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能躲進蘇聯大使館，為何仍難逃一死？

隨著北伐戰爭的順利推進，吳佩孚、孫傳芳集團先後被消滅，北洋軍閥中只有張作霖為首的奉系依然控制著北方地區。為了振作殘局，1926年12月，張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1927年春，北京政府形式上以顧維鈞任國務總理兼攝大總統職務，實權則為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所掌握。與此同時，奉系軍閥高舉"反赤"旗號，不斷製造白色恐怖。

奉系軍閥在其控制區域製造的白色恐怖，迫使國民黨、共產黨的革命工作轉入地下。1926年夏，李大釗和國共兩黨的北方領導機關一起，遷入北京東交民巷蘇聯使館所屬的一個廢棄的兵營里。這一秘密行動被法國、日本使館相繼發現，他們把情況通報給了張作霖的安國軍總司令部，並一起鼓動奉系軍警採取行動。奉系軍警立即進行偵查，獲得確證，於是，軍警便與列強公使商議，打算搜查蘇聯使館。

各國公使們對於搜查蘇聯使館一事並無異議，但認為中國軍警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違反了《辛丑條約》的規定，應該由外交部出面商請。於是，安國軍總司令部將此意思通報給負責外交事務的顧維鈞，顧維鈞不願負此責任，便推諉延宕。奉系見此，派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吳晉直接與列強公使接洽商談。1927年4月4日，領袖公使歐登科（時任荷蘭公使）與各國公使秘密會議，歐登科稱："張作霖元帥的隨員一再向我提出，俄國人正在濫用使館區的庇護，組織叛亂。據說，有4000支手槍被偷運入舊俄衛隊的兵營，從那裡分散給北京的不法分子。"會議一致同意准許中國軍警進入使館區搜查。

兩天以後，即4月6日上午10時許，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率領警察、憲兵、便衣偵探300餘人，來到東交民巷。陳興亞向歐登科遞交的公文稱："大批共產黨人躲避在使館區內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煽動學生、工人，預謀在首都暴動"，必須"採取果斷措施"。歐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團在該公文上簽字。很快，大批軍警進入蘇聯使館西側進行搜查。

其實，這次搜查的重點並不是警察廳公文中所指出的三處，而是搜查蘇聯使館的舊兵營。當日，共逮捕50多人，計蘇聯使館工作人員甘布克等15人，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李大釗等20多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路友於等10餘人。

下午2時許，奉系軍警在搜查時，設於舊兵營第一門內的蘇聯使館武官室起火。據警察方面的報告稱："發現俄人數名盤踞屋內，在彼肆行焚毀文件"，所以即行逮捕，並查獲證據多件。搜查一直持續到當晚7時。在遠東銀行、中東路駐京辦事處，軍警一無所獲，在使館所屬的舊兵營里，查獲槍支彈藥、旗幟、印章以及大批的文件材料。

當日傍晚，領袖公使歐登科向中國外交部遞交照會，抗議軍警"逾越所准許之權力範圍"，搜查蘇聯使館所屬的舊兵營。同時，因為軍警搜查到的"叛亂"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團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團又同意將原先搜查日期延展兩天。

4月7日，天津警察廳會同法國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內蘇聯駐華商業貿易機構；同日，上海公共租界發生外國巡捕包圍蘇聯領事館事件。這一系列事件，引起中蘇關係的急劇惡化。

李大釗等人被捕的消息，引起全國震動。各界人士紛紛奔走營救。北京25所高校校長，楊度、梁士詒、司法總長羅文乾等要求將該案件移交法庭辦理。京津各地報紙相繼呼籲，"黨獄"萬不可興。

但是，社會各界的強烈呼籲未能遏制奉系軍閥的"反赤"行動。警察廳根據搜查使館所獲的名冊，開始大肆搜捕，4月16日，中共黨員、國民黨北京市農民部長莫同榮等被捕入獄。李大釗等人的被捕，也令其他軍閥備受鼓舞，山東軍閥張宗昌就發來電報，說李大釗是"赤黨禍根"，認為"巨魁不除，北京終久危險"。

李大釗在獄中受盡折磨，倍受嚴刑拷打，但他始終堅貞不屈，自稱為馬克思學說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曉。他在《獄中自述》中寫道："釗自束受書，即矢志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4月27日，京師警察廳公布，由安國軍總司令部、京畿衛戍總司令部、京師高等審判廳、京師警察廳組織軍事特別法庭審理此案。次日，即28日，就組織特別法庭，於上午在警察廳正式開審，審判仍取秘密方式，不準旁聽，亦無辯護人。法庭除軍警外，閑散人等一概禁止入內。下午1時許，審理完畢，經法庭合議結果，判定李大釗、路友於、莫同榮、范鴻劼、譚祖堯、鄧文輝等20人處以絞刑。

判決確定後，立即通知警察廳執行。執行地點，亦經商定在司法部后街之地方審判廳看守所執行，由警察雇汽車四輛，將李大釗等押送至行刑地點，自一時五十分起，至四時十分止，執行完畢。面對酷刑，李大釗始終神色不變，視死如歸，他第一個走上絞刑台。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驅李大釗同志就這樣壯烈捐軀，年僅3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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