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下了一步「臭棋」，最終，為大清朝帶來了「滿盤皆輸」

1616年的時候，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到了1636年，皇太極就改國號為大清。1644年很關鍵，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降清，多爾袞率領清兵入關，至1659年，大清平定大順、大西、南明等政權後，又平定三藩之亂、統一台灣，至此，大清朝逐步掌控全國。

可以說，在清朝的建國初期，之所以能出現四海臣服、萬民歸心的一個大好的統治局面，在後來又出現長達百年的「康雍乾盛世」，這些都是清朝皇帝能力的體現。由此可見，想要使國家長治久安，挑選一個才華、能力、品德極佳的繼承人，則是重中之重。

例如：被奉為千古一帝的康熙，守業有成的雍正、積極進取的乾隆，他們都是在同胞皇子中被篩選出來的佼佼者。在清朝皇帝中，嘉慶的地位比較特殊，他承接了祖上三代留下的盛世，但卻並未讓盛世在自己手中延續下去。

翻閱清史，我們找不到一絲一毫關於嘉慶懶政、淫亂、昏聵、殘暴的記載，而諸多野史中也極少出現關於嘉慶的風流韻事。但就是這樣一個品格端正、勤勉從政、勤儉節約、寬宏大量的皇帝，卻成為清朝十二帝中的最平庸者，沒有突出的缺點，亦沒有特別的長處。

可以說，嘉慶對於國家一生未立寸功，毫無建樹，「乏術」和「平庸」是對他一生最好的總結。

那麼，乾隆究竟是出於什麼心態，才會將國家交託給他，將三代人打造的盛世交給他呢？乾隆膝下不缺子嗣，有據可考的皇子共有十七個，永琰既非長子，也非嫡出，按照清朝祖制中的「無嫡立長」原則，永琰根本沒資格成為皇儲。

其實，乾隆在選太子時，並未把永琰考慮在內，這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早在永琰出生之前，嫡皇子永璉、永琮早夭，其餘六個庶出的皇子也英年早逝。等到永琰出生，乾隆只剩七個兒子，就連深得乾隆寵愛的永琪，沒過幾年也因病離世了。

此時，皇儲的備選範圍已經非常小了，乾隆已無法按照「無嫡立長」的祖制進行選擇，只能從僅剩的幾個兒子中擇優。當時，永琰最大的對手是十一阿哥永瑆，永瑆自幼聰穎，才華橫溢，做事果斷，非常有主見。相比之下永瑆性格內向，老成持重，做事循規蹈矩。

乾隆晚年，清朝已經出現衰落的跡象，按理說，應該由永瑆這種有創新能力的皇子登基，或許可重新使大清中興。

然而，乾隆卻選擇了更守規矩的永琰。

那麼，這是為什麼呢？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乾隆心目中的最佳繼承人一定要遵從他的治國方針，按照自己的思路按部就班地理政，這樣才能永保皇室的權威，讓祖孫三代打造的盛世持續下去。永琰從來不作任何僭越的舉動，且非常有孝心，在乾隆心目中聽話老實的永琰就是最完美的繼承人。

朝廷的大臣們無不擅長察言觀色，他們早就在乾隆的態度中，看出永琰的重要性，所以，大臣們在乾隆面前無不對永琰倍加讚譽，順應聖意。雖說，乾隆曾說過「不敢與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數等同」一類的話，但是，隨著年齡增長，乾隆逐漸將這些話拋諸腦後。

並且，等到乾隆年老昏聵時，他已經將手中的皇權看得比性命還重要，決不允許任何人染指，哪怕這個人是自己的子嗣。怎樣才能「退而不退」？怎樣才能在所剩不多的時間裡，繼續指點江山，這才是乾隆在垂危之際最關心的事。

然而生命有限，所謂「萬壽無疆」只是拍馬屁的鬼話，乾隆自然明白這一點。想要繼續維持自己的權威，只能選擇一個唯父命是從、恪守教條的繼承者，只有永琰符合這些標準。

果不其然，乾隆在禪位後明確向大臣們表示：「雖然已將皇位傳給永琰，但朝中的人事任免和軍國大事朕絕不會置之不理，仍會親力親為。」

後來，乾隆還對朝鮮使者說過這樣的話：「雖然我已退位，但國家大事還由我來處理。」

他以自己住慣了養心殿為由，拒絕將皇上的卧室讓給兒子。乾隆覺得只有養心殿才「安全吉祥」，方便傳喚群臣，所以，以各種理由拒絕搬走。為了約束嘉慶，乾隆雖將皇位傳給兒子，但卻將御璽留在手中。按照祖制，新皇登基後全國必須更換年號，乾隆雖允許嘉慶在民間修改年號，但仍命令紫禁城內沿用乾隆年號。嘉慶登基後，全國應該發行「嘉慶通寶」，但是，在乾隆的干涉下鑄幣局每年仍鑄一半「乾隆通寶」。

