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筆下的中國神韻

回顧我國百餘年來的翻譯歷史，著名翻譯家不勝枚舉。對於普通讀者而言，魯迅、梁實秋、傅雷、錢鍾書等人的名字並不陌生，他們不但精通中文、外文，而且學問上學貫中西。更為難得的是，他們中的多位曾以自身實踐留下了寶貴的翻譯經驗，有的還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楊憲益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楊憲益是位個性鮮明的翻譯家，他與夫人戴乃迭通力合作所達到的翻譯藝術的高峰令後人難望項背，他們的翻譯經驗也作為一筆財富為後人所傳承。1994年6月20日，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金聖華教授邀請，楊先生曾將其多年對翻譯實踐的認識詮釋出來：翻譯是溝通不同民族語言的工具。他認為，翻譯之所以能夠進行，是因為有一個前提——不同地區或國家的人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因此，若單就此而言，只要語言所能表達，就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翻譯的。

楊先生畢生的翻譯即是對這一認識的有力踐行。在中學讀書時，他就用五言詩體翻譯了英國詩人雪萊的「Ode to the Skylark」和「Ode to the Westwind」，將前者譯為「天鵝」或「雲雀」，將後者譯為「西風」；他還曾翻譯美國詩人朗費羅的「A Psalm of Life」（生命頌），英國詩人密爾頓的兩首短詩「L』Allegro」（歡樂）和「Il Penseroso」（憂思）。此外，他還翻譯了古希臘女詩人薩福的短句和莎士比亞歌劇中的歌詞。

1940年代，楊先生在英國留學一結束，就與夫人戴乃迭一起回國，開始了新的翻譯生涯，相繼翻譯了中外多部經典著作，如《古代寓言選》《離騷》《史記選》《漢魏六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關漢卿雜劇選》《宋明平話選》《邊城》《紅樓夢》《中國小說史略》《長生殿》《野草》《伊里奧記》《奧德修記》《牧歌》等。

在當時看來，楊先生與夫人所翻譯的作品中，有幾部是特彆拗口難懂的，以母語理解尚有難度，更不要說進行外譯了，但楊先生卻將《離騷》《牧歌》的篇章成功翻譯，完成了別人想做而難以做成之事。在人類思想感情可以互通的前提下，將《離騷》翻譯為一種或多種文字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但若考慮到文字的神韻，楊先生也曾對自己的翻譯表示過疑慮。因為語言除了簡單的溝通功能外，同時還是文化的載體，翻譯中既要處理「信」的問題，還要做到「達」，也就是翻譯出語言背後的文化現象。嚴復曾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確實，翻譯之事非躬親實踐者不可與之語。

楊先生曾坦言，到目前為止，尚無人超過嚴復提出的「信、達、雅」論。嚴氏所追求的翻譯境界實際上是一種藝術的追求，沒有最高境界，只有更高要求。楊先生一生都在為這一藝術奮鬥。十幾歲在中學讀書時，他就培養了對翻譯的極大興趣，通過大量的閱讀，他與中外古典文學結下了很深的感情，不但可以用舊詩體寫詩，而且可以較流暢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英文表達能力也在閱讀過程中得到很大提高，培養了濃厚的文學興趣。走向文學翻譯是興趣延伸的必然結果。對於楊先生而言，翻譯的時候是他最開心的時刻，翻譯成了他的興趣所在。同時，他也在用自己的經驗提醒著我們翻譯時應該注意的事情。

妥當處理翻譯中的文化現象。楊先生對語言的文化承載作用認識尤其深刻。他認為，人類不同民族對其周圍事物的看法又會有各自不同的聯想，這往往是外國人很難理解的。例如，在周朝滅殷以後，一個西周的兵士在征伐東夷的路程中，也許會發出「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那樣的感嘆；把這樣的話譯成外文，外國人可能還能理解歌詞里的感情。但到了隋唐以後，一個遠征的中國人常常把「楊柳」當作送別的象徵，這種聯想而來的感情，不同文化傳統的外國人就不一定能夠充分領會了。他還注意到梅蘭菊竹以及牡丹、荷花之類的花草之於唐宋明以來的中國人有著特殊的感情寄託，而英國人卻對玫瑰花情有獨鍾。類似的文化差異數不勝數，這些意象和感情都是翻譯難以完全傳達的。

