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手三旗的後裔-對北京市喇叭溝門滿族鄉的調查與思考

在喇叭溝門滿族鄉及其附近地區，主要的滿族成員均系隨清朝入關並被編入內務府旗分的彭姓漢人。本文以對這一地區的幾次田野調查為基礎，結合清代官私文獻與口述資料，稽考他們真實的來源與家世，探討這樣一個漢人群體是在什麼樣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下，保持著認同於滿族的心態，從而加深對八旗內漢軍旗人身份認同複雜性的認識。調查發現，當地「滿族文化」的「建構」有種種與史實難以契合之處。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種對文化資源的發掘與利用足以促使學者對民族史的現實意義進行深入的思考。

【關鍵詞】滿族內務府旗人 族譜 族群認同

作者：定宜庄，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地址：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5號，郵編100732。作者胡鴻保，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地址：北京市，郵編100872。

喇叭溝門鄉位於北京懷柔北部的湯河川一帶，是北京市最北的一個鄉，距懷柔縣城90公里，距北京市區150公里。喇叭溝門鄉總面積302平方公里，轄15個行政村，46個自然村，共有人口7065人，滿族佔總人口的43％。

2001年7月至9月，筆者之一曾三赴喇叭溝門鄉及其附近地區進行田野調查。作為歷史學者，筆者每到一處滿族聚居區，首先關注的是當地人的「真實」來源，並將這些信息與文獻資料加以比較，這已成為一種習慣。作為清代的統治民族，滿族當時的分布、建置在官書上均有詳細記載，這樣的考證並不困難，而且文獻記載常常就是筆者用來選擇調查地點的嚮導和依據。但具體到喇叭溝門鄉及其附近地區的滿族來說，官方文獻則沒有具體的記載，因此就有必要做進一步的鉤稽，對於歷史學者來說，這種考證本身就很具吸引力。可當我們進入真實的生活之後，又遇到了在書齋中預想不到的問題，它超出對該地區滿族族源、家世等史實的考訂範圍。在這種情況下，田野調查資料則可以補充或進一步完善歷史學研究。這既是田野調查的作用，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一、湯河川彭姓滿族的來源與身份：官私文獻的對照考證

北京懷柔湯河川一帶（含喇叭溝門鄉）的滿族人口，據稱有五大姓，即彭、繆、宋、孟、朱，其中彭姓占多數。據當地人講：「從湯河口到帽兒山，大道邊兒住的都是一家――彭家，溝溝岔岔里才有別的姓。」所以我們這裡討論的，主要是彭姓的來源問題。

彭姓來源並不難稽考，相關文獻主要有三種：

第一，宗譜資料。筆者之一初次去喇叭溝門時，彭××先生提供了兩份材料。其中一份材料未署撰寫人姓名與撰寫時間，估計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寫的，內有著者從各種官方文獻、報紙等處抄錄的介紹滿族的材料，也有根據對老宗譜的記憶以及老輩人的口述寫下的一些片斷，還有自己的一些議論（下文將這份材料簡稱為「佚名材料」）。該材料提及「老家譜系彭松所修」，該譜記載：

洪族之紀（此系老家譜封面之題詞――引者）

老家譜原系大清嘉慶二十一年歲次丙子四月癸巳朔日庚戌第九輩雲孫行宮千總加二級彭高字仰之又名得祿號天賜纂集敬序

明故祖彭連有弟彭城，其子孫名字居處俱無可考，故不敘。……

在乾隆後期朝廷號召滿族修定家譜，並固定宗譜，按字排列起名次序，彭輩名輩次序是：德正大光明興育傳世廣……

另一份是篇末有「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孟春辛未日彭德馨敬題」字樣的完整的彭氏宗譜。該譜保存於長哨營滿族鄉彭德馨後人手中，並由彭氏後人彭光國、彭光辰在《懷柔湯河川彭姓滿族》一文中基本上全文引錄。該譜記載：

