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惜古拂塵錄》序

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教授沈津先生/深圳尚書吧

姚伯岳兄的大作《惜古拂塵錄》即將出版，真是令人高興之事。這是繼其《黃丕烈評傳》《中國圖書版本學》《燕北書城困學集》之後的又一部力作。書名「惜古拂塵」，乍一看頗有道家的韻味，但做過圖書館古籍工作的人都知道，古籍被塵封土埋，那是司空見慣的。伯岳兄做了二十多年的古籍編目工作，不知為多少古籍撣土去塵，這種又臟又累的活兒，若沒有對古籍深深的眷戀，是不大容易堅持下來的。所以這裡所說的「惜古拂塵」，或許就是伯岳兄命中注定的機緣；也正因為他對古籍的摯愛，才有了這部書中的這些文字。

惜古拂塵錄封面

回憶第一次和伯岳兄見面，他就將剛剛出版的大作《中國圖書版本學》送給我。他告訴我，這是他在離開北京赴美前的兩天在出版社取到的樣書，一共才拿到三本。看來這墨香猶存的新作，我算是先睹為快的第一讀者了。

我在圖書館裡工作，接觸到的各種新舊圖書多得不計其數，至於善本書庫，每日必進數次至十數次，但是要去專心讀一本書，卻是沒有閑工夫。然而伯岳兄的這本即將出版的書稿，我卻是要讀的。他看得起我，還要我為他的大作撰序，我不敢作序，但我願意將我的讀後感寫出來供伯岳兄參考。

姚伯岳先生

中國歷代藏書家很多，僅以清代至現代來說，鄭偉章的《文獻家通考》就著錄了1500餘人，然細細讀來，對後代有大影響並值得研究者並不多。除去清末的丁氏八千卷樓、瞿氏鐵琴銅劍樓、陸氏皕宋樓、楊氏海源閣四大藏書家外，我以為乾嘉時代的吳騫、鮑廷博、黃丕烈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藏書之舉，必逢昇平之世、文富之家，方可得遂其盛，其聚書之苦辛、庋藏之慎謹，實有難以言之者也。

譬如黃丕烈，表面上看，他只不過是位鴻儒，時人及後人稱之為「書痴」「書淫」「書蟲」「書魔」，被譽為藏書界的「五百年來第一人」。黃丕烈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很平常的人物，既沒有登過什麼高官顯位，也沒有創下轟轟烈烈的偉業，他的一生只是平平靜靜地藏書、鑒書、校書、刻書、為書編目、題跋。但這樣一個人竟然能夠名噪一時，在藏書界廣泛傳揚，甚至在其逝後近二百年的今天，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說明此人確有其非同尋常之處。

也正因為黃氏在古書收藏、研究、傳播上的貢獻，他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據我所知，這幾十年來，港台地區的學者以黃丕烈為題所做的研究，較重要者有1962年香港學者羅炳綿的論文《黃丕烈研究》，1978年台北出版的封思毅的《士禮居黃氏學》，1994年台灣大學趙飛鵬的博士論文《黃丕烈〈百宋一廛賦注〉箋證及相關問題研究》。至於其他論文及文章約有二十餘篇，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黃丕烈做出了詮釋。而在內地，研究成果並不多，且多為輯錄出版的黃氏題跋。

黃丕烈是書林中之識途老馬、芝林玉樹，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我對其並無專門之研究，但我對黃氏的八百多篇「黃跋」有極大的興趣。黃的題跋曾被後來的學者多方搜集，編輯成為《藏書題識》數種，涉及古書的品評、鑒賞、考訂、記事等。我喜歡讀黃跋，就在於其中所述書之源流及書林掌故，尤其是在不經意的記載中，透析出當年書之遞藏、書價、學人藏家之交往，這不僅被今天的研究者所認識，也豐富了書志學、目錄學、版本學、文獻學的內容。近代學者繆荃孫對黃氏的題跋評價云：「於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授受之源流，翻摹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弊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跋一書而其書之形狀如在目前，非《敏求記》空發議論可比。」這段評價是極為允當的。

《惜古拂塵錄》書影

有道是知音難覓，而伯岳兄實在是黃丕烈的知音。早在三十年前，伯岳兄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二十年前的1998年，他的《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從質量上看，也是一部言之有物的著作。我相信這與伯岳兄自1984年以來接觸古籍整理有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幾十年來所從事的圖書館古籍整理工作，又是和黃丕烈一生為之獻身的古籍收藏，內容性質大致相同。大概也正是因為這些因素，我對黃丕烈充滿了一種既景仰又親切的感情。」可以設想的是，如若沒有「景仰」，沒有「感情」，又怎麼能寫出《評傳》？對於這一點，我是深有體會的。當年我在寫《翁方綱年譜》和《顧廷龍年譜》時，花費了許多精力，前者從收集資料到整理出版，先後費時四十五年之久；後者歷時一年半，所有的業餘時間全都傾注於此。我曾說：「這本年譜（《顧廷龍年譜》）或許是我一生中寫作的最重要的一本書，它和我寫的其他幾本書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這本書是帶著我對先師的感情去寫的。」所以黃丕烈九泉之下，如有所知，當必引伯岳兄為知己，並額手稱謝。

