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張居正——《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讀後

讀韋慶遠先生（1928—2009）的《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暮日耀光：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我有兩個十分強烈的感受，一是對資料收集的高度重視，二是對人對事分析的鞭辟入裡，這兩者又是緊密相關的。

充分運用多種史料

正如徐泓先生在本書序中所說，這部著作既充分參考了《明史》《明實錄》《明史紀事本末》等「常見」史料，更引用文集、筆記、書信150多種，又引用地方志65種。文集、筆記、書信中的大部分，作者是張居正的同時代人；而地方志中，明代的有43種。這不僅僅是數字問題，而是表現韋先生對「史源」的態度。所以，讀這部著作時，好像是當時的人們說那個時代的故事。不僅如此，近代和當代中國學者的相關著作，日本、韓國學者的相關著作，也盡收眼底。通過這部書，大體上可以知道學界的張居正研究狀況和基本評價。

為了說明即使在「清算」時期，仍然有不少官員為張居正「仗義執言」，韋先生列舉了左都御史趙錦、翰林院左諭德于慎行、刑部尚書潘季馴、吏部侍郎陸光祖、湖廣副使駱問禮等人的奏疏。如果這算是「常見」資料，那麼在討論張居正與曾經的湖廣巡撫顧璘的關係時，所用史料則主要有：張敬修《太師張文忠公行實》、李選《荊州府知府中溪李先生元陽行狀》、徐學謨《徐氏海隅集》、傅維麟《明書》、朱懷吳《昭代紀略》、顧璘《息園存稿詩》、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以及張居正《張太岳集》中的《與南掌院吳初泉》《與文選李石塘》《答應天巡撫》《與南列卿王公》《與南掌院趙麟陽》《與操江王少方》《與南掌院周少魯》等書牘。

張居正將自己的會試下第解釋為：「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本業，而馳騖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為，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而韋先生認為，事實並非完全如張居正自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中舉之後，張居正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經世致用之學，而不屑於科場的八股。科舉失敗之後，他發現還是得回過頭來重新攻習不屑之經義，以取得功名，這樣才能進入官場，發揮自己的才幹。

為此，韋先生髮出感慨：「中國多少知識分子在燈前窗下皓首窮經，耗費半生甚至終生的時間精力以揣摩鑽研這種無用之學，無非是因為它與功名富貴密切聯繫在一起，無非是因為這是當時最主要的有望能顯親揚名的出路，故此自甘情願地投入帝王彀中。專制統治的意識網羅編織得如此周密，傳統的惰力又是如此強大，即使其後成為一代巨人的張居正也莫能自外。他也必須通過這條狹窄道路並用力敲開橫亘在前面的扉門，才能躋上政治舞台，扮演自己的角色！」這種解釋是符合真實張居正及明代現實的。不僅張居正是這樣，被稱為有明一代氣節、文章、功業第一人的王陽明（守仁）同樣如此。

精彩處處可見

這部著作寫的不僅是張居正個人，也希望展示當時的那個時代。因此，從體例上說，既是人物傳記，又不是單純的人物傳記。這也正是韋先生的長處，所以精彩處處可見。

對於徐階和嚴嵩的關係，特別是張居正在二人之間的周旋，以及張居正和高拱由生死之交到相互傾軋，韋先生都有合理的分析，而對於嘉隆之際政局的描述，更是精當：「在當時特殊複雜困難的局勢下，徐階是一個能巧為因應而且饒有幹才和業績的人物……但是，時代在發展，矛盾的性質及其解決對策亦發生變化。進入隆慶朝以後，朝野有識之士面對著自正德、嘉靖以來遺留下來的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爛攤子，已不僅僅滿足於適度補漏除弊，而迫切要求更新，各種主張改革的聲浪，正如開閘泄洪，波濤直下。徐階以及李春芳對於這些呼聲，先是愕然，後是茫然，甚至還有反感，無法接受急劇的再轉折，仍然謹捧著『恢復祖宗成法』的神幡以對付……而與此同時，高拱和張居正則採取截然相反的態度。高拱在其《除八弊疏》，張居正在其《陳六事疏》，都能高屋建瓴，分別提出一系列大（打）破常格，立足於變的方案，堅持變則通，通則興，絕不應再抱殘守缺。」

