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達的「公共食堂」：斯巴達人為何要建立「共餐」制度？
共餐制是古希臘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在克里特與斯巴達尤為盛行。其中，斯巴達的共餐制發展較為成熟，是軍隊共餐的一種實踐形式。斯巴達共餐制在其歷史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斯巴達共餐開始於公元前8世紀，在此之前，斯巴達人也像其它的希臘人一樣，在家裡搭夥進餐，呂庫古認為這是行為不當產生的重要原因，而建立在公開場所共同進餐的共餐制度可以把對秩序的蔑視降低到最低限度，這是建立共餐制直接原因。
一、斯巴達人參加共餐並非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斯巴達人將共餐稱作「菲狄提亞」，參加共餐並非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培養一位真正的斯巴達男人其實從出生起就正式開始了，孩子出生後，由家族的男性長者們聚集在一起決定這個嬰兒的存留。斯巴達男孩在7歲生日之後，就必須離開家，開始去接受強制性的、集體性的系統訓練，這種訓練被稱為「夠格者」，保羅·卡特里奇將其稱為「提高性培養」。用餐的地方稱作「公共帳篷」。通常十五個人結成一個單位，也會出現或多或少的情況。
「夠格者」訓練一直持續到18歲，成功完成訓練任務的斯巴達男子有資格參加一些政治、軍事職務的選拔。
20歲左右的斯巴達青年男子，具備接受公共食堂選拔的資格，通常會舉行儀式進行選拔，選拔的過程是充滿競爭的。
普魯塔克在《呂庫古傳》中對這種選拔儀式進行了描述：「每個在食堂共同就餐的人，手裡拿著一小塊鬆軟的麵糰，當僕人頂著碗走過來時，他們就一言不發地將麵糰放到碗里去，象投票一樣。如果同意接受那位申請人，就將麵糰保持原樣投進去，如果不贊成的話，就事先在手中將麵糰捏扁。因為捏扁了的麵糰具有否決票的效力。如果碗里有這麼一塊扁麵糰，申請人加入那個食堂的要求就算沒有獲准，因為他們希望所有進餐的人都志趣相投，好惡一致。」共餐組織不會隨意接受新的成員，必須徵得小組中現有的每一位成員的同意。這從側面反映了斯巴達人對共餐的認可，如果不能「志趣相投，好惡一致」，那麼就無法接納申請人進入共餐小組。
一些公共食堂顯然要比其他的公共食堂更具有排外性，也更為人們所嚮往，其中首屈一指的當然要數王家食堂了。如果一個人在所有公共食堂的選拔中都失敗的話，那他就相當於被排除在了整個斯巴達社會之外，他可能也會因此進不了軍隊。
要想真正成為公共食堂的一份子，除了獲取公共食堂的門票之外，還要定期向公共食堂繳納定量配額。同一公共食堂的人，每人每月交一墨狄姆諾斯的大麥，八科奧斯的酒，五米那干乳酪，兩米那半無花果，為了購買魚、肉這樣的美味，再交很少的一點錢。
除此之外，任何人在用第一批收穫的果品獻祭時，或者是帶著獵取的野味回家時，都要送上一份給他就餐的食堂。
二、公共食堂實行嚴格的考勤制度
實際上，一個斯巴達人的公民身份也取決於他是否有能力維持這種共餐會員的資格，一旦他獲准進入公共食堂，就要按照規定配額定期繳納。公共食堂實行嚴格的考勤制度，法律允許不來公共食堂進餐只存在兩種情況：第一，舉辦必須的祭祀活動；第二，就是狩獵。
