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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皇帝為國操勞了一生,為什麼最終卻是個「失敗者」?

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舉行禪位大典,顒琰即帝位,是為嘉慶。乾隆帝親臨太和殿授傳國玉璽。嘉慶尊乾隆帝為太上皇。其後,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嘉慶暫時居住在毓慶宮,並頒詔天下,賜宴宗籓。一直到了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崩了,嘉慶才開始親政。

嘉慶皇帝在位二十多年,因為,政務頗多不順,所以,嘉慶在大部分的時間裡,總是感到痛苦、迷茫、憤慨。在種種負面情緒的影響下,嘉慶曾一度心灰意冷,幾次想撒手政權,退居幕後專心享樂。但是,嘉慶終究沒有這麼做,直到他駕崩的前一天,仍然伏在案上忙於理政。

實際上,嘉慶的努力已經成為一種慣性,一種建立在「精神疲憊」上的勤奮。嘉慶不明白,為什麼自己越努力,國家形勢越糟糕,而形勢越糟糕,他就必須更努力,由此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嘉慶嚴守祖訓,每天清晨鑽研《聖訓》和《實錄》,從歷朝歷代的君王身上尋找救國之策,卻始終沒有取得成效。到了後來,嘉慶已經對國家形勢絕望,所幸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從外人看來,嘉慶仍勵精圖治,每天早起晚睡,忙於政事,一刻不得閑。然而,此時的嘉靖的思維已經僵化了,他再也不會動腦思考,照搬《實錄》中的治國方針,「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老祖宗們提出的方案,嘉慶都原封不動如法炮製。到了晚年,嘉慶已將「法祖」和「守城」樹立為執政信條,每天按照祖宗的典章制度辦事,固守自封。

嘉慶二十年,禮親王昭璉家中的僕人犯了錯誤,被禮親王囚禁在私室內,嚴刑拷打,極其殘忍。嘉慶聽說這件事後,立即審問了禮親王,查明真相後將其削去爵位,關押進宗人府。幾個月後,嘉慶照例翻閱《實錄》,發現康熙年間也曾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當時平郡王納爾圖驕縱跋扈,無緣無故打死平民,又折斷了兩個無辜百姓的四肢,當時康熙是如何處置平郡王的呢?

削去爵位,但是,並未將平郡王收押。

於是,嘉慶覺得:禮親王的罪行比平郡王輕得多,不應該受到監禁,所以「敬承家法」臨時改判,釋放了昭璉。

嘉慶二十四年,文穎館莫名其妙地走水,所幸火情並不嚴重。此前曾發生過天理教趁火災混入紫禁城行兇的案例,太監們吸取了前車之鑒,害怕有歹人會趁虛而入對皇宮不利,並未打開宮門請衛兵進入大內滅火,太監們自發組織救火,沒過多久,就將火勢撲滅了。

照理說,太監們的反應速度很快,並沒有讓火災蔓延,且杜絕了意外事件發生的可能,嘉慶應該嘉獎這些太監。然而,幾天後嘉慶在早讀中再次從《實錄》中找到了老祖宗關於救火的規定:乾隆時期,皇上曾頒布詔書規定,但凡內宮出現火災等意外情況,必須在第一時間打開宮門,讓值守在宮外的衛兵參與救火。

就這樣,嘉慶根據《實錄》上的記載,追查了當日值守的太監,連守門的侍衛一概受到牽連。

可以說,就是這種不分青紅皂白一概照章辦事的原則,使盛世之後的大清迅速衰落,嘉慶也在渾渾噩噩中走向衰老。

同樣是嘉慶二十四年,孔子第七十三代後人衍聖公覲見嘉慶,並將幾天內的行程全部記錄下來,讓我們能夠通過衍聖公的記載看到嘉慶晚年的精神狀態。

衍聖公剛剛見到嘉慶,皇帝就說道:「朕打算去曲阜,可朕又不能去,你知道為什麼嗎?山東的水患已經蔓延到臨清了,這該如何是好?朕的確沒有辦法。孔廟是近幾年新修的,如果,朕現在沒法去曲阜,那麼,幾年後孔廟又會變得破敗不堪,到時候又該怎麼辦?」

過了幾天,衍聖公向皇帝辭行,嘉慶又提起去曲阜的事,語無倫次地對衍聖公說道:「朕登基到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四年,始終沒能去祭祀孔聖,朕總覺得不能缺了這場大典。朕早年雖然跟隨先帝去過幾次,但畢竟不是朕親自去的,算不得數。朕去山東雖然容易,但路上有許多難處,水路比較難走,旱路也比較難走。你看現在山東水患這麼嚴重,山東的民情想必也不好。沒辦法,了不得!」

一口一個「不能」「如何是好」「沒辦法」「了不得」,似乎這些已經成了嘉慶的口頭禪,語無倫次焦頭爛額的慌張之態顯露無疑。

對於一個身居高位的皇帝來說,不清醒的頭腦就是一種折磨。在嘉慶即將撒手人寰的時候,他表現出的竟不是對大千世界的眷戀,而是放下一切的輕鬆。從嘉慶登基之初的勵精圖治,到謝幕時的糊塗昏庸,嘉慶帝王生涯的滑落曲線令人唏噓。

