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去世3周年：一生處世和光同塵，卻對張愛玲「偏見」頗深
楊絳在《我們仨》中寫道：「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寫下這段話14年後的2016年5月25日，楊絳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105歲。
楊絳為自己的文集作序時，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我不是專業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隨遇而作。我只是一個業餘作者。」然而，就是這樣一位「隨遇而作」的「業餘作者」，恰恰給我們留下了最值得品讀的文字。從她筆下流淌出來的文字，平淡、從容，卻又意味無窮。
文學伉儷的恩愛秀：從互題書名到互相理髮
1932年，21歲的楊絳，以蘇州東吳大學學生的身份來到清華大學借讀。
早在4年前，楊絳就一心要考取清華大學外文系，無奈當時清華大學在南方沒有招生名額，只得轉投蘇州東吳大學。4年後的春天，東吳大學因故停課，楊絳為了完成學業，放棄了美國韋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學金，北上邁進清華大學的校門，圓了自己的清華夢，也認識了錢鍾書。
錢鍾書和楊絳第一次見面，還是由「媒人」引薦，他就是錢鍾書的表兄，後來對精細有機化工有傑出貢獻的孫令銜。
當時，楊絳去看望自己的老同學孫令銜，而孫令銜要看望自己的表兄錢鍾書。在清華大學古月堂的門口，三人相見，孫令銜對錢鍾書說「這是楊季康（楊絳）」。又向楊絳說「這是我表兄錢鍾書」。相互寒暄過後就匆匆離開了。
根據吳學昭執筆的楊絳先生傳記《聽楊絳談往事》描述，孫令銜曾告訴錢鍾書說楊絳有男朋友，又跟楊絳說，他表兄早已訂婚。錢鍾書決定問個清楚，於是寫信給楊絳相約見面。
見面後，錢鍾書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以同樣的句式回應這個22歲的無錫老鄉：「我也沒有男朋友。」於是，兩人從相識相知，到相守相助，再到最後相別相失，走過了整整66年。
還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兩人早在1919年就已見過面，8歲的楊絳曾隨父親楊蔭杭去過錢鍾書家做客，只是當時年紀尚小，印象寥寥。按照常理來說，兩家都是無錫本地名士，相互之間有拜訪來往也是情理之中。
和錢鍾書一樣，楊絳同樣出身於書香門第。
楊絳的父親楊蔭杭，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法學家，曾翻譯過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等西方法學著作。在擔任京師高等檢察廳長時，一貫主張司法獨立的楊蔭杭曾在1917年調查津浦鐵路管理局租車購車舞弊案，傳訊交通總長許世英而轟動一時。楊絳的姑媽，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也是中國第一位女性大學校長。
一個是「蔚然而深秀」（楊絳評錢鍾書）的天之驕子，一個是「纈眼容光憶見初」（錢鍾書評楊絳）的大家閨秀，這一對同樣出身於書香門第的戀人，表達的愛意也充滿了含蓄和溫情。其中有一個很溫馨的細節就是，他們兩人發表的作品，經常會相互題寫書名。
1947年，錢鍾書的長篇小說《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在這部作品的扉頁中，特別註明了書名題字人是楊絳；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錢鍾書古文筆記體著作《管錐編》，書名題字也是楊絳。
在1987年，楊絳出版散文集《將飲茶》，錢鍾書為這部作品寫了三幅書名題字供出版社挑選，最終因為套裝書要統一封面風格的原因，題字用在了扉頁中；1988年，楊絳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洗澡》，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楊絳作品集》，封面題字也都是出自錢鍾書手筆。
