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創碩：跨越兩個時代的觀看史
城市光影七十年
2019年，當全人類即將邁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之際，我們偉大的祖國也迎來了70周年華誕。70年風雨兼程，中國的變化舉世矚目，而上海作為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前沿陣地，獲得的偉大成就更是令每一位新老上海人感到自豪。
在這70年浩浩湯湯的歷史變革大潮中，有一群小人物。他們不常出現在聚光燈下，也未曾因某件驚世駭俗之舉而廣為人知。但在平淡的歲月流轉中，他們走遍上海的街頭巷尾；在歷史性的關鍵節點上，他們從來不會缺席。他們用自己的雙腳丈量上海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柔軟的內心去仔細聆聽城市的呼吸，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上海發展的一點一滴，用自己平實而又關切的視角為全體上海人民保存下一份共同的時代記憶。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上海攝影師。我們將以十期的篇幅，向廣大讀者介紹十位或來自上海，或紮根上海的攝影師。從30後到90後，從新聞紀實，到城市風光，再到觀念攝影……這群攝影家代際不同，風格迥異，但他們的作品形成的豐富維度，可以帶我們穿越進關於上海遼闊的時空走廊。
讓我們一同在這十位上海攝影師的影像世界中回望歷史，相信未來。
俞創碩近影
1933年，22歲的俞創碩第一次拿起了相機。那是上海美專的同學顧廷鵬從家裡拿來的，舊的，已經壞了，修好又花了十幾塊錢。俞創碩拿這架舊相機拍了12張底片，只有兩張不清楚，他信心大增，就此愛上了攝影。
但彼時的中國攝影界，推崇文人趣味的「寫意攝影」，無論是北京的光社，還是上海的華社，都是陳萬里、郎靜山這樣知名文人的天下，出身平湖破落地主的美專學生俞創碩，壓根進不了這個圈子。直到四年後的1937年，盧溝橋槍響。在丁聰介紹下，熱血青年俞創碩成為《良友》、《時代》和中央社三家特約攝影記者，和好友顧廷鵬一起奔赴華北前線。
1960年4月12日，衛生體育一條街淮海中路婦女用品商店每天開門舉行廣播操。
抗戰八年，俞創碩輾轉各個戰場，他是「上海新聞界最早用攝影藝術報道平型關大捷的攝影記者」（《上海新聞志》），進太行山訪問了八路軍總司令部。《良友》為他出了一個八路軍專輯，他所拍朱德總司令的照片，上了《良友·戰事畫刊》封面。在華北時，他遇到了范長江、徐肖冰，這兩位後來都成為中共新聞界響噹噹的人物。1938年，中共領導人王明、博古等人代表《新華日報》在漢口普海春西菜社宴請各報戰地記者，俞創碩是座上賓之一。長沙大火、重慶隧道慘案、湘北會戰……他都在現場。1942年，俞創碩作為隨軍記者，隨66軍赴緬甸，親歷了曼德勒會戰，在死人堆里倖存下來，回到後方又見證了重慶和談。
抗戰之中，俞創碩、沙飛等戰地記者所進行的「國防攝影」實踐，逐漸令中國攝影走出「唯美」的文人偏好，圖片的現實及史料意義漸被重視。作為少數歷經了整個抗戰的戰地記者，俞創碩的作品除了被新聞媒體使用，也被載入像舒宗僑、曹聚仁編撰的《中國抗戰畫史》這一類早期圖史著作中。
1960年3月3日，西寶興路居民服務站便利居民早上燒煤球爐把熟煤球送上門。
抗戰勝利後，俞創碩隨顧廷鵬回到上海進入《申報》，當時《申報》實際上已經被陳氏兄弟的國民黨CC派控制，俞創碩拍攝的照片，以政界要人和名流活動為主，吳國楨、潘公展、杜月笙、戴愛蓮、司徒雷登……都在他鏡頭下留下了痕迹。偶爾他也拍下上海街頭賣菜的小販，領援助的殘疾軍人、上街遊行的學生，銀行中擠兌的普通市民，飛機失事事故後的死者……這些無比真實、毫無修飾的作品，延續了他在戰地記者時形成的自然主義風格，在這些照片中，我們得以認識一個不同於後世想像的、並不風花雪月的舊上海。
1949年5月27日，俞創碩的職業生涯進入了另一個轉折。這一天下午，俞創碩工作了三年多的申報館召開全體職工大會，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市軍管會駐申報館軍事特派員惲逸群代表市軍管會接管《申報》，《申報》自28 日起停止出版，《解放日報》創刊。
1949年10月22日，時任上海市長陳毅參加上海市各界婦女代表會議開幕。
1949年7月12日，俞創碩，北京來滬第一次列車抵達上海。
原《申報》的工作人員，編輯部（包括資料室、採訪室）全部人員「聽候分別處理」。一個多月後，《申報》編輯部29人被留任，其中資料室9人，整理科9人，電訊科 8人，而整個採訪室只留任了攝影記者3人：俞創碩和同事顧廷鵬、陸順興。
三人能留任黨報的主要因素，是攝影專業人才在建國初相當缺乏。當時軍隊中培養了一些攝影記者，但數量很少（冀中根據地、晉冀魯豫軍區、冀熱遼軍區和新四軍蘇皖根據地，共舉辦了 12期有據可考的正規攝影培訓班，培養的攝影工作者大概只有220名）。
