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何罪：昔日的荒唐，不堪回首！
這是一個遠去的時代荒唐的故事，今天聽來像一個真實性可疑的傳說。1979年8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樂秀良的文章《日記何罪！》立刻在全國讀者中掀起巨大的感情波瀾。
日記記錄著個人生活中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親切的感情，翻看日記，成功的、失敗的、悲哀的、歡樂的許多往事湧上心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千上萬本日記，在抄家時被劫走了，而且被尋章摘句、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歪曲捏造，羅織著一個又一個的文字獄，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組織批鬥，判處徒刑，直至以「惡毒攻擊」的「莫須有」罪名處以極刑。
在政治高壓下，人們只得悄悄燒毀日記，從此擲筆；或者為了保險，把日記變成了流水賬，大段地抄著領袖「語錄」；或者用暗語、代號來記錄一點自己想說而不能說、不能記的事件和思想。
日記有罪，法制無存。這篇文章呼籲：因日記被抄家、批鬥、判刑的冤案應該徹底平反、昭雪。國家的法律必須真正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真正保障寫日記無罪；保證日記不致成為抄家的目標，文字獄的罪證，保證日記的作者不會成為思想犯。
三個多月後，樂秀良在11月21日的人民日報登出續篇《再談日記何罪》，對保護日記隱私的法理正當性做出了進一步的闡述：日記的內容是不公開的，它一無宣揚，二無流毒，三無影響，四無不良後果。即使內容偏激、錯誤，也談不上危害社會秩序，構不成犯罪和刑事責任。而林彪、『四人幫』一夥任意侵犯公民民主權利，非法抄掠日記，羅織冤獄，倒是真正的犯罪行為，應當受到法律制裁。
樂秀良分析：日記「出問題」，主要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兩段時間。面對當時嚴峻的現實，人們懷著憂國憂民之心，在日記里「議論朝政」，對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提出批評，對反右派、反右傾，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有些做法提出質疑，對革命導師的有些理論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這是全體人民無可爭辯的民主權利，理應受到法律保護。他們關心國家大事，敢于思考問題的精神，也應該得到鼓勵。即使有些意見錯了，也是人民內部的認識問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樂秀良強調：對某些日記中的缺點和錯誤也應進行具體分析，幫助改正，決不能斬頭去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日記何罪？今天看來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在當年卻是一個關係到那些喜歡提筆記事的黨員、幹部和普通公民的安危乃至性命關天的大問題。樂秀良文章見報後，有21個省市區幾百位因日記蒙冤的苦主來信，附上當年作為「罪證」的日記摘抄，要求代轉申訴書，甚至登門喊冤。
人民日報文藝部把一部分申訴刊載在供領導部門參閱的《來信摘編》，或轉給有關地區和單位，使一些蒙冤者得到昭雪。
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精神的落實，各地報喜的信多起來了。一些同志寄來了法院的批複：「撤銷原判，宣布無罪」；有的寄來了紀委的通知：「原來定性不準，處理不當，應予糾正」；有的寄來了縣委的決定：「屬於錯案，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有的來信報告自己恢復公民權、公職、學籍、軍籍和黨籍；有的補發了工資，晉陞了職務；有的找到了理想的對象，成立了小家庭，寄來了合影和喜糖；有的夫妻復婚，破鏡重圓，寄來了「合家歡」。
這些凝結著淚珠的來信，與樂秀良的文章，1987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合編一本《日記悲歡》出版，法學家張友漁作序，強調指出：國家應當從法律上保護每個公民寫日記的自由。
但也有人還生活在那個階級鬥爭風聲鶴唳的年代，對政府不再追究日記里的差錯悵然若失，揚言「就是現在我們發現日記有問題，還是要處理！」
在那個撥亂反正狂飆突進的年代，黨報連發6篇文章，耐心澄清：分清罪與非罪的界限，是保護日記的關鍵。這是實事求是旗幟飄揚的年代，公權力審慎自斂，從私密日記等私人場合退出，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私生活不受打擾，這是改革年代與「文革」年代的一個分水嶺。
一位因日記蒙冤多年終獲平反者的妻子，含淚送給樂秀良一副對聯：「兩篇文章發表，海內識知已；三載書信往來，天涯若比鄰。」橫批：「明朗的天」。
來源：黨報舊聞
歷史|人文|觀點|思辨
TAG:談文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