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軍興衰40年:最後的帝國護衛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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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歲這一年,李鴻章迎來了人生事業的轉折點。
這一年是1861年底,此前,太平軍準備移軍進攻上海,這使得上海的士紳、買辦們惶惶不可終日,他們集體寫信給當時統兵抵禦太平軍的曾國藩說,只要湘軍願意來保衛上海,我們願意每個月提供60萬兩白銀給您作為軍費。
60萬兩——這對於長期苦于軍費短缺、部隊時不時因為缺餉而嘩變的湘軍統領曾國藩來說,無疑是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於是,曾國藩提出想讓自己的弟弟曾國荃帶兵前往上海,沒想到曾國荃此時正統兵圍攻天京(南京),急於拔得攻滅天平天國首功的曾國荃對此並不感冒,而擔心湘軍奪得巨額軍費愈發壯大、威脅中央統治的清廷,則發出上諭稱:
「何地無才?不必湖南之人充勇,湖南之人始能殺賊。嗣後各直省(總)督(巡)撫及各路統兵大臣,務當認真選將,就地取材,各就各省按照湖南募勇章程妥為辦理。」
在清廷看來,當時大清帝國內部對於湘軍獨大、「無湘不成軍」、「湘軍將帥半天下」的現實已經具有很深的戒備心理,為了分散清廷的猜忌心理,本來想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曾國藩無奈,只好決定改派一位非湖南人的將領另外統兵前往上海。
也就是在這時候,在曾國藩手下當幕僚、才幹出眾的李鴻章(1823-1901)最終脫穎而出,成為前往上海的領兵大將。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更多圖片▲李鴻章是曾國藩幕僚中的佼佼者
雖然不是湖南人,但李鴻章與曾國藩卻淵源很深。
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與曾國藩都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進士,有同榜之誼,這在科舉時代是一種非同尋常的門派關係;另外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則也是曾國藩的幕僚。而24歲就考中進士、曾經授為翰林的李鴻章原本就才華出眾,是曾國藩幕僚中的佼佼者,可以說,在曾國藩眼裡,李鴻章是當之無愧的「自己人」。
有鑒於清廷對於湘軍和湖南人的猜忌,於是,曾國藩決定選派作為安徽合肥人的李鴻章另外組建新軍前往保衛上海,順帶奪取這一長三角的餉源重地。
於是,在曾國藩的全力支持下,李鴻章迅速趕往合肥,並很快就募集起了4營安徽子弟兵。考慮到李鴻章組建的這支新軍力量薄弱,於是,曾國藩又調撥了自己的兩營親兵和從湖南新招募的4營新兵,以及由程學啟率領的兩營太平軍降兵,一起撥付給了李鴻章的新軍。短短几個月間,從1861年底到1862年3月,這支新軍就正式成立。
而這支由安徽人李鴻章統率的新軍,日後將擁有一個顯赫的名稱:
淮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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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軍的崛起,碰到了一個好時機。
1862年4月,上海士紳們花費了整整18萬兩白銀,僱傭英國輪船將7000多名淮軍士兵運送到了上海,在當時上海巨額財賦的供養下,淮軍這支起初也是跟湘軍一樣,主要靠著刀劍長矛打仗的軍隊,很快就在李鴻章的遠見卓識下,迅速西化、現代武裝起來。
當時,儘管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過去二十多年,湘軍也與太平軍交戰多年,但當時大清帝國內部無論是八旗兵、綠營兵還是各地的團練武裝和湘軍,儘管有少量洋槍洋炮,但主體武器仍是採用刀劍長矛,與曾國藩等相對傳統守舊的知識分子相比,更注重功利實效的李鴻章,迅速走在了大清帝國的軍事最前沿。
