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溫暖的愛著，認真的生活

汪曾祺：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著有《邂逅集》《受戒》《大淖記事》《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溫暖的愛著，認真的生活

痛苦必定是走在任何快樂之前的。痛苦總是先行的。因為，從生命力的持續不斷的提高中，除了由於高興而導致更快地死亡，還會有什麼別的結果呢？這種生命力本是不能夠提高到超現某種限度的。也沒有一種快樂能直接跟隨著另一種快樂，在一種快樂和另一種快樂之間必定夾著痛苦。生命力的一些小小的阻滯連帶著穿插其間的生命力的提高，這種提高構成我們誤以為是一種連續的舒適感的健康狀態。

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在其中我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舍此就會進入無生命狀態。逐漸消失的痛苦產生不了強烈的快樂效果，因為這過程覺察不到。因此，感到自己的生命，覺得快樂，無非就是感到自己被不停地驅動著從當前的狀態中走出來（因而這狀態必定也同樣是一種經常回復的痛苦）。由此也說明，對於一切注意他的生命和時間的人（即有教養的人）來說，無聊是一種壓抑人的甚至可怕的重負。因為那窮奢極侈的人嘗試過一切方式的享受，對他來說不再有什麼新的享受了。正如巴黎人談到英國勛爵摩丹特時說的：「這些英國人弔死自己是為了消磨時間。」在心裡所知覺到的感覺的空虛激發起這樣一種恐怖（空虛的恐怖），彷彿是預感到一種緩慢的死亡，它被認為是比由命運來迅速斬斷生命之線還要痛苦。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用快樂來縮短時間也被視為同類的事情，因為時間度過得越快，我們就越感到精神爽快。例如在愉快的乘車旅行時，一次交往使3個小時在談話中快快活活地度過了。當下車時，如果其中有一個人看看錶，就會高興地說：「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了！」或是：「時間過得多麼快啊！」

相反，如果人們對時間的注意並非對他所儘力擺脫的痛苦的注意，而是對快樂的注意時，他當然也就會惋惜每一瞬時間的流逝了，那種很少變換觀念的交談被稱為無聊的，正因此也是煩人的，而一個逗樂的人即使不被看作一個重要人物，也被看作一個可愛的人物，只要他一走進房間，所有在坐的客人就都面目生輝，像從重壓之下解放出來那麼快活。但是，一個人在整個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裡都用無聊來折磨自己，以至於每天都度日如年，但在生命結束時卻抱怨生命的短促，這種現象又該如何解釋呢？可以通過和一個類似的考察相類比來尋找其原因：為什麼德國的里（不要誤解為正規的里或帶路碑的里，如俄里）離都城（例如柏林）越近就越短，而越遠（如在波莫瑞）就越長，這是因為，當看見的對象（如村莊和農舍）很充實時，就在記憶中產生出走過了一長段距離，因而也為此花費過更長時間的錯覺；而在後一種情況下所看到的東西很貪乏，只留下了很少的記憶，因而就作出了路程更短而時間也比鐘錶所指示的更短的，結論。同樣，以各式各樣變化多端的工作標誌著整個生命的那些階段，其總體會給老年人激起一種想像，覺得所經過的生命時間比按年代計算所確定的要更長久，而為了實現一個偉大抱負去進行按步就班、勇往直前的工作，結果就充實了時間（工作延長生命），這是使自己生活快樂但又滿足於生活的惟一可靠的手段。

「想得越多，做得越多，你就活得越長久（哪怕是在你自己的想像中）。」生活就會以這樣一種心滿意足而結束。那麼，在生命期間的心滿意足又是怎樣的呢？這種狀態是人所達不到的，無論是在道德的立場上（由於為人正派而對自己滿意）還是在實用的觀點上（對他自認為是靠熟巧和聰明所掙得的舒適感到滿意）都達不到。大自然在他身上放進了痛苦來刺激他的活力，使他不能擺脫這種痛苦，以便不斷地向完善化邁進。而且，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對生活的最後一個階段的滿足也只能說是相對的（一方面是由於我們把自己與別人的運氣比較，一方面也是和自己相比較）卻從來也不是純粹的和完全的，在生活中變得（絕對地）心滿意足，就會是一種毫無行動的安息和內心衝動的平復，或是感覺到與之相聯繫的活力變得麻木。但這樣一種心滿意足與人的智性生命如此不能相共存，正如一個動物體內停止了心臟的跳動，如果沒有一個新的刺激（通過痛苦）產生出來則不可避免地導致身體的死亡一樣。隨遇而安雖然多半是一種氣質特點，但常常也可以是由原則而來的結果。例如別人用來稱呼伊壁鳩魯並由此對他進行誹謗的享樂原則，它本來是意味著哲人的永遠快活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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