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鉞：談談陳壽的《三國志》

《三國志》是我國封建史書「二十四史」中的一部。《三國志》有它的長處，但是也有缺陷及應當批判的地方。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公元二三三至二九七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市）人。在蜀漢時，作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蜀漢滅亡之後，出仕晉朝，為佐著作郎、平陽侯相、著作郎、治書侍御史等官，又曾兼任本郡中正。

公元二八年，晉滅吳。自漢末以來，分崩離析，三國鼎峙，至此復歸統一。這時陳壽四十八歲，他開始整理三國史事，著魏、吳、蜀三書，共六十五卷，稱為《三國志》。當時人很重視這部書，「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而張華認為司馬遷、班固都比不過他（《華陽國志·陳壽傳》），則未免稱讚太過了。

《三國志》記述漢末黃巾大起義之後，一直到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史事，前後九十多年。書中諸紀傳，照顧的方面很廣。凡是漢末、三國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有關係的人物，以及在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上有貢獻者，陳壽幾乎都網羅其事迹，寫在書中，又根據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專傳，或用附見。不過，也有遺漏。例如華佗和張機（仲景）都是漢末建安中的名醫，陳壽為華佗立傳，而忽略了張機，因此，今天我們對於這位名醫的事迹知道得很少。又如魏馬鈞是「天下之名巧」，陳壽也沒有給他立傳，幸而裴松之注《三國志》時採錄了傅玄一篇記述馬鈞的文章，我們才知道他在機械製造方面的卓越成就。對於少數民族，陳壽認為烏桓、鮮卑在這個歷史時期很重要，都立了傳，這是對的；而對於其他少數民族，如西方的氐、羌，西域諸國，蜀漢境內的「西南夷」，吳國的山越，則都沒有專篇記述，只在有關的各傳中零碎提到。因此，我們今天要想了解這個時期的氐族和西域諸國，只能根據《三國志》裴注中所引的《魏略·西戎傳》；要想了解蜀漢時期的「西南夷」，還有《華陽國志》的《南中志》；而對於山越，就找不到系統記述的史料了。

紀傳體的史書，自《史記》、《漢書》以來，其內容除去紀傳以外，還有表與志，而志尤其重要。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都可以在志中做有系統的論述。陳壽作《三國志》，只有紀傳而沒有志。三國上承兩漢，下啟兩晉、南北朝，正是一個轉變時期。這個時期，社會經濟方面有很大的變化，政治制度也有許多因革。但是陳壽對這些都沒有系統地記載，使後世治史者研究這些問題時要費很多工夫去鉤稽資料，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

關於陳壽修史的態度，《晉書·陳壽傳》中曾對他提出譏彈，說他常因為個人的恩怨，在記述歷史人物時，取捨褒貶，有失公平，並舉出兩個例證：陳壽向丁儀、丁廙的後人要賄賂，沒有如願，就不為丁儀、丁廙立傳；陳壽的父親在蜀漢作官，受到諸葛亮的懲罰，所以陳壽貶低諸葛亮，說他「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清代學者朱彝尊、杭世駿、王鳴盛、趙翼等都為陳壽辯誣。他們認為，丁儀、丁廙在歷史地位上並不重要，無須立專傳。陳壽作《諸葛亮傳》，推崇備至，並沒有因為私憾而廢公論。至於說諸葛亮將略非其所長，當時人即有這種說法，也並非陳壽一人之私言（《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陳壽史皆實錄》條、《廿二史札記》卷六《陳壽論諸葛亮》條）。總之，如果說陳壽因私人恩怨而對於歷史人物褒貶不公，還找不出什麼證據。但是，陳壽困維護司馬氏的統治利益而對於歷史人物褒貶不公，倒是有的，下文將要提到。

陳壽修史時，對於史料的選擇去取，就封建史家的標準來說，還算是謹嚴審慎的。所以趙翼說，陳壽作《三國志》，「剪裁斟酌處，亦自有下筆不苟者，參訂他書，而後知其矜慎」（《廿二史札記》卷六《三國志書事得實》條）。茲以《諸葛亮傳》為例，加以說明。諸葛亮是三國時傑出的政治家與軍事家，關於他的史料，文獻記載與口頭傳說都相當豐富，有的甚至於誇張溢美，把諸葛亮說得很神奇。陳壽在《諸葛亮傳》中雖然也很推崇他，但是對於那些過於誇張溢美的傳說，都屏棄不取。例如所謂七擒七縱孟獲是不合情理的，所謂「南人不復反」也是不合事實的，陳壽一概不取（後來東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採錄了這些傳說）。當時還有一種傳說：諸葛亮北伐，屯於陽平，遣大軍東出。司馬懿率二十萬人來到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想不出辦法，諸葛亮意氣自如，命軍中卧旗息鼓，大開城門。司馬懿疑有伏兵，不敢入城，引軍北去。西晉人郭沖說諸葛亮五事，此為其一（《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注引王隱《蜀記》）。這個傳說既不合事實，也不合情理。陽平在漢中，諸葛亮北伐屯於陽平，在蜀漢後主建興五年，即魏明帝太和元年，司馬懿正作荊州都督，鎮宛城，並未在關中抗禦諸葛亮。況且司馬懿也是對於軍事很有經驗的人，不至於這樣幼稚可欺。因此，陳壽對此事也不採錄。這些都足以說明陳壽審查、選擇史料時的矜慎態度。