祖居關東瀋陽城外，地名王多羅樹。連祖有兄彭城，其子孫名字居處俱無可考。彼時連祖系內務府鑲黃旗旗鼓佐領五參領下充差。於順治二年連祖至燕京，特旨恩賞庄禾屯及湯河川房產地畝山場等項，名為鷹手旗人，屬內務府鑲黃旗都虞司衙門所管。彭姓千總居異姓千總之首。彭姓千總二名，鷹手各十名。其餘閑散蘇拉，二位千總分管，或行宮充差，或歸化城充差，或務農賈。千總歷年立夏在奉仙殿（應為奉先殿――引者）交野雞蛋，夏至交野雞崽。按月輪流寓京都值班交活野雞。如皇帝駕幸熱河，彭姓千總率異姓千總、鷹手，架鷂赴密雲縣白河之東，左邊接駕。……

該譜又記：

始祖葬庄禾屯五輩，以下葬此間亦五輩。今昔二百年來，吾族人遠近散居者不上數千戶，皆出於連祖一脈之源，洵稱獨美繼盛之宏族矣。

第二，史料。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該彭氏列於卷78《附載滿洲旗分內之尼堪姓氏》之內，文曰：

彭氏

彭選鑲黃旗包衣旗鼓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分無考。其孫彭庄，原任護軍校；五格，原任二等侍衛。

以上這些記載，與彭氏宗譜所記基本相合，可證宗譜之言不虛。

第三，官方的花名清冊。據彭氏宗譜記載，其祖先入關後，屬內務府鑲黃旗都虞司衙門所管。作為掌管皇室「家事」的機構，內務府系從入關前的皇室包衣轉化而來，入關後又結合明代二十四衙門而因革損益，形成「滿洲近臣」與「寺人」兼用並以前者為重的特有機制。正是這種或隱或顯具有雙重系統的特徵，成為今天研究內務府官制的難點所在。北京總管內務府屬下諸衙署亦即通稱為七司三院，是為朝廷徵收各種貢物錢賦的機構，確立時間約在康熙十六年（1677）前後。彭姓這些內務府旗人，受的就是這種雙重機構的管理。他們在人身上屬於旗鼓佐領，即檔案所載「廂黃旗（『廂』同『鑲』）常貴佐領」；在繳納貢賦時，則歸屬於職掌三旗禁旅訓練調遣及漁獵等事的內務府七司之一的都虞司管理。按清制：

張家口居住鷹手頭目一名，鷹手六名；密雲縣居住鷹手頭目八名，鷹手八十一名。頭目缺出，於鷹手內選補，照例移付會計司。

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都虞司?廂黃旗》中的《鷹手他坦達鷹手花名清冊》：

內務府都虞司廂黃旗所屬鷹手他坦達鷹手花名清冊

計開

鷹手他坦達彭正五系廂黃旗常貴佐領下

鷹手彭正齋系廂黃旗常貴佐領下

鷹手彭正興系廂黃旗常貴佐領下

鷹手彭德慕系廂黃旗常貴佐領下

鷹手彭正任系廂黃旗常貴佐領下

鷹手彭德輔系廂黃旗常貴佐領下

鷹手彭朝系廂黃旗常貴佐領下

鷹手彭大宗系廂黃旗常貴佐領下

鷹手彭正魁系廂黃旗常貴佐領下

鷹手彭柱系廂黃旗常貴佐領下 鷹手彭廣系廂黃旗常貴佐領下，此系前達彭正卿檔冊內閑散人，前挑補彭正五名下鷹手

以上共人十一名

光緒十二年鷹手他坦達彭正五呈遞

這是光緒十二年（1886）的清冊，冊中彭氏的行輩字有「德」、「正」、「大」三輩，與彭氏家譜所記行輩字相符。鷹手花名清冊中有「鷹手他坦達彭正五」字樣，「他坦達」系滿語，「他坦」是村落之意，「達」意即首領，「他坦達」就相當於「村長」，應該就是則例所說的「鷹手頭目」。密雲設8名鷹手頭目，下轄81名鷹手，與花名冊中每個他坦達轄10名鷹手相合，可知花名冊中這個他坦達，正是密雲8名鷹手頭目中的一個。所以，鷹手頭目、他坦達、千總三者很可能是重合的。

以上三份材料，一份是私人家譜，一份是官修文獻，一份是官方的花名清冊，相互印證得絲絲入扣。由此可證，彭氏的來源是遼寧瀋陽附近的漢人，清軍入關前歸附清朝，身份為包衣尼堪；入關後被納入內務府鑲黃旗旗鼓佐領之下。

