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隊伍真像鮮花一樣美麗」

口述 錢聿萍 （92歲）

我生於1927年，老家在寧波梅墟鎮。

抗戰時期，日軍轟炸寧波，我隨母親和兩個弟弟妹妹離開家鄉，投奔在上海的父親。我們沿著水路走，在小船上坐了幾天幾夜。中間遇到日本兵盤查，他們用槍托敲我的頭，嚇得我小命都快沒了，一路上苦頭吃足，至今對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

我到上海時只有十三四歲，書讀到小學畢業，因為經濟拮据就沒有升學，待在家裡幫忙做家務。抗戰勝利後，家境也沒什麼改善，日子仍舊不好過。

1948年，我結婚了。先生在中法大藥房當營業部主任。他是寧波鎮海人，從小家裡也很窮，13歲小學畢業來上海，隨身只有一個破箱子、一捲鋪蓋、一把傘、一張地圖和一本字典。到了上海後，他進了中法大藥房做學徒。藥房賣西藥，需要懂外文，他就拚命學、拚命做。他工作能力強，心直口快，看到不公平的事就要打抱不平。有一次起了衝突，老闆停了他的工作。幾個熱心同事介紹他到其他藥房里做事，後來才又回到中法大藥房。

我年紀輕輕就成了家庭婦女，每天在家裡做家務，除了買菜，平時都不大出去。當時，我們住在小東門方浜路，看看周圍鄰居，跟我一樣的年輕婦女不少，有的靠搓麻將打發時間，我不搓麻將，喜歡看書，但還是沒事做，覺得有些「厭氣」。

1949年，22歲的錢聿萍

1949年5月27日，一大早我就聽到有人說「解放了」「解放軍都睡在馬路上了」，趕緊跑出去，真的看到解放軍，有的睡在馬路上，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在站崗放哨。當時天還下著濛濛細雨，有居民招呼他們進門歇息，他們都婉拒了，不驚動老百姓。親眼看到這個場景，我很震驚，心裡很激動：「有這樣的好軍隊，我們國家有希望了！」

上海解放後，還有一件事讓我吃了一驚。那就是我先生那幾位熱心同事，其實都是地下黨員。當時我們只覺得他們非常熱情，很有正義感，經常組織大家和資本家做鬥爭，為大家爭取權益，心裡十分欽佩，所以很樂於和他們來往。有幾次，晚上10點鐘，他們來敲我們家門，說工作晚了要借住，我們都很熱情地接待了。後來想想，一定是當時地下工作形勢緊張，他們才到我家來避一避的。

上海解放給我的衝擊和教育是很大的。我也想像那些地下黨同志那樣，為大家、為社會做些事。於是，我走出家庭，開始參加里弄工作，介紹婦女同胞參加勞動，到工廠、商店、食堂、託兒所等單位去，接觸社會，不要脫節。1950年，經我先生同事的愛人、當年的地下黨員吳翠嬋同志介紹，我加入了黃浦區民主婦女聯合會。當時，黃浦區婦聯有好幾個辦事處，我在第三辦事處，組織婦女掃盲班、讀報組、縫紉組，還宣傳《婚姻法》，鼓動她們把子女送到部隊大熔爐里鍛煉。

當時單位開會都需要記筆記。沒文化怎麼記筆記？怎麼把精神傳達給婦女同志？我一面工作一面到夜校讀書，也慢慢讀到了初中畢業。

解放那幾年，大家每一天都熱情高漲。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抗美援朝時期，號召全國各界捐贈購買飛機大炮。我們婦女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的會踏縫紉機，就給解放軍做軍襪送到前線；家境較好的就捐錢，捐金銀財寶的都有。我當時想，自己沒行動，就沒有號召力，就把結婚時的戒指捐了出來。很多婦女把自己的「私房銅鈿」都捐出來，用手絹仔細地包好，收到打開看時還簇簇新的，大家見了都感動得不得了。

參加工作後的錢聿萍

解放了，我們婦女真正翻身做主人了，每天都像過節一樣。我最難忘記的，是1952年10月1日的百萬人大遊行。

當時我是黃浦區婦聯第三辦事處的負責人，到里弄里去找小組長，許多女同志都圍攏過來：「啥事體啊？」我說：「去參加大遊行！」好多人都說報名，熱情高漲。我說：「因為人數有限，一條弄堂只有五六個人可以去。」「還有條件：要年紀輕一點、身體好一點，有子女的家裡有人照顧，不然心不定。還有，要穿花裙子。」我說：「你們把家裡最漂亮的衣服都拿出來，我兩天以後來檢查。」

兩天後我來檢查，哎喲，桌子上攤著一條條裙子，五顏六色、漂亮得不得了，全都符合要求。我很高興。當然也安慰沒去的人：「你們不要不開心。你們是後備力量，假使萬一有人不來，我會喊人來通知你們。」結果沒有一個人遲到，也沒有一個人不來。

記得當時人民廣場搭了一個檢閱台，由市、區黨政工團領導檢閱遊行隊伍。我們黃浦區的婦女隊伍打出一條鮮紅的橫幅，上面寫著「黃浦區民主婦女聯合會」，手捧大紅花，穿著五顏六色的裙子，面帶笑容，揮著五星紅旗，高喊著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我們的隊伍真像鮮花一樣美麗，我印象非常深。

我們在遊行隊伍里也看到了解放軍，海陸空三軍雄赳赳地走過來，神氣得不得了。看著他們，我心想：天下就是被這些人打出來的！我們的國家有希望了，不會再被人欺負，那種日子不會再來了！

1952年，國慶大遊行，婦女們熱情地歡迎著遊行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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