在上海的財賦支持和李鴻章的銳意改革下,從1862到1864短短兩年間,淮軍從一支僅有7000人的軍隊,迅速擴張成了一支7萬人的部隊,並且擁有洋槍4萬桿和4個專門的開花炮營。整個1860年代,淮軍先後購買洋槍達十多萬桿,並且還聘請外國教員操練軍陣,設立上海操炮學堂等現代軍工機構,從而使得淮軍在建軍的短短兩年間,就實現了中國軍隊的第一次近代化轉型、崛起成為大清帝國內部最為精銳強悍的部隊,並先後攻克由太平軍掌控的蘇州、常州、鎮江等戰略要地,極大促進了太平軍的敗亡。
▲李鴻章組建的淮軍部隊
就在淮軍冉冉升起之際,為攻滅太平天國立下首功的湘軍,卻開始盛極而衰。
1864年8月,湘軍曾國荃部攻破天京(南京),太平天國覆滅。但所謂「狡兔死、走狗烹」,眼見曾國藩此時擁兵高達三十多萬、功蓋天下,清廷對於湘軍的猜忌心理也達到了最頂峰,為了避免清廷猜忌,於是就在太平天國覆滅當月,湘軍統帥曾國藩決定激流勇退、自裁兵權。
1864年8月,曾國藩將由自己直接統率的核心湘軍25000人全部裁撤,隨後又將由自己的親弟弟曾國荃等人掌控的十多萬湘軍部隊遣散;1864年11月,曾國藩又自己奏請停徵了作為湘軍軍餉的厘金、畝捐;此外,曾國藩還讓弟弟曾國荃主動「抱病離職、回原籍調養」。
在一系列狂風暴雨般的自裁兵權中,清廷終於對曾國藩稍稍放心了,儘管自裁嫡系湘軍,但曾國藩卻留了個心眼,極力保留了作為湘軍衍生派系的左宗棠的楚軍和李鴻章的淮軍,就在寫給李鴻章的信中,曾國藩說:
「湘軍強弩之末,銳氣全銷······淮勇氣方強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則宜多裁速裁。」
儘管決定自裁湘軍,但曾國藩早已看中李鴻章,並將其視為自己最好的接班人。在曾國藩看來,李鴻章雖然有才,但卻不像左宗棠、沈葆楨那樣狂妄自負,儘管都是從曾國藩的幕僚門下衍生出來的派系,但左宗棠和沈葆楨卻不聽老曾的話,還經常跟他對著干,只有李鴻章雖然也跟曾國藩這位老師鬧彆扭,但關鍵時刻李鴻章總是比較照顧老曾的面子,是個比較可靠的「接班人」。
1864年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湘軍大部分被裁撤,然而此時,北方的捻軍仍然高度活躍,1865年,滿蒙貴族中最後一位名將僧格林沁被捻軍所斬殺,至此,在滿族與蒙古族中,清廷再也遣派不出像樣的精兵強將與叛軍作戰了。
在此情況下,曾國藩再次擔負重任,率領各路軍隊北上平叛,但苦戰一年多卻沒有捻軍的辦法,於是,1866年,李鴻章頂替曾國藩出馬北上剿捻,並在兩年後的1868年平定捻軍之亂。
如果說1864年平定太平軍,讓湘軍「狡兔死、走狗烹」盛極而衰,但1868年平定捻軍之亂,卻讓淮軍步步走上了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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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處處提防、敵視漢人勢力的崛起,但歷史來到1868年的當口,清廷已經無法阻止漢人勢力的崛起了。
在太平軍和捻軍輪番作戰、幾乎滅掉清朝老命的動蕩中,以湘軍、淮軍為代表的漢人勢力開始全面掌控了清朝的地方軍事、行政和財政大權,逐步造成了晚清時期總督巡撫的地方專政、分權局面。
1840年時,當時大清全國13位總督中,共有7人是滿族、4人是漢族、2人是蒙古族;由於擔心漢人奪權,因此清廷中央一直對漢人處處戒備,然而隨著太平天國之亂的出現,滿人的無能,使得清廷不得不大量倚賴漢人以鎮壓太平軍和捻軍,到了太平軍被平定後第二年的1865年,當時全國11位總督中,其中漢族已達8人,滿族僅有3人,另外當年任命的23位巡撫(相當於省長),則全部是漢族。
隨著漢人勢力的冉冉升起,滿清中央與地方的集權之爭,以及滿漢的民族勢力均衡的改變,也使得清廷無法再像逼迫曾國藩遣散湘軍一樣來對付淮軍了,因為作為當時大清帝國最為驍勇善戰、並且第一支完成近代化轉型的軍隊,相對於已經腐朽沒落的八旗兵和綠營兵,到「剿捻」結束時已經擁有30多支部隊、8萬多人馬的淮軍,已經是大清帝國的頂樑柱和常備軍,難以取代了。
有了軍權和槍杆子,李鴻章自然在帝國內部穩坐泰山。
也就是在這時候,由李鴻章和他的淮系人馬全力主推的洋務運動,開始了。