在盤點嘉慶職業生涯的過程中,史書給了我們四個字「嘉慶中衰」,嘉慶辛辛苦苦二十年,竟成了「康乾盛世」與「鴉片戰爭」的過度。正是在嘉慶皇帝糊塗的政策中,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覆滅的關鍵步驟:從乾隆晚期懶政,導致腐敗的癌細胞侵入國家的機體,嘉慶在治國過程中病急亂投醫,標本兼不治,到了嘉慶晚期國家機體已病入膏肓,種種弊端像併發症一樣全面擴散。國家困頓,百姓貧窮,大清帝國在無形中耗空了精華,淪為風中殘燭。

所以,我們不能將太多的過錯歸咎於道光、慈禧,畢竟,當時的清朝的潰爛已由外及內,只能任人宰割。

嘉慶操勞了一生,卻被作為失敗者被流放到歷史的荒漠中。嘉慶失敗的原因,正是嘉慶始終以「法祖」為信條,卻違背了「法祖」最根本的核心。清朝不乏有雄才大略的明君,他們一向貫徹的原則是「現實精神」和「超凡的勇氣」。

皇太極曾說過:「凡事最重要的莫過於務實。」雍正也曾提到:「本朝崛起於關外,一統天下,所仰仗的唯有『武略』和『實行』。我族從未崇尚虛文的粉飾,採取的一切政策全都符合曆代明君的經驗,沒有絲毫不及之處。由此可見,實行的重要性遠大於虛文。」

努爾哈赤和多爾袞之所以能將滿人從白山黑水帶到中原腹地,完全是他們的思維不受傳統的束縛,一切本著現實的角度出發,活學活用,這才奠定了滿清數百年基業。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因為受到現實精神的指引,這才出現了持續上百年的盛世。

在此期間,政策不拘於形勢,時刻創新,使國家生機勃勃。這種充滿先進意義的進取精神,不斷成長、修正,最終趨於完善,使大清王朝繁盛百年。康熙與乾隆都曾高舉「法祖」的大旗,可他們「法」的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祖先們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敢於拼搏的勇氣。

嘉慶效仿先人,高呼「法祖」的口號,然而,他卻並未領悟到「法祖」內核。嘉慶畏懼失敗,首先便失去了祖先們敢於拼搏的精神。而且嘉慶過度依賴《實錄》,同時失去了現實精神。一個不敢經歷失敗,不敢讓國家的弊端體現出來的皇帝,註定是一個庸人,無法成就大業。

若單以固守教條這一點將嘉慶帝評價為昏君,這種評價並不準確,嘉慶的許多精神品質還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某年盛夏,提督楊懌入宮覲見嘉慶,嘉慶原本在室內搖著扇子驅暑,見楊懌滿頭大汗地站在一旁,便默默地收起了扇子。由於朝廷規定,大臣們不得在皇上面前搖扇納涼,所以,楊懌被熱得幾近中暑。嘉慶為了體恤楊懌,便收起了扇子。要知道,嘉慶不同於楊懌,是個身寬體胖的人,一段時間沒扇扇子,嘉慶熱得汗流浹背,卻始終沒抱怨一個字。這件事讓楊懌倍受感動,回到家後立馬將皇帝的恩德寫在日記中。

許多大臣年事已高,步履蹣跚。乾隆覺得老臣們每天走路辛苦,便准許老臣可騎馬上朝。嘉慶繼位後,又加了一條,那就是不會騎馬的大臣可以乘著轎子上朝。這樣的安排非常人性化,因為滿漢文化的不同,滿族大臣自幼學習騎射,就算年事已高騎術卻絲毫不減當年;許多漢族大臣從未接觸過馬匹,不擅長騎術。有了嘉慶的特許,老臣們再也不用擔心上朝行路難的問題。這算是嘉慶一生中為數不多的創新政策,可卻是於國事無補的一樁小事。

嘉慶在位時,曾有大臣想調兵將葉爾羌的玉石運往皇宮,這件事讓嘉慶大為光火。他覺得:將士們的職責是保家衛國,不是用來運貨的。緊接著,嘉慶還禁止大臣將玉石送進京城,並命人將那批葉爾羌的玉石全部丟掉。

從上述這三件事來看,嘉慶既仁慈又節儉,為何成不了明君呢?嘉慶生不逢時,在千年不遇的動蕩面前,想要挽國家於傾頹,需要的並不是仁慈和節儉,而是敏銳的政治嗅覺、進取拼搏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風格。可惜,嘉慶並不具備這些素質,所以,才會背負「嘉道中衰」之名。

大清王朝最大的悲哀,就是在國家最危機的時候,身居高位的不是果決的實幹家,而是一個平庸的老好人。

參考資料:

【《清史稿》、《清實錄》、《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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