這對文學伉儷不僅互題書名，生活中還有相互理髮的習慣。在楊絳93歲高齡時出版了散文集《我們仨》，其中就提到了這件小事。錢鍾書為楊絳理髮的時候喜歡用剪刀，而楊絳則掌握了使用電推子的技巧。一筆帶過的輕描淡寫，字裡行間卻充滿了溫暖的回憶。
錢鍾書家境富足，以至於除了讀書寫字做研究，生活中的他都自嘆「笨手笨腳」，不會劃火柴，不會打蝴蝶結，分不清左右腳，不會用筷子，……生活上，基本全靠楊絳照顧。楊絳的一句「不要緊」，能讓錢鍾書把再大的事情都坦然放下，安心埋頭學術研究。
錢鍾書在倫敦時，面部生了一個瘡。楊絳從一位英國護士那裡學會了做熱敷，安慰錢鍾書說：「不要緊，我會給你治。」就這樣，楊絳認認真真為錢鍾書做熱敷，幾天後，楊絳把膿拔去，錢鍾書臉上沒留下一點疤痕。
楊絳懷孕期間，錢鍾書每天都會去醫院探望，但開口總是「我做壞事了」，要麼是打翻墨水瓶把房東的桌布染了，要麼是把檯燈摔了，還有一次把門軸弄壞了。每次楊絳聽到這些，總會說：不要緊，我會修。等楊絳出院之後，果然都將錢鍾書弄壞的東西一一修好了。
民國「先生」：站在鄙視鏈的最頂端
在中國近代史中，被人們尊稱為「先生」的女性不多，楊絳是其中一位。和同時期的「民國四大才女」相比，「先生」這個稱謂更多的給人一種文人特有的風骨與洒脫。
或許是受到「文人相輕」的影響，大師頻出的民國時期文壇，鄙視鏈幾乎無處不在，僅僅「四大才女」和幾位「先生」之間，就存在一條眾所周知的鄙視鏈：張愛玲看不起冰心，公然道宣稱不屑與冰心、白薇等人放在一起比較，「冰心的清婉常常流於做作」；冰心看不起林徽因，一篇《我們太太的客廳》影射林徽因矯揉造作、工於心計；林徽因則看不起被泰戈爾認為才華在林之上的凌叔華。
從他們各自的作品和書信中，多少都能尋到印證這條鄙視鏈的蛛絲馬跡。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張愛玲就站在了鄙視鏈的最頂端，在她之上，還有「先生」楊絳。
坊間一直存在著關於楊絳看不起張愛玲的傳聞，但是都沒有直接的佐證，直到馮睎乾的一篇《賢妻的偏見——楊絳評張愛玲》出現。
有一年，香港學者馮睎乾曾送了楊絳一本《宋淇傳奇》，楊絳「見一章談張愛玲，即發表意見，誰知話一出口，照顧她的阿姨即掩住她的嘴，笑著喊奶奶不要亂說話啊」。從這個細節來看，楊絳對張愛玲的確是有些偏見的。
這種停留於一鱗半爪的猜想和推斷，最終在楊絳的書信中得到了證實。
2016年，楊絳去世，她的好友鍾叔河先生公開了楊絳生前的兩封親筆信，其中一封寫於2010年，當時楊絳99歲高齡，其中有涉及到對張愛玲的個人評價。
「我覺得你們都過高看待張愛玲了，我對她有偏見，我的外甥女和張同是聖瑪利女校學生，我的外甥女說張愛玲死要出風頭，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難看，一臉『花生米』（青春豆也，註：應為『痘』），同學都看不起她。我說句平心話，她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她筆下的女人，都是性饑渴者，……你生活的時期和我不同，你未經日寇侵華的日子，在我，漢奸是敵人，對漢奸一概不寬容。『大東亞共榮圈』中人，我們都看不入眼。」
楊絳以「偏見」起筆，然後引用他人之口陳述，言外之意，因為「偏見」，願意相信他人對張愛玲的評價；至於對張愛玲個人生活的評述，自然是因為每個人的立場和價值取向不同導致的。
整篇文字，楊絳對張愛玲文學方面的評價僅僅是「她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她筆下的女人，都是性饑渴者。」這句，這種評價或許可以視作「文人」和「才女」之間的不同。
相對應的，張愛玲對楊絳的首次評價，出現在一封寫給友人丘彥明的書信中。此前，丘彥明曾郵寄過楊絳的《幹校六記》給張愛玲，之後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張愛玲如此寫道：「新近的楊絳『六記』真好，那麼沖淡幽默，而有昏蒙怪異的別有天地非人間之感。」
一貫傲慢視人的張愛玲能給出這番評價，可見是楊絳的文筆的確是打動了這位才女的心。
為什麼楊絳不待見張愛玲，而張愛玲卻欣賞楊絳的文筆？其中一個原因或許就是兩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閱歷：一個是愛情美滿、婚姻幸福的書香世家閨秀，一個是生活坎坷、命途多舛，早早感受過人間悲苦的孤獨靈魂，和光同塵的楊絳，怎能理解煢煢孑立的張愛玲？
