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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逝世92周年:被誤讀的「殉清」悲劇,原是好友一手策劃

公元前278年,站在中國傳統文化源頭的屈原投江殉國,濺起歷史文化長河中浪漫主義的水花;2205年後,徘徊在傳統文化尾端的王國維投湖自沉,被梁啟超譽為「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的學人與世長辭。

秀才出身的王國維以其自辟戶牖的學術眼光,和嚴謹審慎的治學精神,沒有專師教授,沒有碩士、博士頭銜的榮譽,卻成為一代國學大師、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甲骨四堂」之一。他取得的成就,就像是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異樣的光輝。

蓄謀已久」的自盡:兩度投湖,終成悲劇

92年前的6月2日,一輛人力車,拉著一位身後拖著長辮的老人,從清華園向頤和園昆明湖方向走來。這位老人先去了長廊漫步,又來到石舫前靜坐,後來踱步到魚藻軒前,抽起了紙煙。一支煙燃盡,這位老人也決定走到自己生命的盡頭,跳入湖中。

園中的清潔工人將這一切看在眼裡,唯獨沒有料到最後的縱身一躍。短短几分鐘的時間,這位老人已經氣絕而歿。他就是王國維。

1927年6月2日,早起的王國維一切如常,按時到達清華大學的辦公室,準備給畢業研究生評定成績。後來發現,試卷和文章沒有帶過來,於是安排聽差回家去取。

評定完試卷,王國維去找了研究院辦公處的侯厚培,商談下個學期的招生事宜。臨走時,王國維想問侯厚培借兩塊錢,侯厚培給了五元鈔票。

出了辦公室,雇了人力車,前往頤和園。走到半路,又折了回來。前一天,他曾為學生寫了兩頁扇面,其中一個落款誤將學生稱為「兄」。回到辦公室,提筆將「兄」改為「弟」,又轉身上路。

這一次,沒有回頭。一代大師自沉昆明湖魚藻軒,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言,引發後世人無盡揣測。在他身後,留下一幅苟延殘喘的亂世圖景。

1927年,北洋戰爭打響,軍閥混戰拉開序幕,北京城旗幟變換頻繁,運動與鎮壓此起彼伏。抗爭,惶恐,苟活……這一切,似乎都成了王國維決然投湖的引線。

王國維自沉的三天前,好友金梁曾前來探視。看到一貫心平氣和的王國維在當天晚上「憤激幾泣下」,於是金梁轉而寬慰王國維。對話中提到頤和園,王國維說了一句:「今日乾淨土,唯此一灣水耳。」或許,在他和自己的老友對談的那天,已心生投湖想法了。

如果往上追溯,這算是王國維第二次決定自沉。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遜帝溥儀被逼出「宮禁」逃進日本使館,後來由羅氏父子「扈從」到天津,住進日本駐軍「保護」下的張園。

親眼目睹「主人」(王國維在寫給好友蔣孟蘋信中對溥儀的稱謂)的狼狽出逃,身在宮中的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懷著「君辱臣死」的信念,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後來因家人阻攔而未果。這起事件,也為王國維1927年投湖自沉的「殉清」說法提供了依據。

王國維作為清朝遺老,以其秀才出身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這對王國維而言,的確是莫大的恩遇。即使清朝覆亡,王國維依然稱溥儀為「主人」,似乎更加印證了他的「殉清」說。

當時,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比之,陳寅恪寫詩評價王國維「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時任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甚至魯迅等人均持「殉清」說。實際上,「殉清」說一度被學界認可,源於羅振玉的一手操作。

羅振玉得知王國維自盡後,以王國維的口吻連夜擬寫了一份遺折,讓其四子羅福葆模仿王國維的筆跡謄抄,呈遞給當時寓居在天津張園中的遜帝溥儀。

溥儀接到遺折後,大為震驚和感動,立即降諭嘉獎,「下詔」給王國維加封「忠愨」:「諭南書房行走,五品銜王國維:學問博通,躬行廉謹……」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遺折,以及遜帝溥儀的諭旨,加之之前欣然接受南書房行走一職,使得殉清一說順理成章。

後來,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寫道:「王國維死後,社會上曾有一種關於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作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

由此來看,用「殉清」說來概括王國維的自儘是極其片面的,也就有了後來的「逼債」說、「驚懼」說、「諫阻」說以及「文化殉節」說等多種說法。不論哪一種說法,都難以歸納出王國維自沉後,在昆明湖上濺起的那朵水花。

根據王氏弟子、著名學者浦江清在《浦江清文史雜文集》中記載,王國維生前曾問過友人這樣一個問題:「人言自沉者能於一剎那頃,重溫其一生之閱歷,信否?」

當他在頤和園石舫中兀自靜坐,準備投湖結束自己的生命時,是否在重溫自己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文化式微的一生呢?

