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一個不愛文學的商人不是好導演
記者｜何映宇
山西汾陽賈家莊，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引人矚目。
莫言來了，蘇童來了，余華來了，賈樟柯創辦的首屆「呂梁文學季」可謂大家雲集。而在這麼多文壇大家之中，賈是當之無愧的第一焦點。當年那個山西作協讀書班的文學青年，已經成長為文藝界的領軍人物。
1970年出生的他，比王小帥小4歲，比張元小7歲，比章明小9歲，賈樟柯是「第六代」導演中最年輕的一位，也可能是最幸運的一位。2006年，他的《三峽好人》摘得當年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這是「第六代」中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導演。那一年，他只有36歲。
他也是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戛納電影節終身成就獎的導演。
胸懷大師理想，充盈著浪漫不羈的情懷，同時也用鏡頭記錄著中國當下的現實。那是上世紀90年代的山西汾陽，小武是個扒手，自稱是干手藝活的，他戴著黑粗框眼鏡，寡言，不怎麼笑，時常歪斜著頭，舌頭頂著腮幫。他在澡堂子里練歌，在馬路上陪歌女軋馬路，無聊，晃來晃去，順便將手伸到別人的口袋裡。這部電影讓賈樟柯爆得大名，正趕上盜版碟的熱潮，在柏林電影節上獲獎之後，又成為國內青年人熱捧的對象。那樣的小鎮，那樣的人。
還有《站台》中那些熟悉的老歌、鄧麗君、電子錶和雙喇叭錄音機，那些磨去了青春和夢想的人們慢慢老去的背影，總是會引起許多人的唏噓和共鳴。
在很多中國觀眾看來，《三峽好人》不免太悶了一點，這不是美國大片的快節奏，它緩慢，和電影之外高速變化的中國恰成對照。因為三峽工程，三峽，也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在賈樟柯這裡，他對那些光鮮亮麗的高樓大廈並不傾心，而是努力捕捉普羅大眾簡易的生活細節，在這大變動的時代，疲憊的人群孤單的靈魂，以及底層不動聲色的茫然。
在這近乎零度的影像中，有他對中國現實的獨立審視與思考。
01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卓別林
《新民周刊》： 我看到一張照片，你和是枝裕和、侯孝賢在一起，這是南特電影節時候照的嗎？
賈樟柯：應該是吧，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那兒。
《新民周刊》：侯導算不算對你影響最大的導演？
賈樟柯：那當然不是了，他是我喜歡的導演之一。
《新民周刊》：影響最大的是哪一位？
賈樟柯：卓別林。
《新民周刊》：卓別林嗎？好像跟你的電影風格不是很相像。
賈樟柯：直到今天我都認為卓別林是對我影響最大的導演。只有卓別林才能讓我發現很多電影基因里的美感。
《新民周刊》：你覺得自己的電影中有哪些是與卓別林有關係的？
賈樟柯：其實喜歡一個導演不一定是電影方法上的，並不一定說我也要去拍卓別林似的電影。你比如說卓別林那種脫胎於雜耍的電影美感，帶有電影發明初期最原始的魅力，我覺得這是最神奇的電影作品。像他的《淘金記》和《大獨裁者》，能夠讓我直觀地看到電影本身。因為電影隔了代了，到我們都不知道第幾代了，而卓別林的作品在我看來是血統最清晰的電影，所以如果我們理解了電影的基因，再去看卓別林，我們就會在卓別林的電影中看到電影最清晰的基因記憶、基因特點。從卓別林的電影你可以理解：活動影像為什麼令人興奮？影像發明之初為什麼會帶給人類狂歡？卓別林電影也帶來了影像未來的可能性。就像現在我看《速度與激情》，已經沒有這種興奮感了，可是當我看卓別林的電影，還能看到這種電影原始的美。
《新民周刊》：卓別林的電影是在北京電影學院看的嗎？
賈樟柯：更早，在上大學之前我在汾陽的電影院就看了。他的《摩登時代》《凡爾杜先生》電影院都放過。
02
中國的現實太吸引人了
《新民周刊》：作為「第六代」的領軍人物，你拍的「故鄉三部曲」、《三峽好人》等與第五代趣味迥異的電影作品，有沒有一種信念，要記錄下中國的現實？
賈樟柯：當時不是信念，而是一種充沛的興趣。因為中國的現實太吸引人了，拿起攝影機就想拍。沒有太多算計說拍這種東西我應不應該有責任感，我並不是很理性地考慮這些問題的。你生活在生活里，你有機會拍，自然會馬上想把它拍出來。實際上在北京電影學院學戲之後，我的研究興趣有兩部分：一是前蘇聯蒙太奇的電影，我做了很多筆記，因為我很喜歡其從語言學的角度來探討電影的思路；另一部分是武俠片和動作片，我特別喜歡這一電影類型。但是真的去拍就不會一下子拍武俠電影，還是拍了《小山回家》和《小武》這樣相對表現現實的作品。因為我覺得拍電影或者說創作，關鍵還是要能夠抒發個人情感，積壓在我情感中的，最主要的還是現實產生的刺激和感想，所以這十幾年我一直沒想改變，一些想拍的類型片一直就放在一邊，關注中國現實的電影，一拍就是20年。