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有一句話，「每逢你要批評一個人的時候，你要記住，這個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擁有你這樣的優越條件。」這句話用在楊絳先生身上，雖然聽者逆耳，卻也合乎情理。
《我們仨》的出版界神話：萬里長夢中的學者家庭
1980年，楊絳在《文學評論》第三期發表了一篇《事實—故事—真實》的文章，其中寫道：「創作的一個重要成分是想像，經驗好比黑暗裡點上的火，想像是這個火所發的光；沒有火就沒有光，但光照所及，遠遠超過火點兒的大小。」這句話，不僅是對自己文學創作的經驗總結，更是站在69歲的人生節點，對之後文學創作樹起的一個參照。
如果梳理楊絳一生的寫作歷程就會發現，最能體現她作品風格和文學成就的創作，大多集中在自己的後半生。
比如，被翻譯成翻譯成英、法、日等多種語言多個譯本的《幹校六記》，寫於1981年楊絳70歲高齡；寫盡她對丈夫錢鍾書和女兒錢瑗最深切綿長懷念的《我們仨》，起筆於92歲高齡；融會了文學、哲學、倫理學精神分析並形成自己思考的《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是在楊絳96歲高齡病癒出院後完成的。
在楊絳後期創作的作品中，《我們仨》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簡潔而沉重的語言，寫出了一家三口那些快樂而艱難、愛與痛交織的日子，彰顯著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此起彼伏之中的知識分子人文情懷。借用該書出版編輯董秀玉寫在腰封上的話說：「一個尋尋覓覓的萬里長夢，一個單純溫馨的學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我們仨》起筆於2002年，92歲的楊絳用一百多天寫完了大約九萬字的初稿，交給了出版社。當時，董秀玉在讀初稿的時候問了一句：「我讀的時候都這麼難過，您寫的時候該有多痛啊！」楊絳回答說：「所以，到現在才動筆寫它。」
《我們仨》出版後，並沒有做任何市場推廣宣傳。楊絳認為，鼓動讀者買書這種事情太商業了，她不喜歡，於是和出版社約定：她自己不接受採訪，三聯也不要在媒體上談這本書。
但是，這本書的銷量卻創造了出版界的神話：首印三萬冊在12天內銷售一空，甚至有人形容說「『一印本』神秘失蹤」。之後半月內連續加印3次，每次都是前一批書還沒有下機器，後面的加印單就來了。
據統計，《我們仨》在第一年就發行了47.5萬冊，至2016年，銷量已超過100多萬冊。遵照楊絳先生的要求，三聯將《我們仨》的全部版稅都寄給了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
在平裝版《我們仨》的出版印刷過程中，還出現過一次因加印導致的錯版。設計這本書的封面時，有兩個方案可選，一個是淺棕條紋紙風格，也就是我們市面上看到的，另一個是印有錢鍾書全家合影的黃綠色封面設計，最終，出版社選定了前者。
首印三萬冊的數量直接導致印刷廠備貨不足，在反覆要求加印的情況下，條紋紙封面用紙供應不足，就出現了大約兩、三萬冊改用黃綠色封面紙的情況，算是一個意外的「錯版」。
《我們仨》不斷創造出版界神話的背後，是楊絳和家人以及出版社共同努力的結果。可以說，這本書是以和生命賽跑的姿態完成的。
按照最初的設想，「這本書一家三口各寫一部分，錢瑗寫父母，楊先生寫父女倆，錢先生寫他眼中的母女倆。」但是，因為錢瑗身患疾病的緣故，這個溫暖的設想並未完全實現。
預感自己時日無多的錢瑗躺在病床上，在護士的幫助下斷續寫了5篇。後來寫得實在艱難，停下筆之後，就再沒能拿起來，最後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錢瑗去世的前6天。
楊絳在《我們仨》的結尾中寫道：「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2016年5月25日，楊絳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105歲，當年失散的「我們仨」，又重逢了。
【聲明】：此為騰訊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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