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被西方學者稱讚的科舉在中國卻被妖魔化了？

為何被西方學者稱讚的科舉在中國卻被妖魔化了？

「科舉制之廢除，只在朝夕之間便可完成，要想恢復，則至少需要百年。」這是一位老先生的感慨。「五四」以降，科舉被認為是落後挨打、人才蕭條、科技落後的主因，但事實是，一千多年的科舉制，造就出無數俊傑，不僅有白居易、劉禹錫、王安石、蘇軾等偉大詩人與政治家，還有沈括、宋應星、徐光啟等科學家，直到晚清，林則徐、曾國藩、張之洞等人才皆從科舉中來。

當然，科舉制度到後期確實出現了選題過窄、禁錮思想、選拔不公、鼓勵官本位等弊端，但這並不是科舉制度內生的問題，而是專制主義的結果，將整個系統設計的缺失全歸罪於分系統，至少有欠公允。

有趣的是，雖然近代以來，國人對科舉制度口誅筆伐，必欲除之而後快。可是，它在西方卻頗有口碑，甚至成為英國現代文官選拔制度的藍本。科舉制度有利於社會各階層的流動，故唐宋之後，貴族階層漸次崩潰，世家大族很難長期把持權力，出現了「古今將相，出身卑賤者多」的局面。

一個外國學者曾說，中國古代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封建制，因為官員畢竟要通過考試，在普遍不公正的大背景下，至少提供了一個相對公正的通道。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社會最重要的人才選拔制度。從隋唐起，直至清末，科舉制度在中國延續了一千三百餘年，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響。

東亞各國學子來中國趕考：中國是漢字文化圈的主導，長期處在東亞文化的中心地位。中華文化對周邊國家地區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輻射力，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早在科舉制產生之初，就有不少周邊國家的留學生在中國學習。在唐代的國學中，「四方儒士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句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一些高句麗、新羅學生在中國成為賓貢進士。倭國（今日本）阿倍仲麻呂留中國前後五十年，吉備真備來唐留學，歸國任大學助教為東宮師。

在宋代，高麗（在今朝鮮半島）繼續派遣學生以「賓貢」的名義來到宋朝的太學學習。他們參加科舉考試，及第者有的回國，有的就在宋朝做官。元代開設科舉後，高麗士人投考，要在本地參加征東行省的鄉試，再到大都（今北京）參加會試。

明朝時，周邊國家如朝鮮、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也有一些學生來到中國讀書，並且參加科舉考試。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高麗生三人參加了考試，其中金濤登三甲第五名，三人都以不通華言請求回國，後來金濤成了高麗的國相。此後交阯進士黎庸、阮勒、阮文英、王京、陳儒都曾中進士，並在中國做官，陳儒做到右都御史那樣的高官。

科考制度被各國效仿：新羅、高麗、日本、交阯學習中國，在本國也舉行了科舉。在唐代早期，日本在學習中國各項制度的同時，也模仿唐朝實行了科舉制度。日本中樞機構設有式部，其職責之一就是「策試貢人」。《養老令》中的《選敘令》規定，「凡秀才，取博學高才者；明經取學通二經者；進士取明閑時務並讀《文選》、《爾雅》者；明法取通達律令者。皆須方正清循，名實相副。」《養老令》中的《考課令》，更加明確地規定了秀才、明經、進士、明法四科的考試內容和評定標準。與唐朝不同的是，日本進士科漸漸式微，秀才科日盛。而且由於考生多來自大學寮，而大學寮又多由貴族把持，科舉漸漸失去平等的意義。到了江戶時代（公元1603—1867年），日本就不再實行科舉了。

在今天朝鮮半島上，新羅王朝於元聖四年（公元788年）「始定讀書出身科」，或稱「讀書三品科」，這是模仿唐朝科舉的明經科而形成的一種制度。

其後，高麗王朝於光宗九年（公元958年）決定正式實行科舉。其制，常科，進士、明經、明法、明算、明書、三禮、三傳；制科，由王親試詩、賦、頌、策等。

高麗王朝後期（即公元1314年），仿效中國元朝，規定明經進士科考試《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並且要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答案。後來又規定了鄉試、會試、殿試三場制。

在朝鮮（今朝鮮半島）李朝時期，相當於中國的明清時期，全面實行科舉制。其制三年一試，有鄉試、會試、殿試；中試者有解元、會元，分一二三甲，有狀元、榜眼、探花之稱。

朝鮮科舉還有武科，武科考技擊、兵書，還要考「四書、五經」等等。朝鮮還設有雜科，有譯科，譯語有漢學、蒙學、女真學、倭學，還有醫科、律科、陰陽科。此外，戶曹有算學取士，圖畫院有畫員取士，昭格署有道流，掌樂院有樂生、樂工取士，反映出鮮明的特點。

