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錫圭：金石收藏家的齋名與其藏品

金石收藏家所起的齋名往往跟他們所重視的本人藏品有關。我們見聞有限，在這篇短文里只準備談談清代以後的部分重要金石收藏家的這類齋名。

清代最大的，甚至可以說是古今最大的私人金石收藏家，山東濰縣（今濰坊市）陳介祺（字壽卿，1813—1884），以「簠齋」之號著稱於世。這個號就來自他為所寶藏的古銅器曾伯簠而起的齋名「寶簠齋」。曾伯簠為東西周之交的曾國國君所作。此人之名作「雨」下「桼」，一般隸定作「雨」下「黎」是錯的。（參看方浚益《綴遺齋彝器款識》8·19）。此簠銘文提到伐淮夷等事，內容比較重要。而且簠銘一般較短，此銘卻是例外。曾伯簠傳世有兩器。曾為阮元所藏的一器，銘文完整，共92字。陳氏所藏一器，銘文「皇祖文考」句脫「祖」字，器主的自稱第二次出現時省去「伯」字而作「曾」，余同阮器。已發現的銅簠銘文以它們為最長。所以曾伯簠的重要性雖然跟陳氏所藏的毛公鼎不能相比，但確實還是值得視之為「寶」的。

陳介祺藏曾伯簠蓋（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陳氏所藏的有銘文的周代銅鐘頗多，因此又有「十鐘山房」的齋名（見圖一：鈐有「十鐘山房臧鍾」印的楚公鍾拓本。「臧」通「藏」）。他所編的古印譜就以「十鐘山房印舉」之名行世。據陳氏曾孫陳育丞所寫的《簠齋軼事》，陳氏藏鍾較重要的有十一件，即邢人鍾（亦稱井人鍾）、鍾（二器）、兮中鍾、己侯鍾、楚公鍾（三器）、虢叔旅鍾、古奇字編鐘（即《兩周金文辭大系》所謂者鍾）、許倪編鐘（即《大系》所謂兒鍾。「許倪」為銘文中「兒」二字之誤釋，「兒」前一字近人或釋為從「辵」從「乘」之字），「舉其成數顏其室曰"十鐘山房"」 （《文物》1964年4期54頁）。此十一鍾除上舉最後一鍾外，後來都為日本泉屋博物館所購藏。濱田耕作編有《陳氏舊藏十鍾（泉屋清賞別集）》，出版於1922年。

陳氏所藏古印多達數千萬，因此又曾起「萬印樓」之名，所鈐古印譜有題《萬印樓藏印》者。

陳氏是收藏古陶文的第一人，其陶文拓片多鈐有專用的齋名印，「用"三代古陶軒"者，秦前文字也。用"寶康瓠室"者（引者按：康瓠為陶器名，見《爾雅·釋器》），兩漢文字也。??秦詔瓦量則用"古瓦量齋"、"集秦斯之大觀"識之」（陳繼揆《〈簠齋論陶〉序》，《文物天地》1994年5期12—13頁）。

陳介祺書法及「十鍾主人」印

陳介祺不但是大收藏家，也是極重要的金石學家，可惜迄今為止尚未看到能全面而深入地介紹他的學術成就的文章。

陳介祺的好友，編有《攈古錄》的另一山東著名金石收藏家，海豐（今無棣）吳式芬（字子苾，？—1856）【編按：陳新指出，吳式芬的生年為1796年，我在為1988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撰寫的「古文字學」詞條中（後修改為《古文字學簡史》，已收入本書），已將其生年注出。此處漏標，是不應有的疏失】，以「雙虞壺」為齋名。《雙虞壺齋印存》就是著錄其所藏古印的印譜。「雙虞壺」指吳氏所藏的兩件同銘的虞司寇壺，為周代虞國司寇伯吹所作（銘文摹本著錄於《攈古錄金文》二之三30下—32上，拓本見《金文總集》5768、5769）【《集成》15·9694、9695】）。

