。整晚我都和病人一起待在她的炕上，一直沒有合眼。因為病人一直焦躁不安、不願配合，我要一直按著她的腿，以保證靜脈滴注的針頭不會移位，就如同我們兩人的生命都懸在那根針上。最終她恢復了健康。這位卧床多年的病人得以出門散步、觀賞杏花。於是，消息很快傳開了，大家知道村裡來了個有本事的女人。

我們走出山谷之時，天正下著雨。我沿著濕滑的山路往上爬，身上背著同樣的行李，但心中一片光明。山的另一邊天空放晴了，我看見一條平坦、順暢的大路在前方伸展開去。我鬆了一口氣，心滿意足，因為我又克服了一個困難，取得了精神上的勝利。

1980 年張麗珠在「變革社會中的創造性婦女」國際討論會上發言。

1971年，我的兩個孩子也被送到農場。人們指著在地里幹活的女兒小聲說：「這個女孩一定是為了替父母贖罪才來這裡勞動的。」這些話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過去美好的日子已經逝去了。還記得1963年我們一家人有次去頤和園，在湖裡划船和游泳，當時我那年幼的女兒還被攝影師抓拍下來，成為了《中國畫報》的封面女孩，象徵著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女孩的幸福童年。光陰易逝，一切都變了！

隨著「四人幫」的倒台和極左路線的糾正，黨正在努力糾正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我們這些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被接納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我的兩個孩子付出自己的努力和毅力，成功地通過了競爭激烈的高考。我相信他們很清楚要珍惜受教育的機會。

展望光明的未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經濟、社會、家庭等所有方面都與男性享有同樣的權利，並且實現了男女同工同酬。我充分理解，只有在全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當中，婦女解放才有可能得以實現。

重新煥發生機後，我已經加入了邁向四個現代化的新長征行動，決心更加努力地為婦女健康工作，提高醫學教育的水平，推動婦產科學與技術的發展，與全世界的同行和朋友們攜手共進！ （陳麗娟譯）

張麗珠和試管嬰兒

為獲得平等的性別地位而奮鬥

■陳麗娟

張麗珠作這次報告的時候，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剛剛開始，從她的遣詞用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許多時代痕迹，但通篇洋溢著對國家命運的關切、對女性解放的關切，以及女性特有的細膩感情。如文末所說，她此後「更加努力地為婦女健康工作」，除開展大量日常診治工作外，出於醫師治病救人的責任感和作為母親將心比心的悲憫情懷，她於1982年決定開展試管嬰兒的研究工作，此後一直致力於此，取得了豐碩成績。

回顧張麗珠的人生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她一直在為獲得平等的性別地位而奮鬥，其中有犧牲也有妥協，最終在奮鬥的過程中實現了自身的價值。通過她的經歷，結合與之相關的政治、社會、教育、家庭等因素，我們可以探討在20世紀中國劇烈的社會變革中，中國女性地位的變化，以及她們在職業選擇、人生規劃中遇到的困境、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張麗珠的青少年時期正逢西方女權主義興起，中國在大城市裡也自上而下地興起了男女平權運動。社會上層有部分人士得風氣之先，積極鼓勵女性獨立自主。但總的來說，當時社會在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上都還沒有作好大量女性走出家庭的準備。所以雖然在教育上女性得到了更多受教育的機會，並展現出不遜色於男性的成績，但在就業方面卻受到極大限制。面對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張麗珠最終選擇了醫學專業並從事婦產科工作，這既屬無奈之舉，也未嘗不是合理的選擇。

女性在就業方面地位的大幅度提高，還是要到1949年之後。一方面思想上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另一方面國家建設急需大量人力尤其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才。政府為了充分解放生產力，努力宣傳男女平等，即「婦女能頂半邊天」，大力安排女性走上工作崗位。在這種形勢下，的確大大促進了女性就業，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工作與家庭的矛盾。讓婦女與男性從事同樣性質、同樣強度的工作，夫妻倆都在外奔忙，無暇分身料理家務，這也存在很大問題。尤其是對於長期在醫院工作的張麗珠來說，這一問題尤為突出。

總的來說，1949年後的婦女解放與民國時期有著很大的差異。民國時期的女性解放思潮是一種小眾運動，更加強調個性解放、思想獨立，卻與發展相對滯後的社會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而1949年後的男女平等拓展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其目的並不是單純地為了解放婦女，更多地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讓婦女走出家庭，頂起經濟社會發展的「半邊天」，要的是一大批合格的「螺絲釘」，而不是造就有獨立人格的新女性。兩相對比，民國時期的新女性是仰面直衝玻璃天花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婦女們則是埋頭硬挑千斤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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