王重民先生是一位很重要的版本目錄學家，對於這位前輩，我是非常崇敬的，這倒並非他是先師顧廷龍先生的朋友，而是在於他對敦煌學、太平天國文獻、版本目錄學的貢獻。我在撰寫《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志》時，經常要參考王先生的《中國善本書提要》。王先生應該是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在美國訪書的為數極少的中國學者之一，他的貢獻就在於揭示了當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藏的中文古籍善本，而且都寫成了書錄。

自清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私家藏書樓凡有規模者多撰有藏書志，或本人撰寫，或聘請學者為之。但自有圖書館始，卻沒有圖書館內的專家或學者專門就館藏善本撰為書錄的。因此王先生不僅為海外尤其是在歐美地區的兩個重要藏館做了善本記錄，而且我們可以認為，海外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錄的有系統撰寫，發端於王先生，王先生開了個好頭。伯岳兄有關王先生的幾篇考證文章，寫得很有趣，他就所得史料信件娓娓道來，引人細思。尤其是《王重民1941年秘密返國史事鉤沉》，將王先生的幾件重要史實從小處入手，並就細節作了詳細分析，有理有據，使王先生的形象更為清楚地挺立在讀者面前。我們讀這樣的文章絲毫不會有厭倦之感。

美國東亞圖書館所藏中國古籍，數量及質量都不容小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直至現在，我去過美國不少圖書館，甚至或短期或長期曾在一些重要圖書館工作過，但所見並非全部，尤其是美國西部的東亞館，我僅能從簡單的書目中略知一二。至於國內社科領域中的一些訪問學者，近二十年來訪美人數驟增，但他們所利用的圖書館只是東亞館中的極少數，且局限性很大，更不要說是一館之藏能瞭然於胸了。重要的著名東亞館也僅有善本古籍被不斷揭示，而一些小館甚至不為國內同人所認知。

伯岳兄曾在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亞洲圖書館做訪問學者，期間，他將兩個館的古籍以及金石拓片、輿圖悉數做了整理，並完成了工作報告。這不僅為國內的出版單位了解華大及加拿大UBC藏書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而且使一些研究者得其門而入。我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了十八年，深知要了解並解剖分析館藏之不易，要想了解西方的圖書館所藏中文典籍，必須要有像伯岳兄這樣的專才，可惜目前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

一些大的重要的圖書館多有累年積存之未曾編目的線裝古書，北大圖書館也不例外，一百五十萬冊的古籍幾乎要接近上海圖書館的館藏了，當然，這個數字中還有四十萬冊左右需要編目。大有大的難處，要弄清家底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有的大館編目人員長年累月地在努力為未整理之書編目入藏。伯岳兄是古籍編目總校，這項工作並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勝任的，他不是理論上的什麼家，他要為多位同仁所編之書把關，這就要求他的工作能力必須能夠去發現問題，這也決定了北大館古籍編目的質量。

2004年12月，伯岳兄作為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來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為期一年，為該館整理日本人堀越喜博「堀越文庫」所藏碑帖拓片。應該說，伯岳兄於「哈佛燕京」是有貢獻的。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一般都不坐班，可在宿舍也可在辦公室做自己的課題研究，基本上活動自由，沒有雜七雜八的瑣事去煩擾你，也沒有人管著你，你只要在一年時間結束時，將你的學術報告交出來即可。但伯岳兄就沒有這麼自由了，他每天要到「哈佛燕京」上下班。堀越文庫所藏圖書萬餘冊、金石拓片八百多種以及藝術品百餘種是1945年捐獻給「哈佛燕京」的，但存放了六十年，一直沒有人去整理，直至伯岳兄的駕臨，才了解了這批文獻的數量、質量和價值。如今，要想了解「哈佛燕京」所藏金石拓片，那就必須參閱他所寫的《拂去歷史的塵埃——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金石拓片綜述》。

在中國圖書館領域中的版本目錄學界，真正的有實踐經驗的版本學家是很少的，高手更是難得。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成名者，也僅有北京的趙萬里、王重民，上海的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浙江杭州的毛春翔、夏定棫，山東的王獻唐，僅此而已。他們長期在圖書館一線工作，得天獨厚的環境優勢造就了他們紮實的專業水平，這種豐富的編目、整理、鑒定實踐，也就顯得愈加珍貴。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成名者僅有冀淑英一人。

