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皇帝為國操勞了一生，為什麼最終卻是個「失敗者」？
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舉行禪位大典，顒琰即帝位，是為嘉慶。乾隆帝親臨太和殿授傳國玉璽。嘉慶尊乾隆帝為太上皇。其後，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嘉慶暫時居住在毓慶宮，並頒詔天下，賜宴宗籓。一直到了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崩了，嘉慶才開始親政。
嘉慶皇帝在位二十多年，因為，政務頗多不順，所以，嘉慶在大部分的時間裡，總是感到痛苦、迷茫、憤慨。在種種負面情緒的影響下，嘉慶曾一度心灰意冷，幾次想撒手政權，退居幕後專心享樂。但是，嘉慶終究沒有這麼做，直到他駕崩的前一天，仍然伏在案上忙於理政。
實際上，嘉慶的努力已經成為一種慣性，一種建立在「精神疲憊」上的勤奮。嘉慶不明白，為什麼自己越努力，國家形勢越糟糕，而形勢越糟糕，他就必須更努力，由此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嘉慶嚴守祖訓，每天清晨鑽研《聖訓》和《實錄》，從歷朝歷代的君王身上尋找救國之策，卻始終沒有取得成效。到了後來，嘉慶已經對國家形勢絕望，所幸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從外人看來，嘉慶仍勵精圖治，每天早起晚睡，忙於政事，一刻不得閑。然而，此時的嘉靖的思維已經僵化了，他再也不會動腦思考，照搬《實錄》中的治國方針，「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老祖宗們提出的方案，嘉慶都原封不動如法炮製。到了晚年，嘉慶已將「法祖」和「守城」樹立為執政信條，每天按照祖宗的典章制度辦事，固守自封。
嘉慶二十年，禮親王昭璉家中的僕人犯了錯誤，被禮親王囚禁在私室內，嚴刑拷打，極其殘忍。嘉慶聽說這件事後，立即審問了禮親王，查明真相後將其削去爵位，關押進宗人府。幾個月後，嘉慶照例翻閱《實錄》，發現康熙年間也曾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當時平郡王納爾圖驕縱跋扈，無緣無故打死平民，又折斷了兩個無辜百姓的四肢，當時康熙是如何處置平郡王的呢？
削去爵位，但是，並未將平郡王收押。
於是，嘉慶覺得：禮親王的罪行比平郡王輕得多，不應該受到監禁，所以「敬承家法」臨時改判，釋放了昭璉。
嘉慶二十四年，文穎館莫名其妙地走水，所幸火情並不嚴重。此前曾發生過天理教趁火災混入紫禁城行兇的案例，太監們吸取了前車之鑒，害怕有歹人會趁虛而入對皇宮不利，並未打開宮門請衛兵進入大內滅火，太監們自發組織救火，沒過多久，就將火勢撲滅了。
照理說，太監們的反應速度很快，並沒有讓火災蔓延，且杜絕了意外事件發生的可能，嘉慶應該嘉獎這些太監。然而，幾天後嘉慶在早讀中再次從《實錄》中找到了老祖宗關於救火的規定：乾隆時期，皇上曾頒布詔書規定，但凡內宮出現火災等意外情況，必須在第一時間打開宮門，讓值守在宮外的衛兵參與救火。
就這樣，嘉慶根據《實錄》上的記載，追查了當日值守的太監，連守門的侍衛一概受到牽連。
可以說，就是這種不分青紅皂白一概照章辦事的原則，使盛世之後的大清迅速衰落，嘉慶也在渾渾噩噩中走向衰老。
同樣是嘉慶二十四年，孔子第七十三代後人衍聖公覲見嘉慶，並將幾天內的行程全部記錄下來，讓我們能夠通過衍聖公的記載看到嘉慶晚年的精神狀態。
衍聖公剛剛見到嘉慶，皇帝就說道：「朕打算去曲阜，可朕又不能去，你知道為什麼嗎？山東的水患已經蔓延到臨清了，這該如何是好？朕的確沒有辦法。孔廟是近幾年新修的，如果，朕現在沒法去曲阜，那麼，幾年後孔廟又會變得破敗不堪，到時候又該怎麼辦？」
過了幾天，衍聖公向皇帝辭行，嘉慶又提起去曲阜的事，語無倫次地對衍聖公說道：「朕登基到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四年，始終沒能去祭祀孔聖，朕總覺得不能缺了這場大典。朕早年雖然跟隨先帝去過幾次，但畢竟不是朕親自去的，算不得數。朕去山東雖然容易，但路上有許多難處，水路比較難走，旱路也比較難走。你看現在山東水患這麼嚴重，山東的民情想必也不好。沒辦法，了不得！」
一口一個「不能」「如何是好」「沒辦法」「了不得」，似乎這些已經成了嘉慶的口頭禪，語無倫次焦頭爛額的慌張之態顯露無疑。