作為洋務運動的開宗派,湘軍的曾國藩是始創者,左宗棠等人是跟進者,然而真正的發揚光大者,卻是出自湘軍、自創淮系的李鴻章。
1861年,曾國藩率先在安徽開辦安慶軍械所,隨後,李鴻章又先後創辦上海洋炮局、蘇州洋炮局,並在此基礎上整合成了江南製造總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創辦了福州船政局,李鴻章後續又相繼創辦了天津機器局和金陵機器局,至此,晚清四大軍事工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金陵機器局)正式成立,除了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隸屬湘系外,另外三大軍事工業都隸屬李鴻章的淮系,1885年左宗棠去世後,福州船政局最終也被李鴻章的淮系勢力所控制,至此,淮軍也全面掌控了晚清時期、中國幾乎最重要的軍事工業。
除此外,李鴻章和他的淮系人馬還先後創辦了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漠河金礦、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一系列近代民用企業,從而成為了晚清時期洋務運動的集大成者和領軍集團。
而作為為晚清朝廷力挽狂瀾、支撐社稷的兩大主力,湘軍與淮軍的交鋒點,在1870年,到來了。
1870年6月,由於外界盛傳在天津的法國天主教堂對收養的中國嬰兒孩童進行挖眼剖心,天津民眾聚集抗議,法國領事豐大業卻開槍殺人,隨後激起民憤,豐大業等二十多位法國人被天津民眾報復毆殺,史稱「天津教案」。
事情發生後,時任直隸總督曾國藩卻決定袒護洋人,於是將20位中國民眾斬殺,併流放了25位同情民眾的清朝官吏,曾國藩的做法引得國內輿論大嘩,「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轉瞬間,作為「中興名臣」的曾國藩,一下子成了舉國唾罵的「漢奸、賣國賊」。
天津教案發生後兩個月,1870年8月,被慈禧派往江南一帶抑制湘軍勢力的兩江總督馬新貽,又在閱兵之後、在重兵擁護的眾目睽睽之下被當場刺死,這就是後來史稱的「刺馬案」——面對教案「外憂」和湘軍勢力蠢蠢欲動的「內患」,清廷最終決定借重與湘軍向來互不服氣的淮軍勢力,來抑制湘軍。
於是,1870年,清廷將李鴻章上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並率領淮軍北上預防法國海軍借故鬧事、北上侵擾;慈禧還下令將李鴻章的大哥李瀚章提拔為湖廣總督,從而利用淮軍勢力在南北兩面夾擊湘軍——與此同時,曾國藩則被南調為兩江總督,這一方面是對曾國藩的貶抑,另一方面,則是讓曾國藩南下穩定南方的湘軍舊部,因為當時朝野輿論普遍認為,指使刺殺馬新貽的,或許正是湘軍內部所為,而要搞定這一切,就只能讓湘軍的創始人、老帥曾國藩出馬搞定了。
曾國藩經此打擊心情失落,兩年後的1872年,曾國藩最終在兩江總督任上猝然去世。
▲湘軍創始人:曾國藩
曾國藩和李鴻章的南北對調,也象徵著淮系勢力的北伐和全面超越湘系。
從此,淮軍勢力也從江淮一帶,北上拓展到了黃河以北,此後一直到1900年八國聯軍進軍北京的近30年時間裡,李鴻章開始極力擴充淮軍勢力,使得淮軍勢力得以全面掌控了清廷的內政、軍事和外交。
在手掌兵權之外,李鴻章在1870年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通商大臣後,不僅控制了清廷京畿地區的內政大權,而且控制了外交事務:當時清廷對外的外交部門本來是總理衙門,但當時駐京的外國使節普遍信任李鴻章,每次有事總是直接繞過總理衙門,直接找李鴻章商談,在此情況下,李鴻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逐漸躍升成為清廷的實際第一外交大臣。
而在1870年天津教案後,曾國藩的名聲更是一落千丈,李鴻章則一躍成為滿清的第一重臣,對此,曾國藩有一次曾經諷刺李鴻章「拚命做官」,而自嘆缺乏為官之道,甚至後悔說,自己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後剿滅捻軍無功,早就該及時退隱,以致後來在處理天津教案時自我取辱,「皆系畫蛇添足」。