說彭氏原系漢人，有兩條根據。據彭氏宗譜，彭姓歸附清朝以前，居住於瀋陽的王多羅樹。清軍入關後於關外設盛京（今遼河以東地區）內務府三佐領，掌管的人丁中，就有一種為「王多羅樹打牲人丁」，該人丁的冊籍至今仍藏於遼寧省檔案館。彭氏與這支打牲人丁雖然未必直接相關，但由此可知彭氏宗譜中所說的祖先居地並非虛構，而且從彭姓入關之後仍然從事捕鷹打雞的生計來看，他們與打牲人丁之間很可能存在著某種淵源關係。

二、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

按照前面的考證，湯河川彭姓的族源原系漢人，彭氏族人中也的確有人承認自己是漢人，祖先來自山東：

我們應該是漢人，是明朝早期洪武年間從山東省青州府壽光縣彭家道口，就是現在的青州市昌樂縣，沿著渤海邊逃荒到東北的。後來就隨了女真姓，就不再姓彭了，這就否定了我們在東北是女真人了。可是家譜記載姓彭的在東北是女真姓，歸附了努爾哈齊以後才賜姓彭，反正有好些疑點鬧不清。（彭××口述）

作為居住於瀋陽附近的漢人，來自山東並非沒有可能。從文獻看，彭姓族源本不成問題，但在田野中卻成了問題，也就是說，從入清後迄至如今，他們都視自己為滿族的成員。我們以為，這裡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是值得重視的因素之一。

彭氏自認為是滿族，且上述佚名材料對於民族歸屬問題的看法頗為激烈，茲引錄如下：

……竟有無恥之徒叛先人滿洲血統，一意承認己為漢族，致使本民族仍走前金消亡之路。現在國家允許各少數民族共同生存，而我們不變（辨――引者）是非曲直，稍加壓力，便改變民族氣節，成為民族之敗類，遺臭萬年！能不痛心乎！望後世賢良子孫，要有正義感。在某所編輯答讀者問時曾說過，宗教可以改變，而種族是不可改變的，聞之寧不愧乎？滿族在清朝歷史上，有違背人民的地方，也有很多問題，這是愛親（原文如此――引者）覺羅氏他們的責任，絕不是全滿族人民的責任。我們同族在思想上不應有自卑感，我們絕不作違法亂紀之事，有何餘悸乎？……在政府戶口上有許多把滿族改成漢族，是不應該的。若有機遇應當改正過來，恢復滿族，切記！切記！

筆者採訪一位不識字的彭姓婦女，她也明確聲稱自己是滿族：

我們就是滿族，滿族旗人，姓彭的沒有民彭，都不是外姓。從老祖宗傳下來的，我們孫子孫女都是滿族。姓彭的婦女都不讓裹腳，我11歲給人（即嫁人――引者）的時候也不裹腳。……我們管漢人叫小腳蠻子。

說漢人是「小腳蠻子」，應該是傳自清代。

根據之一是，彭氏在乾隆年官修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中被列在「附載滿洲旗分內之尼堪姓氏」類，即附在滿洲旗分內的漢人姓氏，這一方面說明了他們的漢人身份，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並非是人們一提到八旗內漢人即認為的「八旗漢軍」。

第二個根據是，他們被明確記載納入內務府的旗鼓佐領。

內務府鑲黃、正黃和正白三旗，亦稱包衣三旗（「內三旗」），以與八旗（亦稱「外八旗」）相對應，恰如內務府與外廷的關係。內三旗的編製，參領之下有佐領與管領。入關之初，內三旗共設9個滿洲佐領，12個旗鼓佐領，一個高麗佐領。彭家祖先被編入的，便是內三旗的鑲黃旗旗鼓佐領。旗鼓佐領系由包衣尼堪亦即家內漢人編成，據康熙朝《會典》（卷135），即為「（內務府）漢軍佐領」，宗室奕賡在《寄楮備談》中也說：「內務府三旗漢軍佐領，俱名旗鼓佐領，舊作齊固佐領」。所以，彭家祖上是清朝的包衣尼堪，亦即內務府漢姓人，固無疑問。 彭氏家族在自我意識上從漢到滿的轉化，應有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彭氏作為內務府三旗中的旗鼓佐領成員，被列入「滿洲旗分內的尼堪姓氏」，本來就是「滿化」程度最深的那部分漢人，這可以以眾所周知的《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先為例。他們歸附清朝時間最早，清朝入關前就已作為滿洲皇室與貴族的家人生活於八旗之中，無論語言還是習俗都深受滿族浸染。前引佚名材料稱其祖先定居於庄禾屯後覺得「身處異族他鄉，語言不通，文字及風土人情均生疏」，便是一個旁證。

