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懂中國電影的老美，你得認識他

人物簡介

白睿文(Michael Berry)教授是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學與電影研究博士，現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與文化學院教授，其研究領域涉及現當代中國文學、中國電影、中國流行文化、文學翻譯等。

其著作包括《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痛史：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上海三聯集團出版）、《鄉關何處：賈樟柯的故鄉三部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等；譯作包括余華的《活著》，王安憶的《長恨歌》，葉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愛情》，張大春的《我妹妹》與《野孩子》，舞鶴的《餘生》 等；曾深度專訪侯孝賢、謝晉、張藝謀、李安、楊德昌、賈樟柯等著名華語電影人。

他曾多次擔任台灣金馬獎、香港「新浪潮」電影節、紐約電影節、翠貝卡電影節等電影節評委。同時他也是《新京報》專欄作家。他是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與電影研究最深入的美國著名學者之一。（撰稿、採訪人：成雪岩，南加大碩士）

初識白睿文教授，是在2018年11月8日，洛杉磯中國電影雙年展期間，賈樟柯導演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大師課上。在UCLA的教室中，白教授與賈樟柯導演對談了近兩個小時。

兩人的談論話題涵蓋了電影理論與劇本創作之間的關係、劇本結構的思考、新媒體語境下中國電影的發展等等頗具深度的議題。對談期間，身兼主持人與翻譯雙重身份的白教授在中、英文兩種截然不同的語境中自如轉換的高超語言駕馭能力讓筆者記憶猶新，印象極其深刻。

一堂大師課下來，我不僅從賈樟柯導演身上體會到了他的真誠、執著、對電影發自心底的摯愛以及他身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也為白教授嚴謹治學的態度和對中國文化與電影的深入研究而深深感動。

中國電影雙年展之後，再次看到白睿文教授，是在11月17日金馬獎頒獎典禮的視頻直播中。坐在鞏俐女士旁邊的他是第55屆金馬獎的主評審之一。

在第九屆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舉辦前，在UCLA的辦公室里筆者與白教授用純中文對談了一個多小時。白教授辦公室所在的辦公樓位於UCLA的一座小山丘後面。快走到辦公室門口，一陣悠揚的吉他聲隱隱傳至耳畔。白教授開門，熱情地與我握手，招呼我坐下。我定睛一看，發現他的座椅旁邊果然放著一把爵士樂吉他。

白教授感覺到了我的疑惑，便主動解釋道，他大學本來學的是爵士樂，後來轉到哲學系，在中國交換學習之後又把主修專業換成了中文。這樣的專業跨度與傳奇經歷，的確讓筆者吃驚不小。儘管如此，他也一直沒有放棄爵士樂，即使現在也還會偶爾和朋友們組一個臨時樂隊，不定期表演。

採訪中談到擔任金馬獎評審的經歷時，白教授表示，金馬獎的評審程序非常嚴格，常常需要一天看七八部電影。再加上他中途還回了一趟洛杉磯，舉辦了賈樟柯導演的影展，簡直忙碌到分身乏術，不可開交。但同時他又感覺非常開心而充實，因為那段時間裡他觀看了許多期待已久的優秀影片，也對華語電影有了更深的認識。

在談到北京國際電影節時，白教授表示，他非常關注北京國際電影節的各方面情況及相關報道，北影節的成長非常迅速，影響面也越來越廣泛，他也特別希望之後能有機會參與北京國際電影節。同時，白教授對本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致以了熱烈的祝賀，並預祝取得圓滿成功。

白教授的辦公桌上方，是兩張海報，一張是根據白先勇的小說《孽子》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一張是周星馳的《長江七號》，上面寫著這兩位優秀藝術家對白教授的贈言與祝福。環顧四周，書架幾乎全被形式各異的中文文學作品及中國和亞洲文化研究的專著填滿。白教授對待學術、文化、電影與藝術的熱情與執著令筆者深深感動。以下為完整採訪稿。

您是如何想到「白睿文」這個中文名的呢？

我曾經的中文名字是「白瑞克」，取自英文名的音譯。但是我覺得這個名字太「英文」了，不夠好聽，就在出版著作之前換了名字，把「瑞士」的「瑞」換成了「睿智」的「睿」。我加上了「文」，一是因為我從事文化和文學研究，二是因為我很喜歡沈從文。於是我便有了「白睿文」這個中文名。