20年一轉眼就過去了，一直有話想說。我的電影製作模式是即興模式，可以說，除了《站台》以外，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即興的，就是說突然有靈感，突然有話想說，就馬上寫劇本，馬上帶人去拍。包括《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海上傳奇》都是這樣。我覺得一直在和現實互動，現實里的個人情感，包括後來現實里的公共事件，都讓我有衝動去拍攝電影。
在拍攝《三峽好人》之前，我對三峽工程的關注度沒有那麼大，畢竟工程本身所涉及的環保問題、生態問題，對我們這種科學知識經驗很缺乏的人來說，理解沒有那麼深，覺得那地方那麼遙遠，但因為我要拍劉小東的紀錄片，所以去了。到了三峽，我馬上被它吸引、打動，馬上就想拍，那就和三峽工程與移民問題這樣的公共事件和公共話題有了互動。
《新民周刊》：在世界影壇，以小偷為主人公的經典電影——比如說德·西卡著名的《偷自行車的人》——曾經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麼《小武》這部電影有沒有受到這些電影的影響？
賈樟柯：很多人都會這樣覺得。包括《偷自行車的人》啊、《流浪者》啊、布列松的《扒手》啊，有一系列這類題材的電影存在。但其實，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我有好幾個小學同學是小偷。這些人是我發小，從小一起長大，他們的職業我都知道，但是大家見面不說破。
拍之前，我最初寫的第一個劇本，主角其實是裁縫。我的想法也比較概念化。當時我想寫一個依靠手藝生活的傳統手藝人，就想到了裁縫。寫一半的時候，正好有一天，我和我一個警察朋友聊天，他在縣城的一個看守所上班，他說我們有一個同學在這關著呢，是個扒手。我問他：「在監獄裡能聊天嗎？」
他說：「那小子太煩了，你想跟他聊天嗎？」
我說：「可以嗎？」我沒住過監獄，不知道怎麼和關在監獄裡的犯人聊天。
他說聊天沒問題，就是這小子現在像個哲學家，老問我人類怎麼活著，我他媽的怎麼能回答他這麼深奧的問題？
我和這位老同學見了面，很有感觸。他老問一些抽象的問題，我都不會問人類怎麼活著——我不會問，因為知道沒有答案。他問我：「人為什麼投胎到這個世界？」我就覺得不能輕視每個人，即使他身背污點，或者身處卑微之境，每個人還是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你不能把別人想像成沒有精神世界的個體。
《新民周刊》：怎麼叫王宏偉來演小武的？
賈樟柯：主要還是因為我們之前合作過《小山回家》，我覺得他的形體語言很適合演小武這個角色。你看他走路晃晃蕩盪，用這種形體語言可以塑造一個銀幕新形象，也可以顛覆以前的銀幕形象。因為我們是一個班級學電影理論的，我覺得他更認同、更理解我的創作。《小武》這個電影究竟想講什麼，對王宏偉來說，我不用多講，他看劇本就能明白，可以省掉很多溝通上不必要的成本和時間。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三峽好人》的英文名叫「靜物」，《三峽好人》推進的速度這麼慢，和大發展中的中國速度如此之快正好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是否有速度方面的考慮？
賈樟柯：特別在三峽地區，反差非常明顯。外界試圖強加給三峽地區一個快速的變化，比如電影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台詞就是當地管拆遷的人說：「我們這是2000年造起來的城市，兩年就拆掉了。」這樣的速度非常之快！另外一方面，是生活和日常的一成不變，貧窮根本沒有改變，個人跟城市的關係、個人和時間的關係都沒有改變。速度讓那些人變成了無辜的人，因為這個速度不是他們的速度，是外來的速度，所以這部分的節奏和外部世界的節奏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是具體到《三峽好人》的英文名叫「靜物」，則是因為中文名字是人，那我想英文名就放在物上面好了，倒沒有其它方面太多的考慮。
《新民周刊》：這些年沒有再與王宏偉和韓三明合作，是什麼原因？