修史者記載歷史人物時，常要選錄一些他們所作的文章，這裡面也需要有個分寸。《史通·載文》在批評史書中選錄文章過多過濫的弊病時說，王沈《魏書》、魚豢《魏略》在這方面尤其「穢累」，而陳壽的《三國志》則「頗從簡約」。這個意見有相當的道理。《三國志》中所選錄的文章，大概都是有關政事的。著名的文人如曹植、王粲等傳中，都沒有選錄他們的辭賦；漢魏易代之際許多假稱「禪讓」，粉飾篡奪，虛偽的官樣文章，亦一概不載。所選錄的文章中，如魏楊阜諫明帝營宮室疏、高堂隆諫明帝營宮室疏、吳駱統諫征役繁數疏、陸凱諫徙都武昌疏、論孫皓不遵先帝疏、賀邵諫孫皓疏、華覈諫孫皓疏，都能反映民生疾苦，揭發當時君主的荒淫奢侈，殘虐人民，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陳壽是封建史家，當然要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維護封建統治；他作《三國志》是在西晉時，所以特別要維護司馬氏的統治利益。《三國志》，就書名來看，對魏、蜀、吳三國是平等看待的，而在實際的敘述中，卻是以曹魏為正統。書中對於魏國的君主如曹操（曹操自己沒有作皇帝，曹丕建立魏朝後，追尊曹操為武皇帝）、曹丕、曹睿等，都列為武帝、文帝、明帝諸紀，而對於吳、蜀的君主如孫權、劉備等，則立為傳，以見正統之在魏。因為司馬氏是承繼曹魏政權的，所以以曹魏為正統，就是以司馬氏的晉朝為正統。陳壽書中對於司馬師廢齊王芳、司馬昭殺高貴鄉公，也都作了隱諱回護。關於這些，前人多已指出。對於歷史人物的褒貶，陳壽也是為司馬氏的統治服務，因此常有所歪曲。劉放、孫資本不是好人，當時人對他們的批評很壞。但是由於魏明帝臨死時，劉放、孫資力薦司馬懿受遺詔輔政，對司馬氏「有功」，所以魏元帝咸熙年間，司馬昭執政時，還封賞孫、劉二人的兒子。因此，陳壽在《劉放、孫資傳》中雖然也略加譏彈，但他接著就說：「然時因群臣諫諍，扶贊其義，並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這就為孫、劉二人作了辯護和開脫。這也足以說明，陳壽修史時，對歷史人物的褒貶，是為司馬氏的統治利益服務的。

本來，封建史書都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不過，封建史家的思想有進步與落後的不同。有進步性思想的封建史家，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揭露封建統治的黑暗，司馬遷《史記》之所以卓絕，這也是重要的一點。《三國志》在這方面很有遜色，陳壽為維護封建統治者的利益作了許多隱諱、曲筆。

魏晉時期，大土地所有制有了發展，地主階級中最上層的世族日漸興起，壟斷政權，所以陳壽修史時，也要維護世族的利益。關於這一點，白壽彝先生在《陳壽、袁宏和范曄》（《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六四年第一期）一文中說：「陳壽也是一個正宗史家，他同樣要宣傳有神論和封建倫理，他跟班固、荀悅不同的地方，在於後者從維護皇朝利益出發，而他從維護世族利益出發。」白先生又說，陳壽對於曹操、劉備、孫權的取得政權，都稱讚他們是天命所歸，宣傳皇權神授的思想。朝代的更替或敵對國家的興亡，這裡都有一個神意，只要順從這個神意，就不能說是不對，因此對於那些前朝舊臣而出任新朝的人，如鍾繇、華歆、王朗等，都稱讚為「俊偉」。這是符合世族的政治利益的，因為在朝代變化頻仍的時候，世族可以進退裕如。陳壽品評人物時，對於人物的品量才識特別有興趣，又喜歡以容貌論人，這也反映了世族的風尚。白先生這些意見都是對的。

我國古代史家很注意寫文章。例如《左傳》、《史記》，既是史學名著，又是散文傑作。陳壽《三國志》文章的長處就是簡練，敘事寫人都很爽潔，使人讀起來有水凈沙明之感，但是在描寫歷史人物的生動傳神方面做得還不夠。總的說來，陳壽所作的《三國志》，記述了漢末黃巾大起義之後一直到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前後九十多年的歷史，搜羅廣博，去取審慎，剪裁得法，文筆簡凈，是一部比較好的史料書。後人要想了解或研究這個時期的歷史，應當讀《三國志》。不過，作為史料來看，《三國志》也有缺點，上文已經指出。特別是就史觀論，陳壽是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維護晉朝司馬氏的統治利益，維護世族的利益，宣傳君權神授論，對歷史人物的褒貶不符合事實，這些都是應當批判的。《隋書·經籍志》史部正史類序說：「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惟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可見《三國志》原本標目本有紀傳之名，今本無紀傳之名，大概是宋以後人所刪，而對於曹魏的君主仍然系以帝名，則是刪除未盡之跡。

陳壽以曹魏為正統，曾引起後世封建史家習鑿齒、朱熹等人的非難，他們主張應以蜀漢為正統。按所謂「正統」之說，完全是為封建王朝的統治利益服務的，其中的是非之辨，在今天看來，並無意義，可以不必去管它。這裡僅是指出，陳壽以曹魏為正統，是為司馬氏的統治服務。

來源：人民日報 196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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