一代人管一代事，一個時代需要一代新的政治家。韋先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認為僅從權力角逐的角度理解高拱和張居正的上位、徐階和李春芳的出局，並沒有完整反映出鬥爭的實質內容。雖然並不否認其中的權力鬥爭因素，卻不應該僅限於權力鬥爭，還應有更深刻的政治內容。韋先生指出，隆慶內閣成員之間不僅有政治理念的不同，也有意識形態和學術上的對立，這既是政見上分歧的折射，也是導致政治分野的重要原因。以徐階、李春芳、趙貞吉三人為主要代表，尊奉在陸九淵「心學」基礎上發展過來的「陽明學」；而另一方則是口頭上尊崇孔孟之道、實際上服膺法家學說的高拱和張居正，二人都尊崇實學。而「張居正和徐階的關係更為微妙。一方面，兩方相處，從未公開出現過任何裂痕，總是互相表示關懷、推崇和器重；但另一方面，在政治綱領和學術方向上，本來就隱藏著涇渭分明的歧異」。進入隆慶朝之後，面對新的局面，或厲行改革以辟新路，或修補舊制以求因循，二人開始分道揚鑣。

在展示人物風貌、時代特色的同時，韋先生處處表現出人文關懷，正如他自己所說：「史家大端，在善善惡惡，『美惡不掩，各從其實』。」但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所以他特別說道：「筆者極願秉承不誣不諛的原則，能從多層次多側面以論述本書傳主張居正。但在思考和寫作過程中，在評估和判斷一些複雜聚訟問題時，也存在著害怕掌握不準的困惑，深感功力不逮。」另一方面，韋先生治史的立場是鮮明的：「歷史最多情，它對於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有利於人類社會進步的人和事，都會給予應有的肯定和表彰；歷史又最無情，它對於一切禍國殃民，逆乎潮流發展，一切奸佞污穢的人物和言行，都將給予態度鮮明的揭露和批判。」

正是因為既有這種「如履薄冰」的態度，又注入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強烈的家國情懷，這部著作不但得到學界好評，而且具有良好的社會反映。徐泓先生稱之為「自有為張居正立傳以來，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惡不掩，各從其實』的巨著」。對於這些評價，我深有同感。

個別細節有待處理

由於體量龐大、內容繁多，儘管韋先生力圖「從多層次多側面以論述本書傳主張居正」，但在一些細節問題上，仍然沒有處理得很清楚。

比如，嘉靖十九年（1540），十六歲的張居正在湖廣鄉試中舉；嘉靖二十六年，張居正二十三歲時中進士。從舉人到進士，中間有兩科會試，即嘉靖二十年、二十三年，各種記載只說嘉靖二十三年的那一次，張居正會試下第，但嘉靖二十年即中舉人之後的那一年，張居正是否參加了會試，張居正自己沒說，各種資料都沒有交代，我希望能在韋先生的這部著作中看到解釋，但也沒有。

特別是傳說最廣、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關於巡撫顧璘故意不讓十三歲的張居正中舉的故事，韋先生排列了許多資料，卻並沒有真正梳理清楚：一，張居正是為秀才的當年還是第二年到武昌見巡撫顧璘的？二，他這一年來到武昌，是為了見顧璘還是參與鄉試？三，他是否參與了那一次的鄉試？四，他是否真的本應錄取，卻因為顧璘的愛才，阻止了他當年中舉？