張政烺題耑《攈古錄》

與陳介祺同時並與陳氏也有交往的南方金石收藏家，浙江歸安（今湖州市）吳雲（號平齋，1811—1883），有「兩罍軒」的齋名，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兩櫑（同「罍」）軒印考漫存》等書。吳氏起這個齋名，是由於他收藏了兩件基本同銘的春秋時代的齊侯壺（近人稱洹子孟姜壺，器名雖提到齊侯但其器並非齊侯所作），並誤把壺當作罍的緣故（兩壺著錄於上引《圖釋》4、5，銘文拓本見《金文總集》5801、5802【《集成》15·9729、9730】）。

吳雲還曾以「二百蘭亭」為齋名，著有《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等書。這一齋名是由於他收藏了大量王羲之所著《蘭亭序》的傳刻本而起的。

吳雲像及自題齋名

行輩稍晚於陳介祺但與陳氏也有頻繁的書信往來的晚清著名金石學家，江蘇吳縣吳大澂（字清卿，1835—1902），同時也是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他的齋名「愙齋」來自他所藏的愙鼎。光緒二年（1876），吳氏購得一西周銅鼎，銘文中有「為周愙」之語。他讀「愙」為「客」，考定為微子入周后所作，名之為「愙鼎」，並以之名齋（此鼎即見於《金文總集》1207【《集成》5· 2705】的「眉王鼎」。從鼎的形制看，其時代應屬穆王前後，實非微子所作）。吳氏彙集所藏金文拓本並加以考釋的著作，就定名為「愙齋集古錄」。可惜此書在吳氏生前沒有完稿，吳氏死後才由門人整理成書，於191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不但內容不完整，而且還有整理者臆增之處。

吳大澂書法

吳氏又因藏有古代銅虎符等物，起了「十六金符齋」的齋名，曾輯有《十六金符齋印存》。（往期鏈接：人物▕吳大澂(一)；人物▕吳大澂(二)）

清末民初以來最重要的金石學家兼收藏家，浙江上虞羅振玉(字叔言，號雪堂，實為江蘇淮安人，上虞為祖籍，1866—1940)，很喜歡根據所獲古物(包括金石之外的書畫等物)來起齋名。他曾因「得宋高宗、馬和之唐風圖卷，顏所居曰"唐風樓"」(甘孺《永豐鄉人行年錄》2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 ，因「得北宋拓蘇書豐樂亭記……以"豐樂"名堂」(同上28頁)，因「得吳越投龍玉簡」「顏所居曰"玉簡齋"」(同上30頁)，因廣收古墓所出陶俑等明器而名所居曰「俑廬」(同上34頁)，因得赫連勃勃所建夏國之「大夏真興」錢而名所居曰「赫連泉館」(羅氏輯有《赫連泉館古印存》及《續存)》，方若《古化雜詠》誤以「赫連泉館」為「赫連泉舍」)，因藏有北朝初年寫本《大雲無想經》殘卷而題其居日本京都時所築書庫曰「大雲書庫」(上引《行年錄》44—45頁)，因得唐代元結「聱叟」硯而「以"聱硯"名齋」(同上86頁)，因藏有清列朝皇帝翰墨而以「宸翰」名樓(羅繼祖《庭聞憶略》64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晚年居旅順後，初因藏有漢石經魯詩殘石，「顏山居之堂曰"魯詩堂"」(上引《行年錄》105頁)；後因六經殘石皆備，遂易「魯詩堂」之名為「六經堪」(同上107頁。「堪」通「龕」)。又因先後得大小兩觿，皆商代物，而起「雙觿館」之名(同上107頁)。

王國維題羅振玉像

羅氏在民國初年輯有《磬室收藏鉨印》，又刻有「磬室」二字收藏印。晚年編有《百爵齋叢書》、《百爵齋名人法書》。「磬室」之名當因得殷墟出土石磬而起(器見羅氏所編《殷虛古器物圖錄》)。「百爵齋」之名當因藏有大量商周銅爵而起。

