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的皮囊下卻有著有趣的靈魂！他究竟是千古罪人，還是千古以來難得的名相？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鐘山，追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 ，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弔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1、陳說政事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認為癥結的根源在於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於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並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仁宗並未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2、懇辭入朝

此後，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願出仕。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

宋英宗在位時期（1063年—1066年），屢次徵召王安石赴京任職，他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

3、新舊黨爭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皆被罷出朝廷。其後，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並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後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複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

4、病逝江寧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哲宗即位後，加王安石為司空。

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等到自己聽政後，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於江寧半山園。

紹聖元年（1094年），章惇執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謚號「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後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於廟廷。

軼事典故

1、三不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話並不是王安石所說，卻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將它歸到王安石名下。「天變不足畏」指的是對自然界的災異不必畏懼；「祖宗不足法」是指對前人制定的法規制度不應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對流言蜚語無需顧慮。後世對這三句話多加褒獎，認為它表達了一位改革家無所畏懼的精神態度。王安石正是以這種精神毅力來頂住一切壓力、排除一切阻力，堅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2、清廉樸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沒準備。蕭公子心裡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後，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并勢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佔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社會經濟發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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