其次，特殊的生產、生活環境，使他們生活在一個由內務府旗人構成的圈子之中。

清朝在長城以北一帶，以承德為中心，包括北京北部的密雲、懷柔，直到河北省豐寧、灤平等縣，散布著大量內務府三旗人丁。這些人丁都屬內務府「行宮官兵」的建制，分東、西、北路，每路設千總、委署千總各一人，彭姓千總當在其內。各路額兵均以附近的鷹手余丁選補。這些內三旗官兵生活在山深林密的環境中，由於物產豐饒，生活比較優裕，但卻相對封閉，又因當地人口稀少，很難有與漢族百姓交往融合的客觀條件，日久便形成一個主要由內務府旗人構成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形態大抵相同的生活圈。

1．經濟形態。據《內務府則例》，千總即頭目每年銀24兩（就是每月2兩），鷹手銀12兩（就是每月1兩）。其餘稱為幼丁，沒有錢糧。至於糧米，因內務府則例沒有記載，不得其詳。這與道光朝彭氏宗譜的記載大體相合：

一年交活雞無定額，死雞有數。每位千總，一年應交死雞一百一十七對，每名鷹手一年應交死雞五十八對半。一年每位千總應領米四十八斛，銀二十四兩，一年每名鷹手應領米二十四斛，銀十二兩。

由此可知，千總與鷹手的糧餉同京旗與各省駐防旗人相比要低，基本上屬於半俸半餉。但這並不說明他們的地位較北京的八旗披甲為低，而與他們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有直接關係。

直到20世紀50年代，彭氏家族以打獵為生的生活習俗仍然沒有大的改變。據當地人回憶，老彭家的人過去不會種莊稼，他們會做火藥，老人引火多用火鐮、火絨草，而不用火柴。山上還有很多炭窯，也是打獵用的。生活中的許多詞語都與打鷹有關，如「熬鷹」、「放鷹」，「二八月，過黃鷹」等等。彭××更詳細地為筆者講述過當地捉鷹、訓鷹的習俗。

2．婚姻圈。湯河川一帶以彭姓為大姓，其餘如繆姓、朱姓，人數遠較彭姓為少，彭姓又嚴格遵守「同姓不婚」的原則，所以彭姓的婚姻情況便成為筆者做田野時頗為關注的問題。據彭姓族人稱：「壩上過去比喇叭溝門富，所以50歲以上的女人都嫁到了壩上，50歲以下的都是從壩上嫁過來。」這個問題在筆者赴豐寧縣滿塘村進行調查時，得到了比較合乎情理的解釋。

滿塘村由陳、閔、牛、潘四姓組成。據村民說，牛家是佟府的奴才，陳家是從瀋陽來的旗人，潘家情況不詳，閔家自稱是山東人，從東邊過來的「隨龍」（即隨清軍入關之意）。據一位閔姓婦女稱：

我是從下窩（滿塘村附近的一個村子――引者）嫁來的，下窩沒啥外姓，都是老閔家。我們祖宗都說是從山東來的，那時候上墳就說都是一個老祖宗。早先不是有這個標誌嗎：滿族不裹腳，漢族裹腳，……一推一個大跟頭。我們都是大腳片兒。我們一般都不說（指說媒、結親――引者）漢族，漢族腳小，她不幹活兒。

老閔家跟彭家結婚的多，還有陳家，也是說彭家的多。我大娘（即伯母――引者）、我媽、我媽的姑姑，她們都姓彭，都是親的。一回娘家她們都一塊兒回去，都是那邊的。但凡有一個給的，這不就傳著都給了么。好像那時候南邊都往北邊給，懷柔比這邊差不少，地也少，這邊就比較寬闊。我們姑娘往南邊給的可少。

