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從吾論「講學」
「講學」作為傳統社會修德立論、會友輔仁、佈道施教以及標宗立派的經典方式，創自孔子，至宋而盛，至明而極，並在晚明大儒馮從吾那裡顯豁出體系性、新穎性和時代性。馮從吾（1557-1627），字仲好，號少墟，陝西西安人，關學的集大成者，東林黨在西北的領袖，與「陽明先後相望，並為明儒宗」，與「高攀龍、鄒元標鼎足相映」，一生「著述皆講學之事，自少至老皆講學之事」，因「講學」而顯，亦因「講學」而黜，作《講學說》《辨講學疏》等，藉由「講學」來晰迷破惑、拯陷救溺，砥礪士節，經邦濟世，在晚明建構出內容豐富、體系完整、特色鮮明的「講學」思想，顯豁出穿越時空的學術和現實價值。
講學緣由。緣於孔子對其「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的語焉不詳，後世學者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馮從吾則從以下三方面系統地回答了這一學術公案。首先，講學事關修德。馮從吾釋到：「孔子嘗以學不講為憂……予以為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乃所以為德之修，而德之修則聖人所以為學之講也。講學者，蓋講乎其所以修德。」在此，馮從吾認為講學的第一要義就是修德，也就是學者自身的心性涵養，而非外在的邀名獲譽，這延承了正統儒家「為己之學」的一貫主張，與儒學的為學傳統遙相契合。其次，講學維繫道統。馮從吾是頗具道統意識且以道統自擔的學者，他曾從道統的角度追溯講學的歷史淵源，「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辟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嘆。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這一敘述實與儒家的道統譜系一脈相承。他進一步論述到：「吾輩今日講學，正所以衍道脈而維道運也」，也就是說，講學是延續儒家道脈、道統的關鍵。最後，講學維持國運。馮從吾將講學提升至關乎國家興亡的高度。從正面來說，「國朝以講學為令甲，吾輩今日講學雖以發明道理，寔以維持國運。我明億萬載靈長之慶端在於此，豈是閑談？」馮從吾認為明朝將講學設為國策，國運昌盛端賴於此。從反面來說，馮從吾以宋代為例，認為宋代的滅亡正是由於不講學之故，「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可以看出，馮從吾將講學與個體道德、儒學道統乃至國家命運聯繫起來，這三個由小及大、層層推進的面向就成為學之必講的緣由。
講學內容。馮從吾重視和喜好講學，但並非泛濫無則，一切皆講，他對講學的內容有自己獨特的規定和限制。他說：「孔子首言學，而有子即繼之曰『孝弟』，可見聖門講學宗旨矣」，又說：「孟子講學以孝悌仁義為宗」，這就昭示出馮從吾將講學的宗旨、內容限定在孝悌仁義等道德倫理領域。馮從吾更以具體的事例來說明孝悌仁義的重要性，他說：「自昔豪傑之士喜談事功者……而於孝弟根本處多有闊略，卒之身名俱壞，而事功亦為其所掩，尤可惜也。嗚呼！安得起斯人於九原，而與之講孝弟仁義之學？」馮從吾認為豪傑之士多好事功，而忽略孝悌，雖然一時可以功成，但終因為德行的缺失，其事功亦被淹沒。馮從吾之意與孟子所強調的「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之意是相同的，皆主張仁義德性的根本性和優先性，否則即使一時僥倖獲得名利，亦終將失去。孝悌仁義對個人如此，對一個國家又該如何呢？馮從吾指出：「王安石行新法，原是為國的心，只是把孝弟仁義看作迂闊，主意專富國強兵，做個國家有用的豪傑。不知一丟過孝弟仁義，便做不出有用的好事業來，此所以到底國也不能富，兵也不能強。不惟不能富強，且貽靖康無窮之禍，自誤以誤人國，豈不深可惜哉？可見堯舜之孝弟，正是堯舜之所以為事功處，特安石自以為是，不肯細講耳。」王安石新法失敗緣由歷來學者爭論不已，馮從吾則認為乃是因為王安石把孝悌仁義看作迂闊不實之論，拋棄仁義孝悌，一味追求富國強兵，終使富國強兵成為無根浮萍，失去德性的支撐，並貽害後世，導致靖康之禍的發生。馮從吾對講學內容的特別規定，一方面顯示出晚明的講學活動開始脫離政治領域，偏向於道德維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馮從吾服膺陽明心學，重視心性倫理的學術趨向。
講學目的。在晚明空談心性之風盛行的情況下，講學很容易被視為空談而遭到批判。有鑒於此，馮從吾從一正一反兩方面明確講學的目的所在。從正面來說，馮從吾指出：「講學原為躬行，而非學者多借躬行為口實，世教衰微，盡去講尚且不能行，況不講而望其能行乎？」又說：「講學而不躬行，不如不講，此激人躬行之言，而後世不講學者遂借為口實，愈行愈遠。」可以看出，馮從吾認為講學的目的就在於躬行實踐，但不能借躬行之名廢除講學，因為不講，則行為缺乏知性的指導，必有所差。這不僅與朱熹所講的「知先行後」的精神實質保持一致，亦是關學注重躬身踐履的鮮明體現。從反面來講，馮從吾力戒玄虛、空談，以期彰顯講學的「躬行」之旨。馮從吾說：「葯玄虛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學者多講玄虛，正當講躬行以葯之可也」，又說：「玄虛之學不講可也，躬行之學不講可乎？」顯然，馮從吾是把玄虛與躬行作為對立面來看待，主張以躬行來對抗玄虛。而對於空談，馮從吾指出講學要「崇真尚簡為主，力戒空談，敦實行」，即主張講學要真實、簡約、實行，空談無用之學不僅於己無用，反而害己不淺，於國於民更是百害無一利。馮從吾以躬行作為講學的歸宿，恰恰是針對空談玄虛的時弊而言的，以期正本清源，掃除各種虛假浮誕的講學，恢復講學在於實踐的本旨。
從馮從吾對講學的系統論述可以看出，他實際上是將講學看作尋求道德與秩序重建的一個至高無上、不可替代的途徑，以及實現經世澤民的必由之路。這種經世方案依然是傳統儒學的路徑，旨在通過講學這種覺民行道的「下行」方式來提升心性涵養，重整社會道德，重建社會秩序。而這其中，道德涵養無疑是講學的首要宗旨，他的「千講萬講，不過是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便是顯證。雖然這種形式並不新穎，甚至不免誇大之嫌，但是其方案、內容無疑具有針對性和時代性。馮從吾意識到道德倫理在社會秩序重建中的基礎性、持久性作用，規範講學內容以道德倫理為先，明確講學旨在躬行實踐，嚴防講學與空談之大防，促使經典文化下移，推進儒學詮釋向通俗化、平民化轉進，顯豁出他作為一代醇儒的理論自覺和擔當意識，對於砥礪當下學術風氣、構建良好社會秩序、純潔社會美好風俗、推動傳統文化轉化發展不乏借鑒意義。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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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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