《惜古拂塵錄》書影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曾和浙江圖書館邱力成副館長專門聊過一次關於培養古籍整理及版本鑒定專業人員的事。我當時說的三點是從我自己走過的路來總結的。分別是：第一是自己主觀上想學，而領導也蓄意培養；第二是要有好的導師，最好是一流的專家，他們的實踐經驗豐富，可以從各方面去指導你；第三是要有大量的善本書、普通線裝書以及工具書、參考書可以看、查，而且要不斷地總結。三條缺一不可。這些年來，在國內幾乎沒有人能說出自己的「師承」，所謂的「專家」也多是自學努力而成，直至今天，國內的古籍版本鑒定都沒有一位「一言九鼎」的人物，今後三十年內也不會出現像徐森玉、顧廷龍、趙萬里、潘景鄭這樣的大家了，包括他們的道德文章。

這個圈子本來就很小，要產生版本學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需要有大量的業務實踐，像黃裳、黃永年、王貴忱、韋力等都是在實踐中去獲得真知。伯岳兄是近年來崛起的為數極少的版本目錄學家之一。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工作，北大館古籍資源豐厚，宋元秘槧、明清雕本、名稿精鈔，應有盡有，那是幾代人為之搜集而成規模的。伯岳兄在圖書館近水樓台先得月，又時時請教有經驗的前輩，通過他自身的努力，勤看多查，版本實踐不斷增多，因某種機緣可以隨時調閱比對，以增加實踐和知識之積累。我相信，他寫的《古籍版本鑒別和著錄中的內封、牌記依據問題》《活字本鑒別與著錄的幾個問題及思考》《圖書館古籍編目中廣州刻書的版本著錄問題》等文，就是以他的實踐並藉助於豐富的館藏而得出的真知。

版本鑒定，是一門科學，來不得半點虛假，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幾本有關版本鑒定的專書，除少數的一二本外，其他的多為唬人之作。有的圖書館裡的古籍「專家」談起版本來多是人云亦云，很少實踐，而墮落到剽竊、抄襲他人學術文字的人中居然也有些是有臉面的人物。不可否認的是，在版本鑒定中時常會遇到一些複雜的特殊情況和事例，如鑒定者的眼光一般，必定一晃而過，但若有心，則疑難雜症有時也會迎刃而解，就似翻刻本或書賈作偽等，只要細查，迷惑也會逐步變得清晰，版本的真相當能得以揭示。我是贊同伯岳兄的一些做法的，文章必須從小處入手，以小見大，發人之未說，且有見地，雖不敢說是大手筆寫小文章，卻是有血有肉，讓讀者包括研究者感到文中沒有大道理，沒有冗繁的文字，耐看、愛看。

《惜古拂塵錄》書影

北大館的中文古籍善本的收藏，其數量和質量，在國內的大學館中是首屈一指的，這些資源的整理和揭示或許還要等若干年後才能陸續完成。就以撰寫館藏善本書志來說，自1900年庚子事變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建立，一直到今天的北大館，一百多年來，都沒有一本像樣的善本書志，或提要，或書錄，王重民先生當年曾寫過一些，但在內容的揭示上略顯單薄，多為卡片的放大。伯岳兄也曾寫過數十篇，雖然沒有收入此書，但或許也可看作為北大館寫作善本書志的先聲。

近些年來，伯岳兄利用業餘時間寫了不少文章，而這本書中的不少大作都是我喜歡讀的，因為獨具匠心，啟我新知。有些題目是前人沒有想到的，當然也就無人去查核材料認真探究了。由此，我的感覺是，伯岳兄有自信，在這個領域裡腳踏實地，不斷實踐，時時挑戰自我，終於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當然我也是很欽佩他的工作能力，在北大館工作的幾年中，他費力並思考最多的應該是「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的規劃和設計，這發軔於2000年「北京大學數字圖書館古文獻資源庫」的建設，於是年9月籌備，至2003年底初步建成。如今有「秘籍琳琅」「學苑汲古」這樣的網路化古籍書目資料庫，為國內外廣大讀者提供服務，其嘉惠於學林多多，伯岳兄之功不可沒也。

如今伯岳兄在天津師範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獲得新職，雖重擔在肩，實際上也是如魚得水，這也要感謝天津師大為他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讓他放開手腳，運用他的聰明才智，為培養、訓練中國古籍保護以及整理、編目、鑒定的專業人才多做貢獻，我也期望他能夠不負各方眾望，做出新的成績。

對於伯岳兄，我個人是感銘斯切的。2005年春夏之際，津患重症，幸天意垂憐，得有更生之慶。那個時候的我，手術之後，全身乏力，寢寐難安，伯岳兄則每隔三五天來看我，並帶來各處寄來的書信等物件，其時又恰遇出版社發來《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等三本書之校樣，在急難之中，是伯岳兄助餘一臂之力，他費半月之功，將《書錄》中的集部全部讎竣，這是我特別感激於他的。藉此機會，我要鄭重地對伯岳兄說一聲：謝謝！

2018年8月8日

寫於美國波士頓之慕維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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