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是因為朱東潤先生的《張居正大傳》（開明書店1945年版）特別渲染了這件事。此事不但為明史學界所熟知，而且為喜歡明朝歷史、關心張居正的圈外朋友所熟知。我認為這件事漏洞百出，希望看到韋先生的解釋。韋先生根據張居正之子張敬修的《太師張文忠公行實》說張居正在嘉靖十五年為生員即秀才，卻沒有注意到其後又有一句：「明年，就省試。」由於忽略了這一句，所以韋先生寫道：「嘉靖十五年（1536），居正在被錄取為生員後，即在當年秋天來到省城武昌參加鄉試。」但是，嘉靖十五年並非鄉試年，鄉試是在第二年即嘉靖十六年。而韋先生列舉出來的材料，只能說明顧璘對張居正的器重和張居正對顧璘的感謝，並不能落實張居正參加了嘉靖十六年的鄉試並且考官準備錄取卻被顧璘阻止。恰恰相反，如果顧璘真正阻止，倒是不合情理，誰能保證張居正下次就一定能中？

再如，張敬修《太師張文忠公行實》和李選《荊州府知府中溪先生元陽行狀》，在張居正入官學為生員時的記載上有矛盾。當時，荊州知府到底是張敬修所說的李士皋，還是李選所說的李元陽？韋先生髮現了這個矛盾，但沒有落實，只是加了一個附記，「供參考」。如果查閱《荊州府志》，這一問題應該可以解決。

在一部80萬字的大書中，存在這些細微的問題，按理來說不足為怪。但是，因為這是張居正一生中帶有傳奇性的事件，關注度太高，所以還是有定論或者合理的解釋更好。

日復一日搜集整理材料

韋先生在「後記」中，以這樣一段話作為全書結束語：「本書定稿之日，恰好是自己年屆七十之期。時間是非常寶貴的，我應該更加努力工作。」

多年前初讀此書時，對這句話完全沒有感覺，但這一次重讀，卻不禁感慨，按中國傳統的演算法，我也年屆七十了，但並沒有韋先生那種時間非常寶貴、要更加努力工作的想法。這大概是我們這一代人，確切地說，應該是我這類人與韋先生的最大差別，使命感沒有他那樣強烈。當然，即使韋先生那一代學者，像他那樣精力充沛並富有使命感的，也並不是太多。

韋先生有不少學術頭銜，並被多家國內外知名高校如哈佛大學、牛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台灣政治大學等聘為客座教授或研究員。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沒有擔任什麼「行政職務」，所以也沒有辦法或者根本不屑於調集人力物力去「拿大項目」「出大成果」「得大獎項」。即使在成名之後，他仍然像一個檔案館的普通工作人員、工廠的普通「一線工人」，日復一日地在檔案館和圖書館搜集、整理材料，然後親力親為地完成自己的著作。由於珍惜時間、努力工作，所以韋先生在完成這部著作之後，2005年又出版了《澳門史論稿》。特別是在他80歲時，又出版了比《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篇幅還大的歷史小說——《正德風云：盪子皇帝朱厚照別傳》（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這種精神，既令人欽佩，又令人汗顏。

清人劉獻庭稱：「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這大概是後人給予張居正的最高評價。鄒元標因彈劾張居正而被廷杖，雖然落下後遺症，卻堅持為張居正平反，他對張居正有八個字的看法：「功在社稷，過在身家」，或許可以說是相對客觀的評價。雖然眾說紛紜，但對於張居正的總體評價，其實並不難，關鍵在於時代和立場。當國家承平，強調社會的自由與開放、強調自我約束和道德恪守時，對張居正一般是批評的。而當國家危亡，需要有人義無反顧、挺身而出，挽大廈於將傾、拯社稷於將覆時，對張居正一般是讚揚的，因為社會需要張居正這種想辦事、能辦事的人。

對張居正的研究、對他的不同評價，將長期存在。不管後人怎麼評價，張居正還是那個張居正，那個只辦利國利民事、不計身前身後名的張居正。

（作者系江西師範大學資深教授、江西師範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明史學會原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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