王國維多年以前對朋友的這句提問,或許「引導」了他決定用投湖自盡的方式了卻餘生,或許這才是他決然自沉的「謎底」。在王國維逝世一周年忌日,清華大學立「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陳寅恪撰寫碑文,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設計者是梁思成。

「驚世駭俗」的禮節:兩度受跪,皆是大師

1927年6月3日,被溥儀加封「忠愨」謚號的王國維,以前清官服入殮。當時,參加入殮儀式的有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教務長梅貽琦,還有吳宓、梁啟超、梁漱溟、馬衡、容庚等學者大師。

就在這些教授身著深色西裝以三鞠躬向王國維作最後告別時,唯有一個人穿著一絲不苟的玄色長衫,搭配傳統的綿柔布鞋,步履沉重地走到靈前,撩起長衫前擺,雙膝墜地,恭敬地將額頭磕在磚地上。他就是陳寅恪。

發生這一幕的社會背景是,民國政府早在1912年就已經以法律形式廢除了延續千年的跪拜禮。此時陳寅恪的跪拜,驚呆了在場的所有師生。隨後,全體師生不約而同的依次排在陳寅恪身後,為王國維下跪送行。或許,只有傳統的跪拜之禮,才能和王國維的馬褂、長辮相呼應。如果王國維泉下有知,相信他會欣慰自己在遺書中的後事安排。

王國維在遺書中提到,「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這裡的陳、吳二先生,一個是指為王國維跪拜送行的陳寅恪,另一個就是為王國維行三叩首大禮,請其擔任清華國學研究院院長的吳宓。

1924年,受胡適等人發起的整理國故運動影響,清華大學增設國學研究院,時年30歲的吳宓為籌備處主任,和校長曹雲祥等人積極物色國內著名的學者設帳清華。

曹雲祥曾想請胡適擔任研究院導師並主持研究院,胡適婉言拒絕,並推薦了三個人選: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王靜安就是王國維。

當時還在擔任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的王國維,婉辭了校長曹雲祥的邀請。1924年冬,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被逐出宮,王國維也結束了「南書房行走」的工作。

1925年,胡適再請王國維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王國維再次拒絕,胡適轉而求助溥儀和他的英文老師庄士敦代為勸說。溥儀下了一道詔書,王國維不好拒絕,於是才有了「奉詔就聘」一說。

其間,王國維的好友蔣汝藻在信中勸慰:「清華每月有400大洋,有屋可居,有書可讀,又無需上課,為吾兄計似宜不可失此機會。」但是,真正打動王國維的是這句話:「從此脫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

胡適的誠意,曹校長的善待,以及友人的良勸感動了王國維,決定親自到研究院看一看。胡適用自己的車子拉著王國維往返陪同,走了一趟。

1925年2月13日,國學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帶著校長曹雲祥簽發的聘書,來到北京城內織染局10號恭謁王國維,請其出山。到了王國維的住所,吳宓先是對這位先生行了一個三叩首大禮,然後起身落座,說起聘其做院長一事。王國維拒絕了這一職位,但答應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職。

對照這些細節來看,王國維所謂的「面奉諭旨命就清華研究院之聘」(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的說法並不確切。而且,王國維在給朋友的信件《致蔣汝藻》中,有關於就聘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記載:「現主人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困窮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於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

信件寫於1925年3月25日,信中的「主人」即是溥儀。從這封信件來看,王國維答應清華聘職的原因恰恰是「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而不是所謂的「奉諭就聘」。

此外,從吳宓的日記中也能推斷出「奉諭就聘」說法的不嚴謹。吳宓在日記里回憶聘請王國維之事時寫道:「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

