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當墮胎醫生，隨時可能送命

撰文 | 朱煒

編輯 | 陳春利

黛安娜·霍瓦特-科斯博醫生有一個習慣：每隔一陣子，在網路上搜索關於自己的消息。過去幾年間，她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住院醫生項目的畢業生名單上，出現在僱主的官方網站上，偶爾還會出現在媒體的相關報道中，總之都是些預料之中的場合——直到2014年8月的那個夜晚。

那本是個平靜的夏夜，黛安娜給女兒講完睡前故事，坐到了電腦前。搜索結果讓她渾身一凜，明明暑氣正盛，卻彷彿置身寒冬：一個網站赫然列出了她的工作地址、行醫執照和幾張照片，其中一張里，她抱著15個月大的女兒；在文字介紹中，她被稱為 「墮胎集團的一員」。

她被反墮胎人士盯上了，她的女兒也是。對於一位母親來說，沒有什麼比孩子面臨危險更讓自己恐懼的了。那些人顯然精於此道。

受到這樣的威脅，一個理由就已足夠：黛安娜是個婦產科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中，有一項是為有需要的女性終止妊娠。於是，原本受人尊敬的醫生職業，只是沾上了「墮胎」二字，就變成了黛安娜平靜生活中最危險的暗涌。有人追到她的社交賬戶上留言咒罵，說她的雙手「沾滿鮮血」；還有人說，撒旦正在等著黛安娜，她一定會得到「應有的懲罰」。她開始變得小心翼翼，公共場所陌生人的注視會讓她萬分警惕，每次啟動汽車，都會經歷一瞬間的恐懼——「會有人在車裡放炸彈嗎？」

幸運的是，雖然生活在恐懼中，黛安娜和女兒都安然無恙；不幸的是，她的同僚們也都承受著類似的惡意，甚至這一切並不是新鮮事，針對墮胎醫生的攻擊在更早之前就已開始。

「單一問題恐怖主義」

在美國這個基督教傳統深厚的國家，墮胎醫生一直是個「高危職業」。反墮胎人士打著「捍衛生命」的旗號，認為終止胚胎髮育無異於謀殺，而醫生作為直接操作者，自然就是劊子手一般的存在。他們之中，大多數是溫和的抗議者，採取的行動和平無害，往往是舉著橫幅、高喊口號，有時也會調轉思路，苦口婆心地勸說孕婦留下胎兒。但其中也不乏激進者，用暴力行為宣洩不滿和憤怒——謀殺，綁架，縱火……

墮胎的正當性與否或有倫理爭議，但暴力行為卻是不折不扣的犯罪。維基百科的一個詞條由此催生：反墮胎暴力（anti-abortion violence）。加拿大安全情報局2006年更是將這定義為「單一問題恐怖主義」（single-issue terrorism）。

美國曆來是反對墮胎的保守派和支持墮胎的自由派的戰場，相關暴力事件頻發——大多數記錄在案的事件都發生在那裡，已經成為一個讓人無法忽視的社會痼疾。這個問題既有暴力元素，也充滿道德困境和倫理思考，是很多文學影視作品青睞的話題——在美國導演托德·索倫茲的電影《迴文》中，一位墮胎醫生在自己家中被殺；1996年的《愛你鍾情》則講述了3個關於墮胎的故事，在最後一個中，醫生在墮胎手術的進行過程中被槍擊中死亡；作家斯蒂芬·金的《失眠》一書中，也有大量情節與激進的反墮胎者有關。

藝術高於生活卻源於生活。這些作品中聳人聽聞的暴力事件雖經過了創作，在現實中卻不乏原型。墮胎服務提供者會遭遇死亡威脅、人身攻擊等，此外，有一個讓人痛心的數字：《紐約時報》的報道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至少有11人在這些暴力事件中喪生。

當地時間2013年5月13日，美國費城，墮胎醫生科密特·戈斯內爾離開刑事司法中心。檢察官希望判其死刑：他被控告實施非法晚期流產以及用剪刀割裂至少四個活胎的脊柱並致其死亡。（@視覺中國 圖）

美國德雷賽爾大學教授大衛·科恩與克里斯滕·康南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活在槍口上：反墮胎恐怖主義不為人知的故事》。在寫作過程中，他們採訪了來自美國34個州的87位墮胎服務提供者，其中既有醫生，也有其他醫務工作人員。但每個人傳達的心情是相似的：他們都很恐懼。