同樣，他對文化翻譯的處理也十分具有代表性。在翻譯梁斌的長篇小說《紅旗譜》時，若不考慮文化因素，只是遵從語言的直譯，恐怕沒有人能看懂，他的做法是將其翻譯為Keep the Red Flag Flying，不但較為準確，而且生動傳神。在翻譯清初洪昇的傳奇《長生殿》時，將其中的「長生」譯作Eternal Youth也屬於類似的處理。《紅樓夢》在國外有多種譯本，其中較為流行的有楊憲益和霍克斯兩個譯本，霍本將難懂的中國文化歸化處理後，易於西方人理解，而楊本卻以異化方法保留了「菩薩」、「東風」等固有的中國式表達。

翻檢楊先生譯作，其文化翻譯不勝枚舉。他對文化現象的成功翻譯來自於他廣闊的比較文化研究視野，著作《譯余偶拾》即是其長期從事這一研究的見證。

譯者要設身處地讀懂原文，為讀者消除因時間跨度而帶來的歷史隔閡。翻譯中的文化現象更多指向兩個民族間橫向存在的溝通障礙，而面對古典作品的理解障礙，便是那縱向方面的應有之義了。楊先生認為，與橫向理解類似，不管縱向的歷史跨度有多大，人性是相通的，藝術審美也應該能夠相通。他曾說：「我們大可不必擔心時間相隔久遠的問題。拿《詩經》來說，其中有些作品是公元前800年寫的，當然不能確切反映今日中國人的感情。然而，我們對這些詩歌還是讚嘆不已，原因是它們都是傑出的詩篇。將作品翻譯成外文也應該是這種情況。」

楊先生曾批評亞瑟·威利的《詩經》英譯本：「依舊有弄得過分像英國詩歌的弊病，比如，他把中國周朝的農民塑造成田園詩中描述的歐洲中世紀農民的形象。此外，《詩經》中還出現了城堡、騎士，等等，譯文讀起來很像英國中世紀的民謠，而不像反映中國情況的詩歌。」譯本的問題不僅在於譯者對文化現象的忽視，還在於錯把更為久遠的《詩經》對接在歐洲晚近的中世紀，譯者的時間錯位直接導致作品內容的誤導。在楊先生那裡，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若要翻譯幾百年前的作品，譯者就得把自己置身於那一時期，設法體會當時人們所要表達的意思；然後，在翻譯成英文時，再把自己放在今天讀者的地位，這樣才能使讀者懂得那時人們的思想。」

要忠於原文，儘可能地表達原作的神韻。除了《牧歌》等少數幾部作品外，楊先生的翻譯均以直譯為主，無論遇有橫向的文化現象還是縱向的時間間隔，他都要求儘可能地貼近原作。對原文忠實是其翻譯的底限。為此，他曾說：「我認為，翻譯的時候不能作過多的解釋。譯者應盡量忠實於原文的形象，既不誇張，也不要夾帶任何別的東西。當然，如果翻譯中確實找不到等同的東西，那就肯定會犧牲一些原文的意思。但是過分強調創造性則是不對的，因為這樣一來，就不是翻譯，而是改寫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梁實秋與魯迅曾就翻譯問題展開爭論，楊先生雖然受過梁實秋的幫助，但仍站在了中立的立場。他認為，「信」和「達」在翻譯中缺一不可，「寧順而不信」和「寧信而不順」都是各走極端，不足為法。在他看來，既忠實原文，又表達原作神韻，才是好的翻譯。

至於翻譯的更高境界「雅」，楊先生沒有表達更多。他認為，翻譯能夠達到「信」和「達」已屬不易，「雅」沒有多少人可以達到。對一般譯者而言，能夠該文言時用文言，該白話時用白話，該俚俗時俚俗，該文雅時文雅，已經算是奢望。

至於該不該用格律詩來翻譯中國詩歌，他的觀點是，「那樣做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並且給出了自己的理由：「英國詩過去常用五音節抑揚格，每音節分為輕重兩音。這是由於英文同中文不同，每個字不限於一個音，每個音又分輕重。我們如果一定要按照原文的格律，結果必然是要犧牲原文的內容，或者增加字，或者減少字，這是很不合算的。」

楊先生夫婦「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從事翻譯工作中度過的」，相比外譯中而言，對於中國文學的外譯，直至今天，他們的翻譯仍然是經典，極富代表性。楊先生主張以異化的方式保留中國文學中的文化表達，主張翻譯中多一些中文神韻和中國情調，這一做法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往期回顧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岩 排版編輯：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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