後來我在白教授的微博上找到了白教授還叫「白瑞克」時，謝晉導演寫給他的寄語：

您當初為何決定學習和研究中國文化，又是如何決定研究中國電影呢？之前看專訪裡面說您在大學畢業的暑假就翻譯完成了余華的《活著》。

我大學期間很熱愛閱讀。但隨著讀的書越來越多，我愈加意識到自己所知甚少。於是我決定出去闖闖，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拓寬視野。我大二便去中國南京大學留學，一年後我申請到了獎學金，又在台北師大留學一年。

本科畢業後我申請了研究生，但當時還沒有開學，於是我便想嘗試翻譯中國現當代小說。我的老師、紐約大學教授張旭東先生恰巧認識余華先生，便把余華先生的傳真號碼給了我。沒想到余華先生非常爽快就答應了我的翻譯請求。這是我翻譯生涯的起點。我的研究生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我的許多同學、學長、學姐現在都成為了很有影響力的學者。

謝謝您對中國文化與中國電影的深入研究。

這是我應該做的，做這些事情我非常享受。現在中國文化發展迅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或東亞文化了。很多學校的東亞或中國文化研究專業中有一多半的人都是外國學者。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您又是在怎樣的機緣巧合下決定研究中國電影呢？

紐約是一個神奇的城市，世界各地優秀的電影人經常會去那裡交流。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期間，便有不少電影人找我當口譯，如張藝謀、章子怡、王小帥、侯孝賢、謝晉等等。從那之後，我與中國電影的關係便越來越密切。與電影人近距離接觸的經歷，給予了我從創作者視角，而不僅僅是研究者角度思考電影的寶貴機會。也就是在那時，我開始了自己的第一部書——《光影言語》的創作。目前這本書已經有了英文版、大陸版、台灣版等多個版本。

很長時間裡，關於電影人的訪談與報道常常充斥著八卦與獵奇等嘈雜的聲音，但我渴望問一些有意義和參考價值的問題。在這樣的初衷下，我便開始了《光影言語》的寫作。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期間需要有三個研究領域，我主修的是中國文學，第二個領域便選擇了中國電影。

然後我在哥大電影系師從頗具聲望的業界前輩，比如李安導演的拍檔詹姆斯·夏慕斯(James Schamus)和紐約電影節前任主席理查德·佩尼亞(Richard Pe?a)，上了很多有趣也很有深度的課程。隨著學習的深入，我更加體會到了電影的無窮魅力。

去年我在金馬獎頒獎典禮的視頻直播中看到了您。請問您還參加過哪些華語電影節呢？

我參加了兩次金馬獎，還參加了杜琪峰導演策劃的香港「新浪潮」電影節。除此以外，我還參加過洛杉磯華語電影節等。美國本土的電影節我參加過紐約電影節、翠貝卡電影節等等。到目前為止，我還一直沒有去內地擔任過電影節評委，所以非常希望有機會能夠去內地學習交流。未來很希望參加北京國際電影節。

您近期還準備出版一些與中國電影有關的著作嗎？

賈樟柯導演去年11月洛杉磯之行期間，我們共進行了十四小時的採訪。我已經整理好了採訪稿，並且交給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那本書的名字暫定為「光影之道」，可能今年年底會出版。

白教授與賈樟柯導演對談 圖片來自白教授微博

您翻譯了那麼多中文著作，能與我們分享一下您翻譯過程中的一些難忘經歷嗎？

我覺得每一本著作都像是我的孩子，我都在其中傾注了很多感情。翻譯每一本書都會面臨不一樣的挑戰。近幾年對我來說，最大的挑戰是翻譯舞鶴的《餘生》。我花了很多年才斷斷續續地完成了本書的翻譯：翻譯一段時間，中斷一年半載，然後再繼續翻譯。

這本先鋒文學很具實驗性，三百多頁都沒有分段，語言也極具特色。我的許多中國朋友都很難讀懂。而且題材是關於台灣原住民與日本人的歷史衝突，其中多數主要人物都是原住民，他們的名字很複雜，我需要根據原住民語來翻譯。這本書的翻譯過程極其艱辛，但是也給我帶來了難能可貴的財富，讓我收穫了滿滿的成就感。