斯巴達狩獵的對象與雅典是一樣的，都是鹿、野豬等動物。但是，二者的看待狩獵的觀點以及處置獵物的方式截然不同。與雅典不同的是，斯巴達人不會將狩獵看作一項休閑或運動，更不會把獵物當做禮物贈送給情人，他們將狩獵看作是十分嚴肅的活動，所得的收穫通常都會獻給公共食堂。如果違反考勤規定，即使是國王，也要接受懲罰。國王阿吉斯有次遠征雅典，凱旋而歸，想同妻子在家共享晚餐，就派人去取回他的份額，軍事執政官拒絕了他的要求；第二天阿吉斯一氣之下，忘了按照慣例舉行獻祭，他們就罰他一筆款。
呂庫古認為同齡人在一起共餐，很容易失去謹慎，發生擾亂秩序的事情。因此，他在同一個公共食堂中安排不同年齡段的人，長者的經歷或多或少會對年輕人起到教化作用。
根據色諾芬的《斯巴達政體論》記載：
色諾芬認為斯巴人在共餐中很少出現傲慢無禮的表現，很少出現酩酊大醉的情況，很少做出令人羞恥的言行。離家聚在一起進行共餐還有以下的好處：他們需要保持適度清醒以至能夠安全回家，因為他們知道不能在共餐的地方留宿，他們必須像白天一樣在黑夜中行走，不可以帶著火炬，從而更加適應軍事活動。
在普魯塔克的《道德論集》中也有對斯巴達人走夜路的情況進行記載：
在公餐上進行節制的飲酒之後，斯巴達人選擇摸黑回家，而不會點著火把。事實上，無論是走經常的路線還是新的路徑，他們都不被允許帶著有光物體走夜路，通過這樣的方法，使得他們習慣在黑暗中自信且無懼地行走。
斯巴達人一天當中的大型集體用餐在晚上舉行。為了讓斯巴達人養成在夜間進行隱秘行動的習慣，他們在共餐結束後堅持摸黑行走夜路，使斯巴達軍隊更加適應複雜的作戰情況。
三、斯巴達從經濟上保證共餐制的順利開展
為了從經濟上保證共餐制的順利開展，斯巴達把土地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公有而另一部分為私有。其中每一部分還須再次劃分為兩部分，公有部分一部分用於承擔祭神的開支，另一部分用以承擔共餐的費用。
私有的部分一部分靠近邊界，另一部分靠近城邦。這樣做是為了每人分得兩份地，以立法形式規定所有公民均須在兩種地方擁有土地。如此既滿足平等和公正的原則，使得窮人在滿足日常家務開支的情況下，交納共餐規定的費用時不顯得捉襟見肘，又有利於公民們在驟遇邊界戰爭時更加團結一致。
在沒有實行這種做法的地方，一些人對邊境的敵情漠然置之。為了保障城邦安全，城邦設置了諸多據點和崗樓，並且按照武裝據點分配共餐小組。讓主管祭祀的人員與行政首腦一起在某個特定的地方進餐，這個地方要遠近矚目，能夠充分展示其地形之利和睥睨四鄰的強大。
接著就應該分排城邦的祭司和行政官員，應當把祭司們的共餐地點，安排在其主持祭祀事務所在地的周圍。那些主管各種契約合同、書面訴訟、傳喚以及其他諸如此類事務的官員，再加上市場法監和所謂的城市法監，他們的共餐地點應該靠近廣場或某個人群聚集處。
四、斯巴達共餐制對其社會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借蘇格拉底之口表達了對共餐制的認同：
「如果要他們做優秀的護衛者，象我們所希望的那樣，下述這種生活方式，這種住處能行嗎？第一，除了絕對的必需品以外，他們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產。第二，任何人不應該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倉庫。至於他們的食糧則由其他公民供應，作為能夠打仗既智且勇的護衛者職務的報酬，按照需要，每年定量分給，既不讓多餘，亦不使短缺。他們必須同住同吃，象士兵在戰場上一樣。」
對共餐的認同不僅在《理想國》中可見，在與《理想國》相隔幾十載創作的晚期作品《法律篇》中，對共餐的看法更加清晰明顯。他將共餐制看做是斯巴達和克里特政制的基本構成元素，尤其在斯巴達，共餐制是其軍事組織的必不可缺的組成部分。
