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一生只為修史來

回望新中國成立70年歷史，「奮鬥」始終是一個關鍵詞。一代代中華兒女在各自領域揮灑汗水、努力奔跑，凝聚起一個民族的奮進力量；千千萬萬普通人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為祖國建設發展矢志奮鬥。70年披荊斬棘，70年風雨兼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取得的巨大進步，見證了奮鬥者的鏗鏘足音，標註著接續奮鬥的偉大征程。本報今起開設《愛國情 奮鬥者》專欄，與讀者一起，傾聽奮鬥者的故事。

有的時候，回憶會一直往前走，甚至越過千山萬水，來到一個明媚的夏日清晨。

「那天是我小學畢業的日子，同學們都去了典禮現場，我沒有去，我躺在藤椅上看一本叫《天雨花》的小說。這是一本彈詞小說，全是人物對白。」即使過去這麼多年，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主任戴逸依然對當年的情景記憶猶新，這是他一生奮鬥的起點。

「我沒有去典禮，因為我沒有畢業。我不愛功課，只愛聽故事、看戲文、看連環畫，至於演義故事、武俠小說種種更是不在話下，全校只有我和另一個同學沒有通過考試，畢不了業。我正看小說入迷的時候，那個同樣沒畢業的同學忽然跑到家裡叫我，他大喊『戴秉衡（戴逸原名），快跟我去學校，打仗了，學校同意咱們畢業了』！」說到這裡，戴逸先生露出頑皮的微笑。

抗日戰爭爆發了，在少年心性里，他從此能畢業了，卻不知道，國家的苦難才剛剛開始。小學畢業後，由於戰事的蔓延，戴逸一家搬入了上海租界。國難當頭，流離失所，戴逸目睹種種風暴洗禮，開始發憤讀書，從此名列前茅。只是，他仍舊偏愛文史。

中學畢業後，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學，學習鐵路管理。兩年後，峰迴路轉，因為抗日南遷的西南聯合大學返回內地，在上海招生。已經念大二的戴逸反覆思量，決定從頭開始，報考北京大學歷史系，這一考，漫漫的讀史修史之路就開始了。

考入了北京大學，戴逸用了一個詞「心花怒放」。因為這裡有太多書了，「很多古書，我連見都未曾一見，就這樣整整齊齊全都放在北大圖書館，只等我翻開。我太高興了，一天到晚就在圖書館泡著看書。」

在北大，戴逸還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禮，在一次次學生運動中，他的心向黨組織積極靠攏。在北大讀了兩年書之後，由於和黨組織的關係，他被國民黨政府通緝，要被送往特種刑事法庭。他的老師胡適聽到這個消息，打電話為他保釋，他收到了一張寫著「保釋在外，聽候傳訊」的通知，恢復了自由。

「跑吧，我要趕快去解放區。」他找到了在學生運動中單線聯繫的介紹人，從此戴秉衡改名「戴逸」，從北大穿越封鎖線去了石家莊，跑到了當時的華北大學，這就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從此，戴逸再也未曾離開中國人民大學。

向記者講完了自己求學的奮鬥故事，戴逸接著講自己與清史結緣的故事。由於喜愛歷史故事，他在新中國剛剛成立時就出版了一本書叫《中國抗戰史演義》，這本書還是章回體的。「當時還沒有人寫抗戰史，我的處女作就撿了個漏。」戴逸笑著告訴記者。

「這不能算是一部歷史著作，只能叫通俗讀物。之後，我開始了嚴肅的治史過程，1958年，我編寫了《中國近代史稿》，成為高校的近代史教材。」戴逸說。也正因此，他受到了史學界的關注，歷史學家吳晗當時正在編寫《中國歷史小叢書》，邀請他擔任清史評審委員會最年輕的編委，並建議他把目光從近代史轉向清史，開始修訂清史的工作。

由於歷史原因，這項工作走走停停，戴逸對清史的研究卻從來沒有停下。即使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停校的幾年，運動風潮四起的時候，他還寫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當年沒有人願意研究清史，因為一說到清朝，就和民族的傷痛聯繫在一起。五次對外戰爭，每次都割地賠款，損失慘重。提到清朝，似乎就是腐敗的代名詞。」戴逸說，「但是，我國本來就有易代修史的傳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清史的資料在當年同樣充滿變數，連原始檔案都差點付之一炬。上百年的檔案由於宮內庫房的倒塌差點兒被直接送往造紙廠，「當年很少有人懂得這些文件的重要性，外國人也沒有興趣，因此在一次次浩劫中倖存了。在運往造紙廠的途中，被一位愛國志士以4000塊大洋的價格買了下來」。

這些資料整整放滿了五層樓的樓房。清朝近300年出版的典籍就四十幾萬種，目前研究出版了4萬餘種，800餘冊。戴逸和修訂清史的工作人員把清史分為「民族、宗教、科技、典籍」等幾個部分，完成了105冊送審文稿共計3000餘萬字，預計今年出版問世。

戴逸從清朝的起源講起，「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一直講到近代史的跌宕起伏，講到今天的新生活。他講到了乾隆時期我國3億人口，佔世界GDP總量的三分之一。講到了近代史「每戰必敗又屢敗屢戰」的民族精神。

「這是受欺負的歷史，又是啟蒙的歷史、覺醒的歷史、奮鬥的歷史。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戴逸說。講到這裡，採訪也接近尾聲了，張自忠路的平房門外，陽光正好，這故事彷彿穿越了300年的時光，有些沉甸甸的。

戴逸是《光明日報》的老作者，從20世紀的《史學》版開始，新作就不斷問世。他說，他也是《光明日報》的忠實讀者。他的家裡訂閱了兩份《光明日報》，「一份是用來看的，一份是用來收藏的。」這拳拳之心更讓我們感動，「從《光明日報》，我可以感受到新中國的脈動。」戴逸說。

（本報記者 姚曉丹）轉載請註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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