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史上,以行書刻碑的首創者是他
唐以前碑刻者為篆、隸、楷書,而行書入碑應自唐太宗《溫泉銘》始。
《溫泉銘》此碑立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即太宗臨逝前一年。原石早佚,拓本1900 年發現於敦煌石窟藏經洞,現藏於法國巴黎圖書館。《溫泉銘》文辭優美,書法圓熟流利,渾然天成,堪稱精品。
唐拓孤本《溫泉銘》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唐拓本後被法國人伯希和騙購而去,現藏法國巴黎圖書館,其中有墨書「永征四年(653)八月圍谷府國毅兒」。
俞復在帖後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歐陽詢)、登善(褚遂良)諸人,各出其奇,各詣其極,但以視此本,則於書法上,固當北面稱臣耳。」對其評價極高。
《溫泉銘》書風激躍跌宕,字勢多奇拗。此碑書風不同於初唐四家的平穩和順,而有王獻之的欹側奔放。有人認為太宗書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間,但從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於王獻之。
然而,出於帝王的威嚴,他對王獻之卻極為不恭,曾云:「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他譏諷小王之動機,後被宋米芾窺破,米芾《書史》中說得很清楚:「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
唐太宗揚大王抑小王,曾影響了初唐的書壇,直至孫過庭《書譜》亦據此論。這一過錯,一方面因抑制使激厲、奔放一路的書風暫時隱匿,另一方面也使志氣平和的大王書風逐漸抹上了宮庭色彩,而漸失光輝。
眾所周知,李世民也是王羲之的「腦殘粉」,在位時對其書跡的搜集可謂是不遺餘力,臨習甚勤。不過,真正對他影響更多的恐怕是虞世南了。連米芾都說: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
比如學虞「戈」字的寫法。但是,黃簡老師在課程講到此筆法時,對比此君臣二人字跡,發現虞世南卻並未授之以真傳。嗚呼,君王要知,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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