隨著李鴻章崛起成為晚清第一重臣,在他的周圍也逐漸聚集起了一批安徽老鄉、幕僚、門生和親戚,至此,在以李鴻章的淮軍為軍事支撐的基礎上,淮系集團開始形成,並逐漸發展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軍事、買辦和官僚集團。
當時,淮軍在全盛時期軍隊高達200營、十餘萬人,並且擁有馬隊和炮隊,這在晚清軍隊中是獨一無二的。由於軍隊人數遠遠超過被裁抑後的湘軍,這就使得在1870年後,淮軍控制的地盤逐漸從最開始的江蘇、浙江、安徽等地南北四散發展,到後面,淮系勢力先後控制了直隸、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和台灣等16個省的地方總督和巡撫大權——在李鴻章的提拔和保薦下,淮系先後共有38人當上了總督、巡撫和中央的尚書、侍郎,另外還有1300多人先後當上了各省的提督和總兵,在李鴻章的不斷布局下,淮軍最終也成為了影響晚清朝政最為強大的一股勢力。
至此,淮系的勢力之盛,除了湘系的左宗棠等人外,已經沒有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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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淮軍步步崛起,但內部危機也在不斷加重。
與曾國藩在組建湘軍過程中注重人品修為、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不同,李鴻章在組建淮軍的過程中,則與曹操一般、不重品德而注重才能。
當時,曾國藩「所重用的人才,在於取其穩慎沉著,有大才而能含蓄,有深志而能堅持……而不喜佻達躁進之士,於素不安分者,則極加討厭」,也因此,後來從曾國藩幕府中走出了像李鴻章、左宗棠、黎庶昌、郭嵩燾、薛福成、劉蓉、李元度、吳汝綸、王安定、王闓運、俞樾、陳奐、李善蘭、徐壽、華衡芳等獨當一面的優越人才,曾國藩也因此被盛讚為「知人之鑒,超軼古今」。
與此相反,李鴻章的選人標準則比較功利,李鴻章曾經說:「孔子不會打洋槍,今不足貴也。」「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語,立論太高。」
在功利主義的導向下,淮軍選拔的人才儘管也出了不少名將,但很多在當時也被輿論所詬病,例如淮軍名將程學啟「戰守方略,能當大敵」,但也「矜誇忌嫉,不能容物」;郭松林「勇悍亦著聞於時」,但卻「貪財好色,暴戾恣雎」。
就在這種功利主義優先的氛圍中,1874年,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和時任陝甘總督、大學士左宗棠,就是否要收復新疆,爆發了一場空前論戰。
這,就是晚清著名的「海防」、「塞防」之爭。
當時,左宗棠耗時七年終於平定陝甘回亂,但新疆卻被從中亞入侵的阿古柏趁機佔據,並建立了一個「哲德沙爾」汗國;而俄國人則趁機佔領了伊犁一帶。眼看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歷時百年才平定的新疆,卻將淪落異族之手,已經62歲的左宗棠抱病請纓,表示將親率大軍西征,為祖國收復新疆。
與此同時,1874年,日本海軍3000多人趁機入侵台灣,儘管大清帝國最終遏制了日本人的野心,但在李鴻章看來,相對於那個遠隔萬里的新疆來說,台灣和大清帝國的海防,才是最為關鍵的軍機重務。
就在呈報清廷的《籌議海防折》中,李鴻章說,大清帝國應該放棄新疆,轉而專註「海防」。因為在李鴻章看來,當初乾隆皇帝統一新疆只是「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而大清國力有限,應該將有限的經費專註於辦海軍、用海防,因此放棄新疆「於(大清)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
對此,李鴻章提出,應該將左宗棠準備出征新疆的西征軍「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
對此,左宗棠予以了嚴厲反駁。左宗棠說,鞏固「海防」,和收復新疆的「塞防」,必須「二者並重」,因為在他看來,乾隆皇帝征服新疆,「拓地二萬里」,祖宗基業和祖國領土豈能自行放棄?