交阯首開科舉是在相當於北宋時期的李朝。其後在相當於明朝時期的陳朝、胡朝、黎朝、莫朝，相當於清朝時期的黎朝、西山朝、阮朝一直都實行科舉制度。

交阯廢科舉比中國還晚，最後一科在阮朝啟定四年（公元1919年），那是在中國清代廢除科舉之後十四年了。在考試程序上，與中國大體相同。不同朝代有不同科目，如進士科、鴻辭科、士旺科、選舉科、東閣科等等。考試分鄉試、會試、殿試，多數情況是三年一試。也有狀元、榜眼、探花等名目。考試內容，有儒學的四書、五經，也有本國的典籍。其文體，有詔、誥、表，有駢文，詩則為唐律體，賦則為古體。

科舉為何被妖魔化：清室的維新和預備立憲沒能挽救它的滅亡，科舉成了它的殉葬品。雖然在科舉廢除後，新設的學堂還曾授予其畢業生舉人、進士等學位，但如同迴光返照，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辛亥革命成功後，國人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果，因而變得越來越激進。衰弱的國力和與列強爭勝之心，使人們再次把矛頭指向傳統文化。人們認定，只有徹底打破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徹底學習西方，中華才可以自強。舊文化、舊制度再次成了批判的對象。

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下，科舉製成了重要的靶子，八股文變得臭不可聞，它與鴉片、小腳、辮子一起被作為垃圾徹底扔掉。儘管這時還有一些學者，堅守著不新不舊之學問，甚或堅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偶爾為傳統文化唱唱讚歌，但沒有任何人提到科舉制，更不要說八股文了。它們已從中國文化體系中被徹底抹去。

然而，在與中國完全不同文化體系的歐洲，對中國科舉的看法有完全不同的視角。

早在明朝末年，當耶穌會士義大利人利瑪竇來到中國時，曾經對中國的制度發出由衷的讚歎。他在給歐洲人信件中，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科舉制度，甚至提到了八股文。公元1621年，在英國出版的伯頓的《憂鬱症的解剖》，在講述中國的科舉制度時，說道：「他們從哲學家和博士中挑選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貴是從德行上的顯貴中提拔上來的：顯貴來自事業上的成就而不是由於出身的高尚。」

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國志》詳細地記錄了科舉的全過程，並且評論道：「從學生頭次赴考，直到最後考取博士，是這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因為學位和職位帶來的名利，都取決於這些考試。」他的言說背景是針對歐洲世襲的貴族特權和教會神權的權威。在中國，人的能力是決定性的。一切榮譽利益都從個人能力的平等競爭中得來。因此，西人幾乎無例外地認為科舉是最公正、最平等的選才方式。

晚清來華的美國人丁韙良，甚至將其與民主聯繫起來：「有什麼能比像這樣以提供全體『公平機會的鼓勵』更真正民主的呢？中國這種真正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國中處於無與倫比的地位。」

這種平等與民主正是西方中世紀所沒有的。因此，一旦了解了中國的科舉暨文官制度，西方思想界便激起了巨大的波瀾。這種平等的「中國精神」成為西方一系列啟蒙思想家，包括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人的理論武器，在法國以及後來的英國形成一股傾心中國文明的潮流。通過他們，中國的文官制度、科舉制度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的歷史進程。

公元1868年10月，丁韙良在一演講中讚揚了中國的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發明後，說：「如果我們採用中國測試候選者能力的辦法，來選拔最優秀的人任政府公職，那必將對我們的文官政府產生積極作用，其益處將大於那些技術方面的發明。」我們有理由說，科舉制度是中國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第五大發明」。

他說：「現在歐美各國的考試製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製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拔取真才的制度。」

中國是文官制度的發源國，為世界現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典範，科舉制度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中華帝國長期充滿活力，中華文化的生生不息，科舉制度功不可沒。

科舉制被重新提起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激進主義的退潮和中國經濟的崛起，重新審視中華傳統文化成為必然。

與改革開放隨之而來的諸多社會問題和普遍的道德缺失，在全球化中民族身份的迷失，都促使人們更加重視開掘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價值，興起一輪重建國學的熱潮。很自然地，科舉制研究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科舉研究已經成為當代一門顯學。

近代以來，中華學人為自強圖存，主動吸納西學，豐富了中華文化，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但是也形成了一股否定國學、拋棄國學的文化激進主義。中華文化被強行納入西學框架體系，或者被解構割裂得七零八落，失去了獨立性、主體性。我們的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無不是在西學體系下的重新組建。中華自身的學術體系已不復存在，傳統文化的固有面貌已不復存在，傳統文化的許多價值被淹沒而得不到彰顯。

今天，復原中國科舉制度的完整面貌，理性地辨析其成敗得失，以更好地繼承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是其時也。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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