柏拉圖多次提到「立法者著眼於戰爭，規定了共餐和身體鍛煉」，「共餐和身體鍛煉有益於形成美德」
首先，斯巴達共餐對城邦軍事的影響不容小覷。每位斯巴達男子為了能夠獲取進入公共食堂的門票，從小就接受嚴格甚至殘酷的軍事訓練，即使再大的痛苦也要保持沉默、忍受。呂庫古建立共餐的初衷就是盡量減少小團體私人進餐帶來的無秩序狀況。共餐創造出的相互監督的氛圍，利於創造嚴明的軍事紀律。這與日後斯巴達強大的軍事力量密不可分。
其次，斯巴達共餐對城邦教育與道德塑造的影響功不可沒。斯巴達人認為一個男孩到12歲後，就得接受另一個年輕的成年戰士作為他的情人——用斯巴達人自己的話說，這些年齡稍長的戰士被稱為「鼓舞者」，而年少的男孩則被稱為「傾聽者」。他們的關係中可能還存在性的成分，但性絕不可能是唯一的目的，甚至不是建立這種關係的主要目的。
成年男子與男孩之間還存在一種教育和受教育的關係。事實上，這要追溯到斯巴達人特有的風俗習慣，呂庫古當時為了讓人與人之間相互愛護，他規定每個父親不僅擁有對自己孩子的管教權，還擁有對其他人的孩子的管教權。
如果一個男孩告訴他的父親，他受了其他人的父親的鞭打，那麼，這個男孩的親生父親必定會再鞭打男孩一次，因為他們信任其他人的父親不會給予不恰當的管教。正是這種互相信任的氛圍，使得沒有血緣關係的成年戰士與男孩之間也形成了教育和被教育的關係。也正是因為這種管教，才使得每個男孩得以健康成長，最終能夠合格加入到公共食堂中。
加入公共食堂後，這種教育任務依然得以繼續。前文已經講過，呂庫古在同一公共食堂中安排了不同年齡段的人，呂庫古相信長者的經歷會對少年起到借鑒作用。
在公共食堂中，人們可以相對自由的對城邦事務發表見解。無論是誰在他走進食堂的時候，這一夥里最年長的人會指著大門對他說：「這裡講的每句話都不得傳出此門。」在保證政事議論完全在內部進行的情況下，共餐小組的成員就可以更加自由地表達見解，不用因為過多地考慮後果而有所保留。
五、斯巴達公民參與城邦政治的一種補充
在斯巴達，成年公民往往過著嚴格的軍事化生活，無法像雅典公民那樣，自由地參與城邦政治，共餐在這個意義上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
男孩被允許出現在共餐小組成員討論的現場，這對學習城邦的政治事務十分有利。在斯巴達公共食堂中，每位成年男性旁邊總是會有一位男孩陪伴，當男人把酒喝光後，男孩會重新給他的酒杯斟滿上酒。當成年男子聚在一起商議城邦事務或談論祖先的英雄事迹時，男孩們就被灌輸了這些知識。男孩們甚至可以提出疑問，並且總會得到解答。
少年通過這種方式，接觸到城邦的政治事務與歷史傳承傳統，受到了更為全面的教育，為成為一名真正的公民做好了準備。斯巴達共餐的教育功能，不僅影響到個人，更是對城邦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共餐所承擔的城邦教育功能，一方面是在學校業已出現之前的教育替代模式，代替學校所承擔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即使在學校產生之後，這也是對城邦教育的一種補充形式。無論如何，共餐的教育功能深深地影響了城邦社會。斯巴達共餐製作為軍隊里共餐的一個典型代表，對城邦軍事與教育產生了不可替代的影響。
參考文獻：
色諾芬《會飲》
李曉丹《古希臘會飲研究》
季秋瑜《古代希臘的飲食方式與禮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