最終,在左宗棠的強烈堅持下,清廷准許左宗棠帶兵出征新疆,歷經7年征戰,由左宗棠指揮的湘軍部隊最終收復新疆,為中華民族立下了不世奇功。
▲左宗棠是曾國藩死後湘軍的領軍人物
儘管在收復新疆問題上缺乏遠見卓識,但李鴻章仍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海防的至關重要性,1875年5月底,朝廷正式批准建立南洋、北洋兩支水師,並下命沈葆楨、李鴻章分別督辦南洋、北洋海防事宜,中國近代海軍的建設由此開始步入正軌。
但1884年的中法馬尾海戰,使得隸屬湘系的福建水師毀於一旦,中法戰爭結束後,清廷痛定思痛,最終決定以北洋海軍為主,「大治水師」,此後,1885年,清廷海軍衙門正式成立,到1888年,擁有大小25艘戰艦、號稱亞洲一流的北洋海軍正式成軍。
當時,儘管淮軍和淮系勢力不斷坐大,但先後平定陝甘回亂、收復新疆、立下不世奇功的左宗棠部,也使得湘軍和湘系勢力逐漸回升,不僅如此,左宗棠在慈禧的默許和運作下,還一度進入軍機處,成為湘軍抗衡淮軍的領軍人物。
在慈禧看來,讓淮軍和湘軍相互制衡,讓漢人內鬥,是穩定滿人統治的殺手鐧,因為只有平衡,才能讓清廷成為不倒翁。
就在這個時候,1883年12月,法國為了控制清朝的附屬國越南,開始進攻駐紮在越南山西的清軍,從而掀開了中法戰爭的序幕,戰爭剛開始時,李鴻章先是主戰,隨後在法國人的攻擊下,又變回主和。
對此,清廷中以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等人為首的清流黨人,毫不客氣的抨擊李鴻章說:
「歲糜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淮軍,正為今日,若並不能一戰,安用重臣?」
在慈禧等人看來,儘管清廷需要倚靠李鴻章和左宗棠這些淮系和湘系勢力,但為了抑制淮系和湘系的勢力,清廷也在暗中扶持清流黨人,對漢人勢力進行鉗制。所謂清流黨人,指的是當時一些有聲望而無實權的士大夫,他們以御史和翰林的身份經常議論時政,遇事敢言、不畏權貴,到中法戰爭時期,逐漸形成了以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為首的清流黨人。
在李鴻章看來,慈禧利用清流黨人鉗制漢人勢力,加上湘系左宗棠等人的聲勢,這無疑是對淮系勢力的重大挑戰。對此,李鴻章一方面訓斥清流黨人是「挑斥多端」,另一方面又攻擊左宗棠主張抗擊法國,是「倡率一班書生腐官大言高放,不顧國家之安危」,不過是「掠一時美名」而已。
鑒於清朝國力衰微的實際情況,加上自己也有意保存實力,當時,李鴻章趁機慫恿清廷接受賠款議和條件,並指出如果不接受議和,「戰後亦必賠償,為數更巨」,慈禧當時六神無主,召見滿人大臣奕訴哭著說:
「不願再經咸豐故事(指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咸豐皇帝逃離北京),但亦不願大清江山由我而失,而我示弱」。
奕訴對此說:「可以打」,慈禧說,「打就打到底」。於是,慈禧召見重臣開會,聽取大家意見,沒想到半晌竟沒人敢吭聲,最終,老將左宗棠站起來說:
「中國不能永遠屈服於洋人,與其賠款,不如拿賠款做戰費」。
慈禧流了眼淚,最終決定與法國開戰。
儘管淮軍領袖李鴻章一味退縮,然而淮軍的各路將領在時局危亡下卻奮勇向前,在慈禧的安排下,清流派張之洞被派往擔任兩廣總督,另外,左宗棠則以欽差大臣身份派駐福建督戰中法戰爭。
在張之洞和左宗棠的全力支持下,1884年8月,清軍在老將馮子才等人指揮下,協同黑旗軍和左宗棠派出的恪靖定邊軍一起,共同取得了鎮南關大捷,並一舉收復諒山。
當時,左宗棠也派出「恪靖援台軍」東渡台灣支援台灣軍民抗擊法軍,與此同時,作為淮軍老將的劉銘傳也被重新起用,1884年7月,劉銘傳成功偷渡到台灣,隨後,劉銘傳以福建巡撫身份督辦台灣軍務,並率領台灣軍民奮勇抵抗法軍入侵,在1884年10月率軍取得了「淡水大捷」,與法軍在台灣島內形成了對峙局面。
在此情況下,李鴻章趁機提出「乘勝即收」的主張。1885年6月9日,李鴻章代表清廷,與法國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中國放棄越南、承認其歸法國保護,並同意允許法商進入中越邊界開埠通商,中法戰爭,最終以「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慘淡收場。
9天後,1885年6月18日,內心不勝悲憤的左宗棠提請辭去軍職。9月5日,颱風襲擊福州,整日風雨大作,而為大清國耗盡畢生心血、在曾國藩死後扛起湘軍大旗的左宗棠,也終於走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1885年9月,全力支持抗法戰爭的左宗棠最終去世,臨死前,73歲的左宗棠向兒子口授上達清廷的遺疏,他說:「此次越南和戰,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遺恨平生,不能瞑目!」