閔姓婦女印證了喇叭溝門彭姓族人的話。閔姓婦女不纏足，卻自認為來自山東，這說明他們與彭姓一樣，很可能也是內務府漢姓人。來自山東還是東北，有誤傳的可能，但作為滿漢（旗民）間重要標誌的婦女是否纏足，一般人尤其是婦女，誤記的可能不大。閔姓婦女當時60多歲，她的長一輩都與彭姓結親，具體說就是她的父親、伯父兄弟二人，娶了彭姓的姐妹倆，而姐妹倆的姑姑，也嫁到了閔家。從年齡推算，應該是20世紀40年代乃至更早的事。她提供的另一個線索是，不僅閔家，陳家也同樣有娶彭姓女子為妻的例子。但相反，他們的姑娘卻沒有嫁給彭家的。

這種情況當然不會一成不變。喇叭溝門彭姓以50歲左右作為婦女往南或往北嫁的分界。喇叭溝門位於北京與河北豐寧的交界，以此為界，北指豐寧，南指北京。而50歲左右，即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大抵是70年代後期亦即改革開放之後結婚的。該鄉地處山區，耕地少，在「以糧為綱」的年代，比地處壩上的河北豐寧更窮。改革開放後，由於喇叭溝門鄉隸屬於北京市而享有各種優惠，尤其在旅遊業開發中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因此，當地的生活水平已明顯高於河北豐寧。

另有一位彭姓婦女說，彭姓人主要娶「民戶」的媳婦，這與豐寧閔姓婦女關於彭姓女子多嫁到「北邊」的說法看似不同，其實並不矛盾。首先，清代明確規定，旗人女子不得嫁與民人為妻，但旗人男子可以娶民人之女，北邊生活相對富裕地區的旗人女兒不願南嫁，彭姓男子只得娶民人之女為妻，這並不奇怪。筆者還曾聽一位彭姓男子說，過去「只有老彭家敢搶媳婦兒」。這也許與他們很難娶到媳婦有關。他們的女兒既然只能嫁給旗人，嫁往當時生活相對富裕的豐寧滿塘一帶，便是一個較好的出路。

這樣的婚姻圈表明，直到清朝滅亡以後很多年，彭姓還主要與豐寧一帶同屬內務府的旗人通婚，而姑表親、姐妹婚的存在，則說明這個通婚圈的狹窄。從這樣的婚姻圈可以看出，他們生活在一個只限於內務府旗人之間往來的、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中，這對民族意識的保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再次，當地文化人與官方都有意強化彭氏族人的少數民族身份。

1644年清軍入關，將20萬八旗官兵中的半數留居北京，遂使滿族在此後幾百年成為北京城占統治地位的民族。但辛亥革命之後，很多滿族人已改報漢族，銷聲匿跡於陸續遷居京城的茫茫人海。1949年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北京市民委建立的幾個滿族文化點都在郊區（尤其是遠郊）。從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的方面來看，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隨著近年來北京城區的大規模拆遷，不僅位於近郊藍靛廠的滿族聚居區，甚至位於密雲縣城附近的檀營滿城也都瀕臨消失，於是地處北京最偏遠山區的喇叭溝門滿族鄉便獨樹一幟，備受市民委的重視，而以滿族文化為特色發展旅遊，也是鄉政府的目標。滿族文化的重建，固然與原狀有很大區別，但對於當地百姓來說，民族意識因此而被強化，卻是無疑的。

三、對族源的別樣解說

凡自清代發展起來的滿族聚居區，由於距今時間較近且官方記載較完備，基本上都有案可稽，應該不存在來源不清的問題。湯河川一帶鷹手三旗的來曆本來也沒有疑點。筆者之所以喋喋於這支人的源起，是由於在如今刊行的相關書籍中，對他們的族源有了完全不同的說法，而這種說法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些都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一部涉及北京滿族的書對喇叭溝門一帶滿族的來源有這樣的說法：

