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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則謠言,深度影響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文 | 諶旭彬

做歷史工作的人,常喜歡說「真相的力量」之類雞湯話。其實,有意捏造或刻意誤解而造成的謠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往往並不亞於「真相」。

以晚清民國為限,擇其影響極深者,舉三個例子。

例一:形容晚清改革停滯的「Sick Man」,被謠傳成嘲諷國人體質虛弱的「東亞病夫」。

「東亞病夫」一詞,在中國近代激起了許多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但西媒使用該詞形容晚清中國,其初衷所指,與國人體格並無絲毫關係。

溯其根源,如《上海體育志》所言,1886年10月17日,「租界英文報紙轉載了英國倫敦《學校歲報》專論,稱『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此後,中國人常被西方人貶為『東亞病夫』」。

所謂「租界英文報紙」,指的是《字林西報》;所謂「專論」,《時務報》當年曾登有中文譯稿,標題叫做《中國實情》。文章主旨,是針砭清廷改革的成敗,開篇就批評清廷的政治,說它「麻木不仁久矣」 ,乃是「病夫」 (Sick Man) 。全

這篇「專論」,全文無一字提及中國人的身體素質。

事實上,直至今天,作為一種使用習慣。「Sick Man 」一詞仍時常出現在西方媒體的政治新聞標題中。如《The Economist》雜誌,即有報道如下:《The sick man of the euro》(1999/06/03)、《Reviving the sick men of Europe》(2003/07/24)、《The real sick man of Europe》(2005/05/19)……

第一個使用「病夫」一詞,來形容國人身體素質者,乃晚清民間輿論喉舌梁啟超。

在1903年發表的《新民說》里,梁如此指責國人:

「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 ……絕無運動……以文弱為美稱……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

此後,洋人罵國人乃「東亞病夫」之說,伴隨清末民初「民族主義救中國」的思想風潮,愈傳愈廣,驟成「定論」。

這種曲解,在當日雖有鼓動民族情緒的奇效,卻也消除了「 Sick Man 」一詞在批判中國改革停滯這個層面的價值。

例二:「捕殺漢兵」的謠言,將武漢新兵逼至「今反亦死,不反亦死」的絕境,開啟清廷滅亡之門。

辛亥年政權鼎革,「武昌首義」的功勛,曾是革命黨各派系爭奪的焦點。

其實,促成「首義」的關鍵因素,還包括了「謠言」。

當年初夏,「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說,已傳遍武漢。作為因應,湖廣總督瑞澂下令,自閏六月(7月26日)始,武漢刀店售賣刀具,須刻明牌號,凡購買五把刀以上之顧客,須登記姓名住址。並突擊命各兵營提前一天過中秋,以打亂可能的預定起義日期。

中秋無事,謠言漸息。

10月9日,革命黨人制彈時不慎爆炸,引來搜查,謠言又起。

先傳言「正按花名冊捕殺黨人」,稍後,又變異為「正按有無長辮捉拿黨人」,再變異為「正編製漢兵花名冊,要捕殺所有漢兵」。儘管湖廣總督瑞澂已採納多數新軍軍官建議,擬銷毀繳獲的花名冊,對軍中黨人不予追究,但謠言並未止息。

如果謠言沒有發展到「要捕殺所有漢兵」的程度,「武昌首義」有可能就不會發生——按最樂觀的統計,當日的武漢新軍中,能夠勉強被歸入革命黨者,尚不足八分之一。革命黨骨幹劉公也承認,在正常情況下,要鼓動士兵起義有很大的困難:

「孫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有一段時間,士兵們膽怯了,他們……不願明確承諾在確定的時間參加革命。我們多次舉行秘密會議,最後認為去誘導他們中的一些人參加革命的惟一辦法是威脅說,如果他們不參加就會被炸死。」

絕大多數士兵,並不願為「革命理想」而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

但「要捕殺所有漢兵」的謠言,將他們逼入了「今反亦死,不反亦死」的絕境。於是,「首義」在革命黨人的計劃之外,突然爆發了。

例三:史迪威及其幕僚長期造謠,污衊中國「不願積極抗戰,只想坐待美國打敗日本」,嚴重破壞中國形象。

抗戰極大地影響了中國近代的歷史進程。期間,駐華美軍統帥與蔣介石之間的衝突,嚴重破壞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因史迪威及其幕僚的遊說與宣傳,自1942年起,中國政府逐漸在盟國之中,尤其是在美國軍政高層及輿論界,形成了一種不願積極抗日、只想坐待美國將日本打敗的自私形象。

自來華伊始,史迪威即以塑造中國的負面抗戰形象,來威脅中國。

蔣介石曾致信羅斯福,提及此種威脅——開羅會議後,英、美背信,不願履行反攻緬甸的承諾,但史迪威「 不問夾攻有無」,仍欲「從事於北緬局部之戰爭 」,被蔣否決後,即威脅稱:

「 (蔣)之保留態度,將啟盟邦以『中國不肯貢獻所能』之懷疑。」

擔任駐華美軍統帥期間,史迪威本人及其幕僚戴維斯、謝偉思等,不斷向美國政府灌輸此類論調。

比如,戴維斯1942年7月31日報告稱:「中國抗戰目的只在保存實力,供爭取國內優勢之用。」謝偉思則利用其與美國媒體的關係,指責中國政府:「已決定由美國打贏戰爭,並已自積極參預中退出」。

這種論調,深遠影響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羅斯福總統特使居里1942年7月來華調解蔣、史矛盾,即公然責備中國囤積美援軍火,不用於抗日,而準備留待以後打內戰。

面對指控,蔣介石當場憤然邀請居里親自去做實地調查。

事實上,當日美援物資的調配權,完全控制在史迪威之手,即便國民政府欲囤積軍火,亦不可得。蔣介石後來向羅斯福控訴:

「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撥之租借軍火,不許用於東戰場作戰,以致在今年(1944年)6月以前中國軍隊除遠征軍外,迄未在中國租借案中得到一槍一炮。 」

史迪威被驅逐後,魏德邁來華調查,證實了蔣的控訴。

與史迪威等人的臆測與誣衊不同,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政府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儘快擊敗日本,而非消極拖延。

譬如,1942年1月7日,蔣在日記里寫道:「英美戰略思想以大西洋為主,太平洋為從之觀念……應使之徹底改變,尤其使美國全力注重太平洋,解決日本為第一要旨也。」1月14日,蔣又寫道:「轉移英美先德後倭之心理,應告其東亞戰局果延長,則其殖民地民族必動搖,且必為倭軍利用,則大局不堪問矣」。

當時,中國的經濟已不堪重負,抗戰繼續拖延下去,自政府至國家均有崩潰的危險,故舉國上下皆寄望於英、美在亞洲儘早開闢戰場,儘快擊敗日軍。但美、英不以亞洲戰場為重,援華物資的數量遠不及援蘇、援英物質,對日戰事只能被迫延長,繼續苦撐待變。1942年,美國海軍金上將曾分析各戰區情狀,將中國的貢獻能力劃為丙等,理由是中國戰場「人力全備,物力全缺」,可謂中肯之論。

但這種「中肯」,只局限於部分盟軍高層的認知之中。因史迪威及其幕僚的宣傳,中國政府「消極等待美軍擊敗日本」之說,在盟國影響甚廣,至今仍被很多人深信不疑。

(完)

參考資料

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台)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05。

《辛亥革命目擊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第26頁。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務印書館,1973,第219-230頁。

《蔣總統大事長編·卷4》,第143-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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