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研究邊界向文化方向拓展

隨著社會科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文化學闡釋及文化社會學研究已經從學科邊緣走向學術研究舞台中心。社會學的文化研究，倡導從社會學視野出發，利用社會學研究方法審視人類社會中的文化現象。有學者表示，社會學的文化研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合社會學研究領域長久以來存在的宏觀與微觀、社會結構與個體實踐之間的理論裂痕。

鞏固社會學學科地位

雖然在社會學創建之初，馬克思、塗爾干、韋伯等社會學家都從不同維度關注文化現象，但文化並沒有成為社會學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鄭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文化轉向一改將文化視為派生或邊緣現象的傳統偏見，將文化問題引入了西方社會學的核心思考。這一文化轉向，有效地將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引入了社會學核心論域，從而顛覆了由實證主義和實在論編織起來的、充滿本質主義色彩的世界圖像，同時使得人們不再迷戀於諸如絕對客觀性和絕對必然性這種形而上學的預設，進而促使人們開始正視經驗本身的不確定性，並將世界視為一個生成過程，而不是預定的事實。由此，文化不再只扮演某個次要角色，而是成為理解社會和世界的主導視角。這也意味著世界本身就是一個關係性的存在。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秋雲表示，社會學的文化轉向意味著社會學研究領域出現了三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第一，社會學從研究宏觀重大理論問題向研究社會具體問題和微觀現象轉型，社會學學科邊界得到拓展。當代社會研究中頗有影響的大眾文化研究理論和研究成果，也將被社會學吸納和融合。第二，社會學研究只有深入到具體的文化情景中，才能真正理解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和社會實踐的意義，才能鞏固和擴大社會學的學科地位和影響力。第三，當下傳統社會學研究中高雅與庸俗、「大傳統」與「小傳統」、大眾與精英的文化區隔，已經不再那麼意義鮮明，社會學將變成真正研究人的整體性科學。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趙利生告訴記者，社會學意義上的「文化」具有鮮明的雙維面向：在宏觀層面，文化與社會結構密不可分；在微觀層面，文化則與普通人的日常實踐息息相關。社會學意義上「文化」概念的雙重指向，意味著文化社會學研究能夠為理解社會提供一種更為豐富和立體的視角。藉助文化的稜鏡，既可以理解構成社會的總體性「骨架」，又可以深入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探究個體日常實踐的動因、過程及意義。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肖文明認為，文化轉向與文化社會學的興起，可以重新喚起人們對社會生活意義的關注，有助於人們更好地認識社會生活，並在此認識過程中豐富人們自身的意義世界。就當代中國而言，我們所倡導的「文化自信」，應建立在相當程度的「文化自覺」之上。文化社會學將有助於促進「文化自覺」，並在此基礎上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理論指引。

量化研究方法面臨挑戰

社會學意義上的「文化」不僅包括經驗世界中可見的生活方式、制度規範和行為準則，還包括內化於個體心靈結構之中的主觀經驗和慣習。趙利生表示，文化內部的關聯原則並不依賴單一的因果關係，而是寄寓於特定的情感、思想、信仰和價值。非因果性的關聯原則造就了「文化」特殊性、多樣性與複雜化的特徵，而這些特徵往往難以被強調普遍性和清晰化的量化研究所捕捉。這可能是單純量化研究在研究文化時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另外，主觀意義上的文化雖然不可見，卻為個體的日常實踐賦予了意義、確定了方向。因此，在質性研究的框架內，對生活世界中個體的日常實踐展開「事件—過程」分析，可能會更為準確地理解隱藏於日常實踐背後的文化意義之網。

鄭震認為，文化轉向和時空轉向、關係轉向是共屬一體的，它意味著一種範式的轉變，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對社會學方法論的衝擊。畢竟，文化的價值多樣性和多變性導致人們不可能對其進行量化分析和研究，價值標準的多樣化使得尋找一個統一的量化標準是徒勞的，以至於社會學的定量統計，往往只是建立在一些虛構的同質性假設之上。在他看來，不能認為定量研究對於文化世界毫無意義，諸如社會行動的頻次之類的數量特徵，的確為有限的量化統計提供了可能性。但這顯然不是對文化本身的量化，而是對意義關係的行動表象的量化。同時，這樣的量化研究必須與對錶象背後意義的理解相結合，後者儘管缺乏定量研究的精確性，卻能夠以定性研究的方式，幫助人們更好地領會社會世界的因果關係。這也許並不能為我們提供精確預測的工具，卻可以幫助人們理解和解釋社會事件的時空性特徵，而任何定量研究建構的相關性，只有在這樣的思路中才能減少其虛構的危害，並充實其合理性。

一般來說，研究方法只是社會學家分析、理解和解讀社會現象時使用的工具，具體使用量化分析的方法還是使用質性研究方法，要視具體的研究論題而定。孫秋雲認為，由於文化社會學的研究牽涉大眾文化和新媒體文化，個體之間由於審美觀、價值觀和個性的不同，看法也會有較大的差異。因此，質性研究方法中的詮釋學方法、現象學方法、民族志方法、建構主義方法以及參與式研究，對於文化社會學確實具有重要意義。

肖文明表示，如何對意義進行一種深度的闡釋，並揭示人們所謂的文化或者意義的實質內涵，或許是量化研究方法面臨的巨大挑戰。在這方面，質性研究或許有更多的優勢，更能提供一種對於意義的「深描」。

推進本土化研究

關於未來如何推進文化社會學研究，鄭震表示，社會學關注的社會現象並不是所謂的主體和客體，而是非實在的社會關係本身，克服主客體二元論並建立起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關係主義的世界觀，也許正是文化轉向的社會學的進步之道。一種非二元論的關係社會學，恐怕才是對文化轉向的社會學意義更為精準的詮釋，而這也就激活了中國傳統思想中非二元論的價值。如何在東西方對話的語境中重建社會學的思維範式，無疑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而要推進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和世界化，在這裡似乎可以找到一個有效的切入口。

趙利生建議，首先，要推動文化社會學的本土化構建。當前，中國文化社會學研究沿用的主要範式仍來自於西方，但西方文化社會學的諸多理論在多大程度上與當前中國的現實情境相契合，依然值得商榷。因此，本土化可能是當前中國文化社會學面臨的主要任務，也是重要的推進方向。其次，推動文化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交叉與融合。注重引入人類學特有的田野工作方法，通過細緻的民族志書寫，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呈現、理解和闡釋文化及其變遷，這可能是當前文化社會學研究潛在的推進方向之一。最後，促進文化互動、交融與整合。在社會流動性日益增強的背景下，更好地在民族與區域文化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樑，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繁榮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當前文化社會學應關注的另一重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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