嘉慶的皇位坐的並不安穩，朝中實際掌權的仍是他頭上的太上皇，嘉慶只能像傀儡一樣當了幾年「二皇帝」。

雖說，永琰不是乾隆皇子中最優秀的，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他的潛質。

史料記載，永琰自幼勤奮刻苦，從六歲開始接觸書本，十二歲熟讀四書五經，隨後又與多名老師學習古詩詞，有非常堅實的文化基礎。永琰十四歲時，乾隆秘密將他冊立為儲君，在此之後的二十一年裡，乾隆對永琰進行了無數次考驗，這才確定永琰為繼承人。

既然，能通過乾隆的多道考驗，那麼，則說明永琰的能力雖然沒達到出色的地步，但起碼是達標的。不過，永琰將自己的能力全部應用在循規蹈矩、恪守父命中，無法分心研究安邦治國之策，永琰本人更缺乏開拓進取的精神。

所以，倘若將永琰放在雍正朝，面對四海昇平、國庫充盈的狀況，以嘉慶的能力的確能守業成功，至少不會遜色於雍正。然而，乾隆後期國家形勢急轉直下國庫已見底，國家的種種弊端也有了顯現的苗頭，文武大臣各懷鬼胎官場貪政、懶政成風，各種被盛世掩蓋的矛盾一觸即發。

可以說，嘉慶朝是清朝由盛轉衰的時代：上承「勵精圖治、開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的「康乾盛世」，下啟鴉片戰爭、南京簽約、聯軍入京、帝後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會的固有矛盾已經積累了180年，嘉慶帝則扮演了大清帝國由極盛而轉為衰敗的歷史角色。

所以，此時的大清，迫切需要一個有鐵血手腕，殺伐果決的「武帝」，才能震懾官場，以新政挽大廈於將傾。

顯然，嘉慶根本不是「武帝」，他的能力在歷朝歷代的帝王中平平無奇，而且，他並沒有繼承祖父康熙和父親乾隆骨子裡的拼搏精神。雖說，嘉慶親政後也曾立誓有一番作為，始終埋首於政務中勤勤懇懇，但他充其量只是個政治場上的老好人，連守成都無法做到。

我們不能否認嘉慶在乾隆駕崩後推行了一系列新政，這些新政策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作用，但卻治標不治本，無法阻止大清的衰落。面對遍體鱗傷的國家，嘉慶始終找不到根治的良方。對朝堂上尸位素餐的大臣們，嘉慶始終無法痛下殺手，僅以警告、恫嚇治理官場，卻收效甚微。

在日益嚴峻的國際形勢面前，嘉慶對崛起的西方列強有較清醒的認識，卻沒能力拿出方案針對這些虎視眈眈的侵略者。嘉慶朝的農民大批量破產，百姓流離失所，國家的大部分土地被貴族、官僚、地主收購，官場亂象比乾隆後期還要嚴重，各階級矛盾日漸激化。

先是川、楚兩地的白蓮教揭竿而起，後又發生魯、豫地區天理教作亂。在鎮壓了這兩場農民起義後，清朝腐爛的速度越來越快，逐漸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乾隆一生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將兩代祖先留下的基業全部敗光，使國家滋生腐敗的細菌。

然而，哪怕在臨終那一刻，乾隆始終不承認他的政策有問題，認為自己留給愛新覺羅後代的仍是鐵桶江山，還指望嘉慶能沿襲他的政策繼續將大清基業發揚光大。身為一國之君，有「誰與爭鋒」的心態自然是好的，但是，這種心態必須建立在對當前形勢的清醒認知下。

而乾隆的自大，無異於掩耳盜鈴。

也正因為乾隆對「乾盛世」的迷信，才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他在選擇繼承人的過程中做出愚蠢的決定。

為了貪慕虛榮，讓子孫後代都感念自己的恩德，乾隆將皇位傳給最不可能成大器的兒子，將有著近兩百年輝煌史的政權交給不知進取、治國乏術的嘉慶，讓愛新覺羅的事業由巔峰急速跌落，最終成為世界的笑柄，被崛起的列強國按在恥辱柱上。

綜上所述，我們不能將「嘉慶中衰」歸咎於嘉慶，他不應該背負這種恥辱。「嘉慶中衰」的罪魁禍首正是乾隆，正所謂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乾隆在擇儲期間下了一步臭棋，最終，為滿清帶來崩盤。

「予惟返躬修省，改過正心，上答天慈，下釋民怨。諸臣若願為大清國之忠良，則當赤心為國，竭力盡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則當掛冠致仕，了此殘生，切勿尸祿保位，益增朕罪。筆隨淚灑，通諭知之。」

回看嘉慶晚年「罪己詔」，嘉慶對自己的統治產生了懷疑，他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從未有一天怠政，也從未壓迫過老百姓，為什麼會有百姓揭竿而起？嘉慶根本沒考慮過這一切問題的根源是父親乾隆和他的錯誤政策所致，反倒「返躬修省，改過正心」，將所有過錯都攬在自己身上。

這裡，我們僅從嘉慶的自我批評來看，他的品德比父親乾隆高出一個層次，至少，他看出了如今的大清帝國是有問題的，並敢於承認錯誤，而不像乾隆那樣，始終活在「大清天下第一」的美夢之中，居功自傲。

參考資料：

【《清史稿·本紀十六·仁宗本紀》、《清實錄之嘉慶朝》、《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