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變法：打開地方史研究新視角

北宋中葉的熙豐變法，又稱「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熙豐變法堪稱宋史研究乃至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一個頭等重要的課題，對於深入認識宋代歷史、深入認識傳統中國有著重要意義。

原文 ：《轉向地方：北宋王安石變法研究的新視角》

作者 |上海大學歷史系講師 張呈忠

圖片 |網路

1

「地方」在熙豐變法研究中的意義

對於熙豐變法這樣的「老課題」來說，最重要的是打開新視角、開拓新議題。

眾所周知，熙豐變法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以往的研究在「自上而下」的問題上有兩個明顯的關注點：一是從朝廷或者說中央的視角出發，聚焦高層，諸如王安石的政治經濟思想、君臣關係、新舊黨爭、新法具體規則、新法管理機構等，強調熙豐新法所體現的中央集權、國家干預等特徵，構建以「改革——保守」為中心的宏大敘事，即便是近年來較為熱門的微觀研究，也往往集中於高層政治；二是關注社會各階層在新法背景下的利害關係，比如重視王安石「抑兼并」主張的實際效果，特別注重底層民眾對於新法的態度，並以此作為判斷新法進步性或非進步性的依據。這兩方面的研究聚焦了「上」與「下」，以此為基礎推進了對於熙豐變法的整體認識，但對於自上而下的具體過程和上下之間的具體關係缺乏足夠的關注。

地方史研究正是聚焦於自上而下的過程和上下之間的關係的新視角。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在具體的空間下展開，這決定了「地方」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意義。政治史領域中「地方」這個概念是作為「中央」的對立面而存在的，二者之間構成矛盾的統一體。對於熙豐變法這樣一場改革運動而言，地方史研究的核心是地方政治史研究。如果不能深入理解地方政治的實際狀態，對於「中央」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全面理解一項政策，必須既要關注政策的設計和內容，又要分析政策運行的實際和結果。對於熙豐新法的研究，如果不僅僅滿足於紙面形態的探討，不僅僅滿足於「用人不當」的傳統批評，將視角轉向地方尤其是地方政治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2

熙豐變法時期地方史研究的回顧

包偉民先生在2009年呼籲重視地方政治史的研究，指出「中國地方政治史研究一向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包偉民《「地方政治史」研究雜想》，《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2009年第3期。）近十年來宋史領域關於地方政治的論著明顯增多，丁建軍《宋朝地方官員考核制度研究》、賈芳芳《宋代地方政治研究》、王曉龍《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問題研究》等專著出版，深化了學界對於宋代地方政治的認識。但整體看來，地方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目前尚沒有全面集中討論熙豐時期地方史的專著。但研究熙豐變法的專著如漆俠《王安石變法》、東一夫《王安石新法的研究》、李金水《王安石經濟變法研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對地方史的探討。此外，基於宋代的專題性通論著作，如漆俠《宋代經濟史》、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郭正忠《宋代鹽業經濟史》、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黃純艷《宋代茶法研究》、戴揚本《北宋轉運使考述》、王曉龍《宋代提點刑獄司制度研究》等，在通論兩宋或北宋的情況時也多涉及熙豐新法。這些著作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從細節上對於理解熙豐變法時期的地方史都有重要參考價值。

基於特定區域或地方機構的熙豐變法專題研究，主要包括：（1）地方制度改革方面，渡邊久對熙豐時期監司的研究極大地豐富了對於變革時代地方機構形態變化的認識，宋炯探討了提舉常平司的設置和北宋財政體系的變化，等等；（2）地方性政策方面，史樂民探討了熙寧時期開始推行的四川榷茶法對四川經濟社會的深遠影響，古林森廣重點關注了熙豐時期京東路榷鐵法，等等；（3）地方官員與地方事件方面，小林隆道對熙豐時期京東路轉運使吳居厚的研究頗為深入，黃敏捷對著名的東明縣役法事件討論得非常細緻。這些研究展現了熙豐變法的諸多細節，儘管主題分散，理論取向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出熙豐變法研究中已然有著較為清晰的地方轉向。這構成了進一步推進熙豐變法時期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基礎。

此外，改革開放以後，各地興起了編纂地方性通史的熱潮，以省域為單位的通史最為常見，也包括以市或縣為單位的通史。《陝西通史》（宋元卷）、《四川通史》（五代兩宋卷）、《福建通史》（宋元卷）等，都設有專門章節論述熙豐變法在當地的情況。最近出版的《海南通史》（宋元卷）也有一定的篇幅論述免役法和青苗法在海南的情況。這顯示出熙豐變法在宋代各地普遍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此類著作對於熙豐變法時期地方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就研究現狀而言，熙豐變法研究中地方史已然成為出新的趨向，逐步凸顯出轉向地方的理論自覺與方法自覺。就研究成果來看，雖有積累但並不充分，熙豐時期地方機構改革的制度史研究論著並不多見，州縣政治的研究幾乎是空白狀態，因此還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3

熙豐變法時期地方史研究的構想

要推進熙豐變法時期地方史研究，首先面臨的是史料問題。

儘管關於地方的史料遠不及關於中央的史料豐富，但就整個北宋時期而言，和其他時段相比，熙豐時期的地方政治史料恐怕是最為豐富的。在將視角轉移到了地方以後，可以發現熙豐時期地方機構設置的史料、地方官員的履歷資料、重要地方政治事件的記載都有待搜集和整理，儘管可能存在著分散和片面的缺陷，但只要充分利用，揚長避短，就可以為這一視角下的研究提供足夠的史料支撐。同時，近年來新出墓誌和時刻史料中也有不少包含著熙豐變法時期地方官員履歷以及地方政治狀況的史料，是值得特別珍視的。

推進熙豐變法時期地方史研究，最根本的是理論自覺和方法自覺。正如區域史研究「心系整體史」一樣，地方史研究也應該放在「中央-地方」這樣一個對立統一的框架下展開。地方史並非就地方談地方，實際包含著從中央看地方、從地方看中央和中央與地方互動的三個維度，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最值得關注。

一是朝廷是如何克服「地方性」而實現政令暢通的？從地方史的視角來研究熙豐變法，並非是對熙豐變法「中央集權」這一基本命題的簡單挑戰，而是從「地方」的角度來深化對於中央集權的理解。變法開始以後，地方上有著積極反抗、消極觀望、被動執行、積極迎合等多種態度，但熙豐新法以運動形式迅猛展開，最後實現「全國一盤棋」的狀態。結合歷史地理學、區域經濟社會、地方官制等多方面研究成果，探究朝廷克服「地方性」的過程，實屬必要。

二是熙豐變法時期地方政治生態有著怎樣的變化？政治生態反映了官僚活動、政策運行、民生狀況的整體狀態，地方政治生態決定了熙豐新法推行的實際效果，相比於以往研究中強調「新法立意是好的，地方執行得不好」的簡單化處理，只有將新法的實施環節置於具體的政治生態環境中，才能從根本上超越把政策與人事分開的思維定式，深化對於官僚制背景下改革實際的認知。

三是如何理解熙豐時期中央集權和地方凸顯這一同時出現的現象？中央集權與地方凸顯是一體兩面，看似矛盾實際是同一進程中相互支持的現象。要突破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政策與對策」、「動力與壓力」多重關係中揭示熙豐變法時期地方上新法運作的實際形態，努力實現細節分析和宏觀認知的雙向突破。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8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