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持續被預言的戰爭：各界精英匯聚一堂，得出了同一個結論

文｜周渝

這是一場被預言的戰爭。

1921年，旅居美國的英籍記者、軍事作家赫克特·C.拜沃特（Hector C.Bywater）出版的《太平洋海上霸權》中，預測了日本和美國之間的海上衝突，4年後的1925 年，赫克特將書中內容進一步改編為軍事小說《太平洋戰爭》。在這個故事中描繪了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假想戰爭，儘管時間提前了十年，但其中一些戰爭細節卻與真實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小說出版16年後，亞太地區局勢真如小說所言，雙方在太平洋上關係劍拔弩張，日本擬定以偷襲美國海軍的方式發動戰爭。

珍珠港事件4個月前，又一個預言出現：1941年8月27日上午9時，在日本東京首相官邸內，兩組內閣正在對峙。一方是由近衛文麿擔任首相，於1941年7月18日成立了第三次近衛內閣；另一方則是由一群平均年齡只有33歲的研究生，他們於7月12日掛牌成立了「窪田角一內閣」。這天，「窪田內閣」就近兩個月對太平洋戰爭進程的推演和研究成果，向近衛內閣進行詳細彙報。這份報告中，不但分析了戰爭爆發的原因，就連戰爭的結局也一語成讖——一旦開戰，日本必敗！

戰爭還未開始就已預言戰敗，這結論從何得來？一切還得從1940年9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下令成立的一個秘密機構——「總力戰研究所」說起。首先，日軍對「總力戰」是如何認知的？曾任日本關東軍參謀的日本陸軍中將飯村穣如此解釋：「……當我國與其他諸國發生戰爭之時，或者預計會發生戰爭的時候，為了使對手屈服或者迫其放棄敵對而採取的行動，就是總力戰。換言之，以國防為目的而採取的國家活動，便是國家總力戰……當開戰的意圖已經明確，並已確定發動武力的時間之後，要暫時佯裝平靜，或者在外交上顯示出屈從的姿態，以迷惑敵人，然後突然奮起，對敵人的重要部位進行奇襲。在國內對策上，要暫時壓制主戰論調。」（飯村穣：《機密·總力戰綱要·印刷一〇〇部》）

這位飯村穣就是總力戰研究所的所長，1941年1月走馬上任。剛到任不久，飯村穣便直接向各個省的次官提出要求，請求他們將未來可能成為大臣、次官的優秀人才推薦出來。緊接著，36名駐守國內外的日本將領和官員們收到命令，要他們立即回到東京參加研究所。這些人中，有宮澤次郎（偽滿「國務院總務廳」參事）這類駐守在佔領區的官員；也有如佐佐木直（日本銀行總裁）這樣的金融達人；還有在日本陸軍華北方面軍濟南特務機關工作的成天乾一；甚至有作為民間人士的新聞工作者秋葉武雄（同盟通訊社政治部記者）等人。按照飯村所長的說法，研究所「所員和研究生都是來自各個省以及重要民間組織的有識之士、有能之才，我擔任所長的時候，除來自各個省以外，研究生還來自朝鮮總督府、『滿洲國』政府、東京的政府機關、日本銀行、同盟通訊社、郵船公司等」。

顧名思義，總力戰研究說是以綜合研究總力戰為目的的機構，它誕生於1940年10月，以「培養理解皇國總力戰本質並具有運營總力戰能力的中樞人才，為此應磨鍊他們相應的德行，教授他們充分的學識」為主旨。36名來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研究生中，官員高達27人，其中有5人為軍人，也就是說這一期研究生中，文官佔據絕對優勢。有趣的是，當時軍部曾向文部省提出，要他們推薦一些官立大學的教授級別的人才到研究所，但厭惡軍部的各高校竟然連一個人也沒有推薦，最後僅有兩名學者加入，一位是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教師倉澤剛，另一位是東京高等學校的教授原種行。

4月1日上午9時30分，第一期生在東京首相官邸舉行研究生入所儀式，首相近衛文麿親臨現場致辭：「諸君在百忙之中被選拔出來，來到此地。大家都是日本重要的人才，你們離開辦公桌一天，日本的力量就會有所下降。所以，在這樣的非常時期，希望諸君珍惜自己的力量，不要浪費時間，努力投入到總力戰研究所的工作中去。」

隨後，飯村所長召集研究生們訓話，並將兩本小冊子分發到研究生手中，一本為《總力戰研究所教育綱領》，另一本為《總力戰研究所交規》。《交規》基本是一些教條的官樣文，而《綱領》中則有指出研究所的要義：「綜合世界風雲變幻的事實，明確戰爭的本質，對於皇國現在或未來可能面對的總力戰，研究生應掌握綜合策劃及實行的能力，並深入體會構成總力戰的武力戰、經濟戰、思想戰的要領。」

對於初來此地的研究生來說，諸如「武力戰」「經濟戰」「思想戰」這些辭彙都非常新鮮，被放在核心位置。每個人都清楚，在這裡，他們將要進行一場紙面上的太平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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