80 年代去世的著名古文字學家，遼寧海城於省吾(字思泊，1896-1984)，也曾收藏過不少先秦青銅器等古物。他所曾收藏的精品中有吳王夫差劍(見《雙劍誃古器物圖錄》上41【《集成》18?11637】) 和少虡錯金劍(《金文總集》7735【《集成》 18?11696】)，因此以「雙劍誃」為齋名(「誃」通「簃」,意為樓閣旁的小屋)。其著作名稱用此齋名的，有《雙劍誃吉金圖錄》、《雙劍誃古器物圖錄》、《雙劍誃吉金文選》、《雙劍誃尚書新證》、《雙劍誃易經新證》、《雙劍誃諸子新證》、《雙劍誃殷契駢枝》等書。

1983年於省吾與商承祚在香港

以今天的學術水平來看，上面所說的這類齋名，有的是有問題的。我們已經說過，兩罍軒所以得名的齊侯罍，其實應該稱為洹子孟姜壺。簠齋之名也有問題，因為歷來被稱為簠的周代銅器，據唐蘭等學者的研究其實是古書中所說的瑚。

問題最嚴重的，是以鑒定殷墟甲骨文而著名的、晚清金石學家兼收藏家王懿榮的齋名——「石渠瓦齋」。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石渠瓦齋藏瓦》（拓本）第一冊有王懿榮自序，記其藏瓦經過，謂「癸未（1883）得"石渠"半瓦，因以名齋」 （石渠閣為西漢宮廷中藏書之處，王氏認為所得為石渠閣遺瓦）。王氏所說的這個半圓形瓦當，其拓本見於此冊中，瓦上的文字不能釋為「石渠」，而應釋為「後（寢）」，當與同出的「孝大」半圓形瓦當合讀（見圖二：「孝大」、「後寢」二瓦拼合圖）。陳直《秦漢瓦當概述》有下引的「孝大、後寢」一條：

按：此兩半瓦從整范中列印分為兩瓦，當合讀為孝太后寢，不知所指為西漢之某太后。兩半瓦必同時出土，王廉生（引者按：「廉生」是王懿榮的字)曾得兩面，一九四五年，漢城(引者按：指漢長安城遺址)又出兩面，為余所獲。後寢，羅氏誤釋作後深(引者按:羅振玉《秦漢瓦當文字》1·30 下著錄此瓦，稱為「後深殘瓦」)，今訂正。(陳直《摹廬叢著七種》355頁，齊魯書社，1981)

其言甚是。

王懿榮藏拓

各家收藏印往往用古文字，所用之字有時也有問題。如吳雲「兩雷(罍)軒」印，誤以「輦」字充「軒」字(見圖三)。又如舊誤釋燕國貨幣、璽印文字中作下引之形的「安」字為「匋」(參看拙文《戰國貨幣考·八、燕安陽布考》，拙作《古文字論集》442頁，中華書局，1992)：

所見陶齋(端方齋名)收藏印中，「匋（陶）齊(齋)古匋(陶)」印前一「匋」字誤用上引「安」字第二形，後—「匋」字誤用其第一形。又有「匋（陶）齊(齋)所得」印，其「匋」字似是揉合一般「匋」字和燕國文字的「安」字而造出來的(見圖四)。

愙齋收藏印中，最常見的一種用愙鼎的「愙」字(見圖五：鈐有「(舊釋「簠」，實為「瑚」)齊(齋)（藏）古酉（酒）器」印和「愙齋」印的父辛觶拓本。此拓本當是吳大澂得自陳介祺的，「陳氏藏器」四字為吳氏所題)。這個字究竟能否釋作「愙」，近人尚有疑問，《金文編》就把它當作未識字收在附錄里（見中華書局1985年版1224頁)。這直接關係「愙齋」這一齋名的根據，已經不僅僅是印文用字正確與否的問題了。

文章來源：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第482—48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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