彌留之際,他的兒子聽到左宗棠在迷糊中喃喃自語說:「哦哦,出隊!出隊!我還要打!我還要打!」
作為湘軍最後的領袖人物,左宗棠最終抱恨離世,而在與湘軍互斗的大戰中,李鴻章也笑到了最後,因為在左宗棠死後,大清帝國的政壇內部,也就只有淮軍一家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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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組建起號稱亞洲一流的北洋海軍,但出於門派之見、在中法戰爭中拒絕援助左宗棠和湘軍作戰、隸屬淮系的北洋海軍,從一開始就危機重重。
1891年,李鴻章賴以自豪的北洋海軍6艘軍艦再次訪問日本,7月5日,日本軍官在橫濱登艦參觀,發現北洋海軍的艦炮沒有擦乾淨,士兵們還隨意在炮筒上晾晒衣服。
不僅如此,從建軍開始就隨意散漫的北洋海軍,每年在照例南巡時,還經常在香港和上海到處嫖娼、賭博,當時,北洋海軍的士兵經常利用軍艦來載客跑運輸賺錢,並且還利用艦隊的豁免權從朝鮮走私人蔘,導致軍風軍紀日益敗壞。
當時,北洋海軍有規定總兵以下各軍官必須常年住船,不建衙門,不建公館。但實際上,一到晚上,北洋海軍至少有一半的軍官和士兵就上岸住宿,其中「濟遠」艦的管帶方伯謙不僅在陸地上大量購買房產,而且還在艦隊經常去的地方娶了兩房姨太太「金屋藏嬌」。不僅如此,作為北洋海軍的頭頭,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有一次還因為跟方伯謙同時看上了一個妓女,導致兩人為此鬧得不可開交。
▲北洋海軍官兵
就在這種日益敗壞的軍紀中,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了。
對於當時淮軍的軍容軍帽,就在淮軍奉調出征東北時,有目擊者記載當時大清帝國的軍隊軍容說:
「余見其人黧黑而瘠,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馬之汗如雨。有囊洋葯具(鴉片煙槍)於鞍,累累然;有執鳥雀籠於手,嚼粒而飼,怡怡然;有如饑渴蹙額,戚戚然。」
在這種大清帝國從陸軍到海軍的全面萎靡不振中,1894年,以北洋海軍和淮軍陸軍為主體的清朝軍隊與日軍展開對戰,結果在海陸兩條戰線上均全面潰敗,到1895年2月11日,日軍對北洋海軍的最後陣地劉公島發起總攻。
當時,被圍困在劉公島內的北洋海軍彈盡援絕、士氣低落,軍隊中的部分外國軍官和牛昶炳、嚴道洪等中國軍官紛紛表示要向日軍投降,作為北洋海軍的當家人,儘管平時治軍不力,但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卻在最後時刻顯示出了自己的氣節,他先是要求軍官們將北洋海軍殘存的軍艦全部炸沉,但軍官們不同意;丁汝昌又下令要求軍官們帶領殘存軍艦做最後戰鬥衝出威海口、希望僥倖能保存幾艘戰艦,但軍官們也不答應。
當時,北洋海軍聽說已經沒有援軍後,開始出現嘩變,丁汝昌見大勢已去,為了防止有人盜取帥印降敵,於是下令將自己北洋海軍提督印章截角作廢,並親自下令炸沉旗艦定遠艦和快船靖遠艦,以免資敵,1895年2月11日夜,丁汝昌最終在鎮遠艦中服用鴉片自殺殉職,當時,北洋海軍的投降派在丁汝昌死後,又逼總兵官楊用霖出面投降,楊用霖嚴詞拒絕,隨後回到船艙內,大聲朗誦文天祥的詩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然後拔出手槍擊穿自己喉嚨自殺殉職。
提督丁汝昌和總兵楊用霖相繼自殺殉職後,1895年2月12日,北洋海軍剩餘官兵遂向日軍投降,其投降被俘官兵達5000多人,沒有戰鬥就投降資敵的軍艦達十多艘。
隨著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滅,清廷最終於1895年4月,命令李鴻章在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屈辱地結束了甲午戰爭。
而北洋海軍的殞滅,也成了淮軍敗亡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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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慘敗之後,在朝野內外的一片譴責聲中,李鴻章從權力的巔峰迅速滑落,當時,光緒皇帝雖然並未將他治罪,但卻命令免去他的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職。