對於一個身居高位的皇帝來說，不清醒的頭腦就是一種折磨。在嘉慶即將撒手人寰的時候，他表現出的竟不是對大千世界的眷戀，而是放下一切的輕鬆。從嘉慶登基之初的勵精圖治，到謝幕時的糊塗昏庸，嘉慶帝王生涯的滑落曲線令人唏噓。
在盤點嘉慶職業生涯的過程中，史書給了我們四個字「嘉慶中衰」，嘉慶辛辛苦苦二十年，竟成了「康乾盛世」與「鴉片戰爭」的過度。正是在嘉慶皇帝糊塗的政策中，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覆滅的關鍵步驟：從乾隆晚期懶政，導致腐敗的癌細胞侵入國家的機體，嘉慶在治國過程中病急亂投醫，標本兼不治，到了嘉慶晚期國家機體已病入膏肓，種種弊端像併發症一樣全面擴散。國家困頓，百姓貧窮，大清帝國在無形中耗空了精華，淪為風中殘燭。
所以，我們不能將太多的過錯歸咎於道光、慈禧，畢竟，當時的清朝的潰爛已由外及內，只能任人宰割。
嘉慶操勞了一生，卻被作為失敗者被流放到歷史的荒漠中。嘉慶失敗的原因，正是嘉慶始終以「法祖」為信條，卻違背了「法祖」最根本的核心。清朝不乏有雄才大略的明君，他們一向貫徹的原則是「現實精神」和「超凡的勇氣」。
皇太極曾說過：「凡事最重要的莫過於務實。」雍正也曾提到：「本朝崛起於關外，一統天下，所仰仗的唯有『武略』和『實行』。我族從未崇尚虛文的粉飾，採取的一切政策全都符合曆代明君的經驗，沒有絲毫不及之處。由此可見，實行的重要性遠大於虛文。」
努爾哈赤和多爾袞之所以能將滿人從白山黑水帶到中原腹地，完全是他們的思維不受傳統的束縛，一切本著現實的角度出發，活學活用，這才奠定了滿清數百年基業。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因為受到現實精神的指引，這才出現了持續上百年的盛世。
在此期間，政策不拘於形勢，時刻創新，使國家生機勃勃。這種充滿先進意義的進取精神，不斷成長、修正，最終趨於完善，使大清王朝繁盛百年。康熙與乾隆都曾高舉「法祖」的大旗，可他們「法」的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祖先們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敢於拼搏的勇氣。
嘉慶效仿先人，高呼「法祖」的口號，然而，他卻並未領悟到「法祖」內核。嘉慶畏懼失敗，首先便失去了祖先們敢於拼搏的精神。而且嘉慶過度依賴《實錄》，同時失去了現實精神。一個不敢經歷失敗，不敢讓國家的弊端體現出來的皇帝，註定是一個庸人，無法成就大業。
若單以固守教條這一點將嘉慶帝評價為昏君，這種評價並不準確，嘉慶的許多精神品質還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某年盛夏，提督楊懌入宮覲見嘉慶，嘉慶原本在室內搖著扇子驅暑，見楊懌滿頭大汗地站在一旁，便默默地收起了扇子。由於朝廷規定，大臣們不得在皇上面前搖扇納涼，所以，楊懌被熱得幾近中暑。嘉慶為了體恤楊懌，便收起了扇子。要知道，嘉慶不同於楊懌，是個身寬體胖的人，一段時間沒扇扇子，嘉慶熱得汗流浹背，卻始終沒抱怨一個字。這件事讓楊懌倍受感動，回到家後立馬將皇帝的恩德寫在日記中。
許多大臣年事已高，步履蹣跚。乾隆覺得老臣們每天走路辛苦，便准許老臣可騎馬上朝。嘉慶繼位後，又加了一條，那就是不會騎馬的大臣可以乘著轎子上朝。這樣的安排非常人性化，因為滿漢文化的不同，滿族大臣自幼學習騎射，就算年事已高騎術卻絲毫不減當年；許多漢族大臣從未接觸過馬匹，不擅長騎術。有了嘉慶的特許，老臣們再也不用擔心上朝行路難的問題。這算是嘉慶一生中為數不多的創新政策，可卻是於國事無補的一樁小事。
嘉慶在位時，曾有大臣想調兵將葉爾羌的玉石運往皇宮，這件事讓嘉慶大為光火。他覺得：將士們的職責是保家衛國，不是用來運貨的。緊接著，嘉慶還禁止大臣將玉石送進京城，並命人將那批葉爾羌的玉石全部丟掉。
從上述這三件事來看，嘉慶既仁慈又節儉，為何成不了明君呢？嘉慶生不逢時，在千年不遇的動蕩面前，想要挽國家於傾頹，需要的並不是仁慈和節儉，而是敏銳的政治嗅覺、進取拼搏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風格。可惜，嘉慶並不具備這些素質，所以，才會背負「嘉道中衰」之名。
大清王朝最大的悲哀，就是在國家最危機的時候，身居高位的不是果決的實幹家，而是一個平庸的老好人。
參考資料：
【《清史稿》、《清實錄》、《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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