俞創碩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1949年到1950年一年半的時間，他拍攝的照片數量超過了以往在《申報》三年的工作量：從各界遊行慶祝新中國成立，到證券大樓抓獲投機商，從難童赴蘇北墾荒，到失業工人生產自救，從楊樹浦遭轟炸到國棉十一廠民主投票選舉……領導評價他：「解放後工作積極負責，為三個攝影舊人中表現最好的一人。思想包袱輕。」1950年8月，《解放日報》一周年評獎，評出一二三四五等獎共計155人，俞創碩得了四等獎。
1950年3月18日，由上海民政局收容、編列的難童隊伍從上海出發，前往蘇北墾區。在新中國剛成立的艱難歲月里，政府將婦女、兒童、乞丐和流浪者進行分組，為他們教手藝，找出路。
1961年3月23日，運輸繁忙的蘇州河。
對當時的文化工作者來說，一個共同的問題是怎樣去觀看和認識一個新的現實和新的社會，用什麼樣的表達方式去「正確地、深刻地反映新中國的面貌」，在這一點上，實際上是沒有一個成熟的、顯性的規則的，尤其是「新聞攝影」，這一概念正經歷一個新的形成和修正期。
1951年1月25日，參與到抗美援朝志願醫療手術隊的錢德醫生在出發前留影。醫療手術隊成立之初，懷抱滿腔抗擊侵略者抱負的錢醫生第一個舉手報名參加。
1952年10月2日，全國鐵路田徑賽民族形式體育檢閱大會上海鐵路職工子弟小學少年隊在入場式中。
俞創碩和其他新中國的攝影工作者一起經歷（創造）了這一過程，比較獨特的是，在這之前他在有著16年的攝影經驗，對他來說，他必須在舊的基礎上，塑造新的作品。這種新舊轉化是複雜的、緩慢的，從作品的風格到題材，從自我認識到群體歸屬。「從那時起，不僅是我們的祖國和人民獲得了新生，也是我新的生命的開始。」（《新生命的開始》，俞創碩，1989年10月5日刊於《解放日報》）
1952年9月28日，迎接國慶，人民廣場正進行養護。
和同時代的民國報人如徐鑄成、王芸生不同，俞創碩沒有用太多的文字表達過這種轉變。所有的蛛絲馬跡幾乎都在照片中：直到1969年退休，俞創碩在解放日報留下了照片和底片近一萬張，其中署名發表1007張（組，註：同天發表的同題照片算一組）。
1952年6月26日，兩個工人的孩子在新建成的曹楊新村徜徉。曹楊新村是上海首個工人新村。先期落成入住的曹楊新村也成為此後工房建設的樣板，參觀者絡繹不絕。
1954年11月26日，上海市工人療養院用新添的醫療設備為療養員醫病這是上海鐵路局上海車輛客修廠領工員潘寶森該院用太陽燈為他治療神經衰弱症。
除了少數在外地拍攝，這些照片差不多都是有關上海的。因為長期負責外事和教育條線，外事和少兒活動佔了五分之一，同樣重要的還有工業生產、群眾活動和科研攻關。人民廣場、南京路、外灘在特定的節日里作為大遊行的背景反覆出現；整齊而高大的廠房或高爐，體現了工業城市的成就與喜悅；曹楊新村則是新的生活方式的代表，包括它那獨樹一幟的室內裝修風格；還有一些視覺典型是時間性的，如大躍進時期的張家宅，它提供了關於新時期里弄的形象，那是和婦女解放、家庭生產等概念聯繫在一起的……
1962年9月25日，學生們準備參加節目表演，去廣場排練。
1950年5月13日，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米哈伊洛夫一行訪問上海交通大學，受到同學們熱烈歡迎。
1962年3月25日，虹口區橫浜橋小學學生在浦東公園春遊。位於陸家嘴的浦東公園與外灘綠化地帶隔江相望。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這些照片同那一時期的影像藝術（包括繪畫、攝影、電影等）一樣，呈現出某種統一而鮮明的社會主義美學風格。這一切加諸於上海這座城市的歷史複雜性之上，既是一種經驗也是一種現象。
1952年11月6日，上海慶祝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大會，人民藝術劇院表演《工人有力量》舞。
1960年7月9日，常熟游泳池跳水。
1955年4月13日，中山公園裡展出馴鹿。曾經中山公園的動物園是市民們趨之若鶩的遊玩景點，直到1964年，復興公園、中山公園的附設動物園併入西郊公園。
格雷漢姆·克拉克在《照片的歷史》中說，攝影家難免不斷地詢問自己查爾斯· 狄更斯在他描繪倫敦的小說《荒涼山莊》中問過的問題：城市意味著什麼？怎樣表現它？
1962年2月9日，南市區梧桐路小學小學生背了書包，上小隊之家。
1961年5月21日， 1961年靜安寺廟會盛況。
顯然，無論是之前做戰地記者、《申報》記者，還是後來「革命文藝的尖兵」，俞創碩表面上並不是蘇珊·桑塔格描述的那種攝影師——「偵察、跟蹤、巡遊城市地獄的孤獨漫步者的武裝版……是深諳觀看之樂的行家，是移情的鑒賞者，在他眼中，世界是如畫的……」總的來說，他是位現實主義大師，總是能按照各種（時代的）要求完全自己的作品，在哪種風格之下，他都可以做到極優秀。但仔細辨認，在他的作品中，總有微妙的草蛇伏線：滇緬戰場上吹號的軍人側影，黃包車上疲憊的女性，慶典的人群消失乾淨後空曠的人民廣場，拉開工人俱樂部大幕的女工的背影……這些作品中難以捨棄的一部分主觀，頑強暗示著「觀看」這一人類活動最大的矛盾：公眾與個人、局部與整體、外部與內部、歷史與現代、永久與短暫。
世界如「畫」，那是屬於攝影師個人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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