在光緒皇帝和支持光緒的帝黨成員看來,正是李鴻章的淮軍在海陸兩條戰線的全面潰敗,最終才導致了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而作為後黨(慈禧)的中堅力量,免去李鴻章的要職和實權,也是趁機打擊後黨(慈禧)力量的關鍵,於是,1895年後,李鴻章迅速從帝國的第一權臣,淪落成大權旁落的「伴食宰相」。
鑒於淮軍等各路軍隊的潰敗,就在甲午戰爭在進行時,不甘墮落的光緒皇帝就在德國軍事教官漢納根的建議下,準備另建一支10萬人的新式陸軍,隨後,清廷指派淮系官僚、廣西按察使胡燏棻組建新軍,胡燏棻奉旨後立即招募了10營兵勇,稱為「定武軍」,在天津小站進行新法操練。
而定武軍,正是日後大名鼎鼎的北洋新軍的源頭和由來。
到了1895年10月,清政府改派胡燏棻督辦盧漢鐵路,從朝鮮歸來的袁世凱隨後奉命接管了定武軍,並改名為「新建陸軍」,由於袁世凱日後出任北洋大臣,因此「新建陸軍」也被稱為「北洋新軍」。
而北洋新軍在袁世凱的操控下,也在清末民初,逐漸衍生出一個日後主宰中國達數十年之久的武裝政治集團:北洋軍閥。
隨著北洋新軍的建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的淮軍也開始了裁併工作,到了1895年6月,淮軍大部分被裁,但幸運的是,當時隸屬於淮軍系統的直隸提督聶士成部的「武毅軍」18營不僅保留了建制,相反還擴充到了30個營。另外,淮軍中的章高元8營、賈起勝8營、吳宏洛6營,以及羅榮光、周蘭亭等炮隊,也作為北洋海防守軍被保存了下來。
對於聶士成「武毅軍」的殘留,李鴻章也寄予了厚望,他寫信給自己的老部下聶士成說:
「甲午一戰,淮部聲威虧損已甚,猶幸台麾奮起,望實兼隆,重整旌旗,是所屬望。」
隨著淮軍在甲午戰後的日漸隕落,為了新建一支軍隊保衛大清帝國,清廷在訓練袁世凱的北洋新軍、擴充聶士成的武毅軍等基礎上,到1899年,初步建立起了一支新的軍隊:
武衛軍。
當時,武衛軍共分為「前後左右中」共五軍:其中以聶士成的武毅軍為武衛前軍、董福祥的甘軍為武衛後軍、宋慶的毅軍為武衛左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武衛右軍,榮祿新募部隊為武衛中軍。到1899年6月,武衛軍正式成軍。
但是庚子事變的爆發,也將淮軍最後殘存的精銳摧毀殆盡。
1900年6月,八國聯軍開始進攻天津大沽炮台,駐守在此的淮軍羅榮光率部奮勇抗戰,最終在力不敵眾的情況下自殺殉國。
大沽炮台失守後,淮軍最後的精銳部隊、聶士成的武衛前軍(武毅軍)也與八國聯軍展開了激戰。在武衛前軍大將、直隸提督聶士成的率領下,從1900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聶士成指揮部隊與八國聯軍展開了多次激戰,當時,「聶軍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戰十餘次,租界幾不支。西人自謂與中國戰,無如聶軍之悍者。」
▲聶士成(1836-1900):淮軍最後的精銳戰將
為了剷除聶士成和最後的淮軍部隊,1900年7月9日凌晨,英國、法國、美國、日本、俄國等五國開始集結兵力直撲天津八里台,並將聶士成的部隊團團包圍,聶士成隨即率軍奮勇還擊,在戰鬥中,帝國主義聯軍部隊見久攻不下,於是悍然使用了毒氣彈向武衛前軍(武毅軍)發起攻擊,在毒氣彈的攻擊下,武衛前軍(武毅軍)前線部隊開始後退,這時,聶士成卻躍馬立於橋頭,並手刃逃兵說:
「此吾致命之所系,逾此一步非丈夫矣!」
說完,聶士成帶著部隊士兵奮勇衝鋒向前,「遂殞於陣」。
對於聶士成悲壯犧牲的最後情況,直隸總督裕祿在戰後的奏報中說:
「洋兵四面環擊,槍炮如雨。該提督兩腿均受槍傷,猶督兵不許少退。營官宋占標勸令退後將息,該提督奮不可遏,仍復恃刀督戰,又被敵槍洞穿左右兩腮,項側、腦門等處,臍下寸許被炮彈炸穿,腸出數寸,登時陣亡。其營官宋占標亦隨同殉難。經弁兵等將該提督屍骸奪回。」
聶士成戰死後,天津、北京相繼淪陷,隨後慈禧裹挾光緒皇帝南逃山西,至此,淮軍最後的精銳部隊也幾乎全軍覆沒,其餘部隊也四散零落,建制不復存在。從1861年底籌謀建軍到1900年幾乎徹底隕落,淮軍近40年的浩蕩風雲也逐漸落下帷幕。
至此,天津八里台之戰,也成了淮軍精銳最後的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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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900年庚子事變與八國聯軍的激戰中,當時清廷最後一支精銳武裝「武衛軍」五支部隊中:由榮祿直接統領的武衛中軍在潰散後被裁撤,董福祥的武衛後軍也在董福祥被撤職後隨之瓦解,宋慶的武衛左軍則被嚴重削弱,聶士成的武衛前軍也在天津八里台之戰後沒落。