賈樟柯：他們也都很忙。王宏偉現在做策展人，他主要的精力放在策展方面。
《新民周刊》：我還看到一張照片，你叼著雪茄，模仿希區柯克，你對好萊塢電影怎麼看？
賈樟柯：那是一家時尚雜誌非要我擺出這樣的姿勢，我一點感覺也沒有，而且後來他們還後期p過，那隻蜂鳥明顯就是p上去的。
我不會瞧不起好萊塢電影，我也很喜歡這一類型的電影。人的精神需求不是單一的，我對好萊塢一直持歡迎的態度，只是說不能只有好萊塢，不能好萊塢一統天下。但是你要說只有藝術電影沒有好萊塢，或者不把好萊塢電影中優秀的部分視作藝術電影，我也肯定不同意。好萊塢也有非常精彩的作品，這是毫無疑問的。從人類影像史上來看，斯皮爾伯格的諸多電影作品，那就是劃時代的作品，它有新科技產生後的未來可能性，也能再現遠古的侏羅紀景象，那麼逼真，確實是劃時代的作品。一個導演拍某一類型的電影，不代表他只喜歡這一類型的電影。
03
文學與商業
《新民周刊》： 這次是怎麼會想到辦呂梁文學季的？
賈樟柯：我覺得文學太重要了，文學對於窮人家的孩子太重要了。所謂「重要」，它分為讀寫兩部分。你不一定會創作，但是閱讀對現代人來說不可或缺，閱讀是一個人自我覺醒、認識這個世界的重要手段，對於你認識這個世界的深度和寬度都是很有幫助的，特別在資源匱乏的地方是如此。你上網就可以讀到，你花幾十元錢就可以買到，另一個人就會敞開心扉，向你講述他對這個世界全部的認識。過去我們覺得文學只是一種消遣，其實文學是一種非常優質的精神活動。但是現在閱讀量在下降，碎片化的閱讀取代了傳統的閱讀之後，對文學的親近感逐漸在消退，我覺得應該做些事情。而且我覺得這種消退不是厭倦了文學，是文學被某種消費主義描繪得很難理解，描繪得很不愉悅，被描繪得說這個東西沒什麼意思。我總想我小的時候上課都在看小說，和現在的孩子上課偷著打遊戲沒什麼區別，如果單純從滿足上來說，這種愉悅感其實是一樣的。我覺得不是人們對文學的興趣消失了，而是沒有機會去接觸文學，沒有一種契機讓他進入這個世界。我覺得只要有一個契機讓年輕人偶爾闖進來一下，可能他就會陶醉其中。我覺得做這樣一個文學季，是有幫助的。
《新民周刊》：文學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我知道當年你還上過山西作協的讀書班。
賈樟柯：當年，我和呂新都在這個讀書班。只是呂新已經是非常著名的先鋒派作家，我們屬於剛開始創作的文學愛好者。當時作協想讓呂新帶帶我們，就把他也算在裡面，那我們的文學水平和他可差太遠了，想想還是挺羞愧的。
《新民周刊》：呂新原來那時候就認識了，那這次來的好多都是老朋友啊。像西川，不是老早就在你的《站台》里演了個小角色嘛。那時候怎麼叫他這個詩人來當演員的？
賈樟柯：當時我想文工團團長應該是個知青，那時候我們汾陽有兩撥知青。我就覺得西川長得特別像文工團長，我們之前就認識，就把他叫過來演了這麼個角色。
《新民周刊》：嘉賓中有韓東，他是你的電影《在清朝》的編劇。《在清朝》是武俠片，會不會拍成商業性的武俠片？
賈樟柯：可能會獲得商業成功，但是我不認為它會成為一部商業片，因為它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商業。
《新民周刊》：你的百度百科詞條，最後一個身份是商人，你怎麼看自己的商人身份？
賈樟柯：其實大多數人都是商人，現代社會就是商業連接的，我們社會的組織方法就是商業在組織的。你要做事，就要在這個組織系統里去做。你拍一部電影必然要和各種各樣的公司打交道，和投資機構打交道，你要出版一本書，就得和出版機構打交道。媒體也是一種商業，即使最堅持正義的媒體也是一種商業形態。商人身份沒什麼，它證明我在當代社會的網路中活動，證明我不是一個隱居者。
《新民周刊》：你覺得自己有商業頭腦嗎？
賈樟柯：我不覺得自己有商業頭腦。我只是一直在做我喜歡做的事。
《新民周刊》：2016年，你入股李徑宇創辦的北京以上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並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一口氣在汾陽老家註冊三個公司，其中一家是山河故人餐飲有限公司，怎麼還做起餐飲了？
賈樟柯：因為我愛吃（笑）。我會做一些菜，但是我很少做。
《新民周刊》：還有一家是種子影院。在村莊里開一家影院是怎麼考慮的？
賈樟柯：我就是想給老家的年輕人一個看電影玩的地方。這裡還有書店，可以買書，這是一個可以讓年輕人聚合的文化空間，所以我並不是對開電影院有興趣，我是做一個電影院，讓老家的年輕人有地方去接觸電影和文學，接觸新的思想和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