這裡的滿族人絕大多數均姓彭，滿族老姓（哈喇）為董鄂，譜書上記載原駐在瀋陽城外王多羅樹，始祖彭連1644年隨其族兄彭春（康熙年間調任滿洲正紅旗都統）進關。彭春的曾祖父是努爾哈赤五大臣之一額駙何和里的後代。何和里的祖父名徹巴顏、父親勒吉、兄屯珠魯巴顏，世為董鄂部長。彭連進關後，最早駐在北京安定門內鑲黃旗防地。

據彭氏宗譜記載，彭姓原系滿洲董鄂氏，進關後因同宗族人彭春在反擊沙俄侵略的雅克薩之戰中「著為頭等第一軍功」，所以在康熙年間修宗譜時，以彭為姓，按字排輩，以別長幼。

彭春，《清史稿》諸傳記都記為「朋春」，可見「彭」字系滿文的譯寫而非漢族的彭姓。朋春，滿洲正紅旗人，確是董鄂氏，也確是清初五大臣何和里的四世孫，但他與喇叭溝門彭氏祖先彭連並不沾邊。

朋春被當成彭連的「同宗族人」，顯然與「姓彭」且名字為單字有關。朋春並不姓彭而姓董鄂，與彭連本無關係。但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落實「恢復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政策時，當地文化人因其專業知識和北圖等處當時對於查閱圖書的種種限制，能夠看到的只有大眾化的《清史稿》等有數的幾部（不包括《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而其中所記與彭連姓名最接近的便是彭春（朋春）。將自己祖先想當然地與朋春聯繫在一起，再加上朋春在清史上又是有貢獻的人物，尤其是他抗擊沙俄入侵的作為，也能滿足彭姓族人的榮譽之心。當地人士對此特別予以宣揚，亦屬順理成章之事。朋春既然姓董鄂，董鄂中不僅有鼎鼎大名的清朝開國功臣何和里，更有傳下無數佳話的順治帝之妃董鄂氏，所以彭氏進而將自己祖先與董鄂攀附，甚至製造出一系列的故事。

20世紀50年代，政府為解決當地少數民族一些貧困戶的治病問題和農具不足問題，曾給他們撥發過醫療費和農具費，豐寧縣閔姓老人對這件事做出的解釋是：

（19）56年那會兒吧，照顧滿族，給點什麼鐵鍬、鎬頭，滿族給，漢族不給，姓閔的也給了，解放以來就這麼一次。特別是姓彭的給的多，就說是因為彭德懷也姓彭，是本家嘛，沾這點兒光。……姓閔的人少，當官的也沒有，坐牢的也沒有，你看中央這些幹部，大官小官就沒有姓閔的，找不著。

說由於姓彭的與彭德懷是本家，農具就給的多，當然是附會，而說姓閔的在中央沒人做官，則說明他們也曾有攀附的願望，只是未找到人而已。

族譜編寫中的攀高和追逐名利應是一種常態。瀨川昌久認為，真實的或虛構的記載的根源，在於人們對自身所屬群體的歷史思考，而絕不能將其僅僅歸結為對某種虛榮的滿足。無論是真實還是虛構的記載，都是編撰者的族群歷史意識的忠實反映。從彭氏文化人的種種表現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們的確並不完全是出於利益和虛榮的考慮。

彭××先生對他查閱和聽說的各種說法其實也抱懷疑態度，表現在前引他對筆者的談話中。但幾經輾轉，他的懷疑便在某些文章中成為肯定，如我們在上面的引文中所見到的。

作為北京市最重要的滿族鄉，喇叭溝門如今的一系列宣傳，都是以「滿族」為基礎建構出來的。據規劃，當地近年來大力進行對滿族文化的挖掘，準備投資750萬元，興建佔地3700平米、「具有濃郁滿族特色」的鄉政府辦公樓，興建6000平米的滿族八旗廣場、佔地八畝的鷹手營公園，還要興建滿族餐飲文化一條街、滿族文化陳列館等。

在民族認同的前提下，出於各種原因，根據當地文化人從通俗讀物甚至電視劇中得來的知識進行民族史的重建，是如今許多民族地區普遍存在的共同現象。對此應如何評價，筆者在這裡提出一些看法，以做探討。