在武衛軍其他四支軍隊幾乎同時潰散或隕落的同時,作為武衛右軍的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卻被時任山東巡撫袁世凱精明的帶到了山東,當時,袁世凱參與了南方各省的「東南互保」、沒有摻和到與八國聯軍的對抗中,因而得以完整的保存了武衛右軍(北洋新軍)的勢力。
不僅如此,袁世凱的武衛右軍(北洋新軍)非但沒有損失,而且人數在庚子事變後還擴充到了2萬人,進而躍變成為了當時北方最大的一支武裝部隊,這也為後來袁世凱的崛起和逼宮清廷、篡奪辛亥革命果實奠定了軍事基礎。
▲繼承淮軍而興的北洋新軍
而在聶士成幾乎全軍覆沒、袁世凱卻保存實力的同時,在庚子事變中狼狽逃竄的慈禧,則以光緒皇帝的名義急電李鴻章進京,繼續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並配合慶親王奕劻與各國進行和談。
1900年7月17日,當時被貶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從廣州啟程北上,臨行前,他淚流滿面地對同鄉的下屬說,淮軍最後的精銳中,聶士成已經陣亡,剩餘淮軍也已「零落,牽制必不得力」,「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鍾,鐘不鳴,和尚亦死矣!」
當時,李鴻章淚流滿面的樣子,讓所有在場的人都刻骨銘心,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位大清帝國的頂樑柱,如此當面痛哭流涕。
此後,自詡為大清帝國的破窟窿到處「裱糊」的李鴻章,再次臨危受命,參與了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
隨後,李鴻章對慈禧上了道奏摺,痛心的建議說:
「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望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譬諸多病之人,善自醫調,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矣。」
此後,清廷果然徹底向列強屈服,甚至公開提出,以後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就在簽訂《辛丑條約》,和議向列強賠款價息9.8億兩白銀後,1901年11月7日,久病吐血的李鴻章,最終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死於北京任上,時年79歲。
▲李鴻章的死,標誌著淮軍的徹底隕落
臨死前,李鴻章向周圍的人留下一首詩: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亂,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
垂危之際,躺在病榻上的李鴻章,突然睜大眼睛,嘴唇喃喃顫動,流下了眼淚,似乎想說點什麼,當時他的幕僚周馥見此情景,流著眼淚安慰李鴻章說: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罷!」
身邊的人也紛紛說:「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中堂放心!」
李鴻章流著眼淚,最終氣絕,「目乃瞑」。
死訊傳到慈禧那裡,慈禧當場就流下眼淚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
在慈禧看來,那位不辭辛苦和罵名,始終為她和大清帝國四處奔走的淮軍幹將已逝,以後,還有誰會像李鴻章一般盡心儘力,為她和大清帝國賣命呢?
而李鴻章的死,也標誌著淮軍的徹底隕落。
李鴻章死後,作為淮軍余系,袁世凱統率的北洋新軍開始在晚清政壇日益崛起,當時,由李鴻章在1885年創辦的北洋武備學堂培養出了不少人物,而淮系在李鴻章死後,也仍然殘留下了部分精英。
於是,袁世凱倚靠著網羅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錕、段芝貴等一系列北洋武備學堂的精英,不斷結黨營私,最終混成了晚清末期執掌大權的顯赫人物。
淮軍已滅,屬於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時代,開始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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