科羅拉多州的沃倫·赫恩醫生對這種恐懼感同身受——他已經在這種恐懼中生活了46年，幾乎和他成為醫生的時間一樣長。第一次死亡威脅在1973年11月的一個凌晨到來，尖銳的電話鈴聲打破了寧靜的睡夢。當時，他和家人生活在一座深山的小房子里，隱秘而美麗。沒有人知道對方是如何找到他的，那個電話號碼從來沒有公開過。從那天開始，赫恩睡覺前總要把步槍放在床邊。

多年來，死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赫恩。1988年，有人透過玻璃窗朝他的辦公室開了5槍，幸好沒有擊中任何人；反對墮胎的激進分子雪莉·山農從堪薩斯州立監獄給他寄來一封信，說他將成為下一個，赫恩明白她的意思；診所門口聚集的人群及咒罵已經司空見慣；1995年，美國一個反墮胎組織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了13位墮胎醫生的名單，稱他們犯有「反人類罪」，赫恩和朋友喬治·蒂勒醫生都名列其中。蒂勒逃過了1993年的一次襲擊——兇手仍然是雪莉·山農，卻沒能逃過2009年的另一次槍襲。

因為過於危險，赫恩不得不接受24小時的貼身保護，甚至不能去參加老友的葬禮。

「十八般武藝」

沒有人能永遠處於密不透風的保護之中。面對層出不窮的死亡威脅，墮胎醫生不得不時刻保持警惕。赫恩醫生給自己的診所換上了全套防彈玻璃，出席公眾場合時，他會穿上防彈衣。

婦產科的專家們也不得不學點本專業之外的技能，比如，參加美國墮胎聯合會35年來一直在免費提供的風險管理課程。為了自己和同事的安全，醫生、護士及其他員工都不得不變得機敏異常，習得「十八般武藝」——識別可疑電話，區分普通病人與偽裝成病人的潛在恐怖分子，反覆進行安全演練，學會遇到炸彈襲擊或槍擊時的應對措施。

當初口誦希波克拉底誓詞、立志成為優秀醫生、救死扶傷之時，他們想必沒有料到，這些事情也會成為必備的工作技能之一。

事實上，針對墮胎服務，美國設有專門的法律。其中最重要的一則是「自由進入診所法令」（FACE），於1994年通過，目的是確保尋求墮胎服務的病人和提供服務的醫生都能自由而安全地進出診所。每個州也都各自立法，防止醫生的住所受到監視。

在大衛·科恩教授看來，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名為「安全在家」（Safe at Home）的項目或許可以為醫生的安全保護提供啟示——那個項目原本旨在保護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通過將受害者的地址信息從資料庫中刪去，從而防止他們被跟蹤、被報復。基於同樣的原理，如今它也被用於隱藏墮胎醫生的信息。

2009年5月，堪薩斯州一家墮胎診所前，人們放上花束悼念蒂勒醫生，此前，這位墮胎醫生在教堂中遭遇槍殺。（@視覺中國 圖）

這樣的隱藏很有必要。科恩的受訪者之一、一位來自美國中西部的醫生正是因為被反墮胎人士找到了家庭住址而受到難以忍受的騷擾和威脅：抗議者圍堵住他的家門，讓他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了好幾天。在他們高舉的標牌上，有的寫著醫生的名字，有的畫著槍靶，他的照片放在最中間的準星。當地警察的應對態度也並不積極，相比於立刻採取行動，他們更願意站在那裡旁觀。

在有集會自由的美國，這樣的「不作為」十分常見，也多少有些事出有因。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否決了馬薩諸塞州的一條法律，後者規定診所可以設立「緩衝區」，將機構入口處與抗議者隔離開來。顯然，這是為了保護醫生和病人的安全。但最高法院裁定，這條法律有阻礙言論自由之嫌，因而予以否決。

可是，安全問題怎麼辦呢？

2018年11月，隨著雪莉·山農的出獄，新一波恐懼朝墮胎醫生們襲來。「她的獲釋讓我們都很擔心，」美國墮胎聯合會臨時首席執行官凱瑟琳·拉斯格戴爾告訴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她有成功實施和煽動暴力的記錄，她的釋放讓我們全都處於劣勢地位。」

更何況，即使沒有山農，美國的反墮胎激進分子也已經擁有足夠的鼓舞：近幾年，儘管沒有出現死亡，但暴力的氛圍越來越濃重——2017年的數據顯示，診所闖入事件比前一年增加了兩倍，死亡威脅更是幾乎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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