進入清華大學後,王國維的治學方向轉入西北地理及元史。1925年9月14日,開始主講《古史新證》,後來加授《尚書》課程,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一道,書寫了中國教育史上一段傳奇,成為清華五大導師之一,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一說吳宓)並稱「五星聚奎」。

「以學為壽」的生活:傳道授業,悲劇人生

1926年12月3日,王國維50歲。

命運給這個走到知天命年紀的老人,安排了一出最漫長的人生悲劇:生活在動蕩的時局之下,無端捲入紫禁城裡小朝廷的政治漩渦中,嘗遍了謀生的艱辛和東渡避難的蒼涼,經歷了和羅振玉亦師、亦友、亦親的關係絕交,目睹了包括他五個孩子的十五位親人死亡,更有晚年喪子之痛的煎熬。

人生半百,五十初度。而此時的王國維,卻站在了生命終點的邊緣。

在王國維50歲生日的這一天,學生來家中給他拜壽。雖然王國維不喜應酬,不愛娛樂,在戲曲史有著深厚研究並寫出《宋元戲曲考》的他甚至從來沒有真正地看過一場戲,但依然在自己壽辰的7天後,辦了三桌酒席,招待給自己拜壽的學生們和清華同事中的一些至交。

這次宴請,其中就有趙元任和他夫人楊步偉。趙夫人是個直爽的大嗓門,但見了王國維卻總是噤不出聲。當時準備落座時,趙夫人硬是避讓著不和王國維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趙太太坐的那一桌歡聲笑語,而先生所在的一桌卻是沉默寡言,氣氛凝重。

席間,王國維向師生們展示了他所藏的歷代石經拓本。學生們競相發問,王國維欣悅異常、辯答如流,似乎惟有傳道授業才能讓宴會的氣氛活躍起來,讓冷僻寡言的他顯出自己熱情的一面,即使是自己的壽辰,能讓他開心的,也還是教授學問。

「以學為壽」的王國維,用一種須臾不離學術的生活方式,暫時忘記那些如錢塘潮水般裹挾著生命的傷痛。

生活中的王國維,除了陳寅恪、吳宓等清華的幾位同事及學生們之外,旁人概不接觸,終日埋頭治學,每天在書房看書、著述,對家務從不過問,家人各安其事。任職清華大學期間,他每月的薪水也是由家人到學校為其代領,由夫人全權負責用度。

魯迅曾經說過,王國維「老實得像一個火腿」。不只是生活中,在教學治學方面,王國維也都極為「老實」。他要求學生不放言高論、不攻擊古人、不議論他人短長、不吹噓、不誇淵博、不抄襲他人言論。

在課堂上,碰到某些存疑的問題之時,他會誠懇地對學生說「這個我不懂」;講《說文》時,用的材料多是甲骨金文,用三體石經和隸書作比較。

王國維要解決一個問題,先要把有關這問題的所有材料找齊全,才下第一步結論,把結論再和有關問題相互對照,然後才對問題下結論。 這種「二重證據法」作為一個嚴密的實證論科學體系,王國維開創了中國古史研究的新局面。

生活中的王國維,正如他的字「靜安」一樣,靜默無言,安詳和藹。知名作家畢樹棠曾回憶說,他沒有見過王國維大笑的樣子,只記得一次笑過,那是在一次晚飯席上。在座的王國維一如往常地只是呆坐著,沒話,只吃菜,不喝酒。

作為一代大學者,王國維平生一心鑽研學問,無意於政治圈子,不營生計、不交權貴,不慕榮華、不圖享受,即使是接受「南書房行走」一職,也是本著傳道授業的初衷,卻無端成為「宮斗」棋子。

辛亥革命之後,王國維蓄起了辮子。他常年套著不合時宜的粗舊衣服,勒條玄色粗布腰帶,語言大師王力形容他是「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樣」。

王國維的辮子並不能說明他的「忠君」思想,因為當時溥儀都已經減掉了辮子。從他和友人的書信以及著作成果來看,王國維這條不合時宜的辮子作為與現實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徵,更像是對傳統文化的紀念,表達自己希望用堅貞持守來對抗整個亂世的內心。

王國維的人生悲劇,源於時代變革之下文人對個人命運浮沉和社會思潮走向的無力感。他的這首《浣溪沙》或許能概括出王國維的內心寫照: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偶聽啼鴂怨春殘。坐覺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丹鉛。閑愁無分況清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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