白教授與白先勇先生

您能夠給我們分享一些採訪中國電影人的難忘經歷嗎？

我與李安導演的採訪經歷讓我很難忘。在第一次採訪之前，我以為李安導演是最容易接觸到的，因為他的合作夥伴詹姆斯·夏慕斯是我的老師，而且之前我們也見過好幾次。但是每次發出採訪邀約，李安導演都很忙碌，取景、宣傳、拍片等等行程或事務幾乎排滿了他的日程表，我也便放棄了採訪的念頭。

最後當整本《光影言語》都已交付出版社，進入最後階段的編輯校對時，我把書稿發給了李安導演的團隊，詢問導演是否可以寫幾句簡短的推薦語。沒想到兩天之後我收到了李安導演可以接受採訪的郵件。於是我便很快趕到洛杉磯與其會面。李安導演在接受採訪時沒有一點分心，整個採訪過程都不讓任何人打擾，都是關著門在房間中進行，非常安靜。三個多小時的採訪交流中，他非常認真，每一個回答都很有深度。

更讓我意想不到的是，當採訪完後，李安導演要求對我的採訪稿進行提前過目。當我整理完採訪稿寄給李安導演後，我便很快接到了導演親自打來的電話。我們花了近兩小時，一處處地修改每一個細節。

當我改完給李安導演發去第二稿後，我又接到了他的電話，我們花了一個多小時後才最終定稿。李安導演那麼忙碌，卻還是能夠花那麼長時間，一處處地非常認真地校對每一個細節，由此可見他在拍電影過程中是多麼認真，一絲不苟。

白教授與李安導演在金馬獎合影 來自白教授朋友圈

我曾經還給新片宣傳階段的張藝謀導演做過翻譯。那時他一天幾乎要從早到晚接受各路媒體共計14小時採訪。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還特意從中國帶了兩名剪輯師同行，一天行程結束後在房間里幾乎是通宵剪片子。他對待電影的熱忱真的是讓我非常感動也特別敬佩。

您去年作為主評審參加金馬獎的評選，有怎樣的感受呢？

我第一次作為評委參加金馬影展是八年前，那時是侯孝賢導演擔任主席。去年是我第二次參加。這兩次擔任評委的經歷都讓我記憶猶新。

首先是真的很辛苦，因為需要很密集地看許多影片，幾乎每天都要在一個房間里看13小時的電影。許多電影節，主辦方會發鏈接給評委，我們在家觀看後開會討論定奪即可。但金馬獎的評選非常嚴格，需要我們提前兩周到達看電影，且每部影片放映過程中離席不得超過十分鐘。因為評選中間我還回了趟洛杉磯，舉辦了賈樟柯導演的影展，所以那段時間我極其忙碌，幾乎腳不著地。放完賈樟柯導演的最後一部影片之後，我就又立馬趕往機場，飛到台北就又開啟了看片日程，而且還要補看落下的影片。有時甚至需要熬夜看。

雖然辛苦，但對我來說是極致的享受。評審團的其他成員都是頂尖的演員、電影人、評論家等，與大家一起討論電影真的讓我收穫頗多，讓我學習到了許多新鮮的知識。同時我也見到了許多老朋友，整個過程都非常開心。比如，獲得最佳故事片的《大象席地而坐》這周就會在洛杉磯首映，我們去年的中國電影雙年展上也曾放映過。

當然，參加這樣的活動，不免也會有一些遺憾，比如我非常喜歡的紀錄片《四個春天》未能獲獎，就讓我頗感意外。另外現在的電影產業中商業潮流橫行，許多人都刻意想要拍攝商業電影，頒發最佳影片給《大象席地而坐》這樣的藝術電影也是一種態度。

白教授在金馬獎 （左一）圖片來自白教授朋友圈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間，一個多小時已然過去，到了白教授接孩子放學的時間。作為一名影迷與學生，白教授對於中國電影和文化的熱愛，對於學術研究的熱忱，以及與人交往時的真誠都深深打動了我。我和白教授都相信，中國電影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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