霍布斯鮑姆在論文集《傳統的發明》的《導論》中指出：「那些表面看來或者聲稱是古老的『傳統』，其起源的時間往往是相當晚近的，而且有時是被發明出來的。」在《導論》結尾處，他又再度強調了「被發明的傳統」對於當代歷史學家所具有的獨特重要性，認為正是由於現代民族中包含有如此之多的主觀建構的成分，所以想要充分了解民族現象就必須仔細關注「傳統的發明」。

聯繫到京郊喇叭溝門滿族，他們是由漢人「滿化」而來的，原本應無滿族早期的薩滿教習俗，而現在，他們卻把「薩滿」的因素也移花接木式地拿過來了。對於這一點，通過「史學考據」當然不難證偽，但是若以發明傳統對於民族的重要性看，不同文化之間的「借用」倒也不失為「發明」的一種替代形式。這樣，從整體上說，更符合「想像的共同體」的說法。

四、餘論

清代由漢人組成的八旗漢軍，在清亡之後，其民族成份應該屬於滿族還是漢族，是史學界至今無法得出定論、卻又事關這個人群今天民族認同的現實問題。筆者通過十年來對東北、福建、北京各處八旗漢軍後裔進行的調查，發現對這一問題並不能一概而論。喇叭溝門彭姓之所以對滿族有這樣的認同，有著入旗時間、在八旗內待遇和具體生活環境等具體原因。

在文章的最後，讓我們來談談田野調查與歷史研究的關係。

由於田野調查是與活生生的人打交道，彼此都能夠影響對方，因此就有多種角度、多種可能性來反映所謂「歷史的真相」。這裡我們試將柯文（Paul Cohen）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拿來做一個參照。

柯文在此書中把義和團分成三個層面討論，即，作為歷史敘述的義和團、作為當事人的個人化經歷、作為神話敘述（製造）的義和團。他特彆強調要設身處地地理解當事人，指出當事人並不知道事件會怎樣演變，他們與已知事件結果的史學家有很大的不同。這種研究取向與人類學的主位觀點和移情（empathy）原則非常相似。另外，史家也與神話製造者不同，前者還是想去理解並解釋過去，而後者則摻雜有包括當前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霸權等種種成分在內。所以在他看來，僅從一種角度考察是遠遠不夠的。

聯繫我們的調查來看，彭姓滿族族譜或地方志（或民族志）的編纂者似可類比於「三調」中後二調的實踐者：他們具有雙重身份，既是「事件經歷者」，也是「神話製造者」。

柯文認為歷史學與人類學同樣具有「解釋」的一面。《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的一個長處就是它充分考慮到了事物的多樣性，具有一定的解釋人類學的意識。但它同樣也有局限性（僅就這一作品分析，不涉及他整體的學術思想），其表現就是他本人與他的研究對象（1900年時的當事人）的時空分離，而他又偏向強調「局外人」的優越性，忽視了「人類學回歸於文化批評」的趨勢，而且未能慮及「本族群學者（文化人）」成長後導致的新問題。這樣，柯文的研究方法在遭遇當代「活歷史」時，就缺乏足夠的解釋力。用比喻的說法，一個是屍體解剖，而另一個是活體整形；一個是「只讀文本」，儘管「陰魂不散」卻已僵死、「凝固」，而另一個是「可寫文本」，古今一氣，從未割斷，屬於開放式文檔。在這一點上，柯文與享有並利用田野經驗優勢的當代史研究者存在本質的區別。

實地調查活動是一種雙向交流過程，雙方互為主體，彼此影響。如果設想把喇叭溝門（乃至懷柔或者北京）的「滿族文化人」作為一個象徵、一種理想類型，那麼這一能動體就可以有種種作為：繼承香火傳種接代、經曆日常生活、創造歷史同時用文字（或者聲音）譜寫歷史新篇章……他（們）與我們――研究滿族文化和歷史的同代人――一起品茶飲酒、談笑風生，回憶共同經歷過的「文革」歲月……。在多媒體時代，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他也成為歷史研究主體。所以，我們認為，田野調查有望補充或進一步完善史學研究方法，現場互動對於歷史編寫（historiography）就像對民族志（ethnography）一樣具有能動作用。關於這一點，是值得再做探討的。

作者：定宜庄，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地址：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5號，郵編100732。作者胡鴻保，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地址：北京市，郵編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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