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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超:史料的搜集、考證與運用——陳垣的治學經驗

本文想著重介紹陳垣同志在史學研究實踐中所總結的搜集、考證與運用史料的經驗。

在搜集材料方面,陳老提出要做到「竭澤而漁」。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系統地周密地調查研究,詳細地佔有材料。但是,真正要做到竭澤而漁,談何容易。那麼,他是怎樣做到這點的呢?

第一,他掌握了深厚的目錄學知識。陳老是靠自學成功的,目錄學著作就是他的入門老師。他自小讀了張之洞的《書目答問》,覺得這是個門路,就漸漸學會按著目錄買自己需要的書看。以後他還進一步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青年時代就讀了好幾遍。他認為研究和教學,要「從目錄學入手」,「目錄學就好象一個賬本,打開賬本,前人留給我們的歷史著作概況,可以瞭然。」掌握前人提供的目錄學知識,固然重要,但他不滿足於此,幾十年來,他自己在目錄學方面作了許多工作,寫了許多寶貴著作。隨著史學研究工作的發展,對目錄學的要求越來越高。陳垣提出要改良工具書,要編各種類型的書目、篇目和索引。沒有現成的目錄、索引,他就自己動手,在研究每一個專題以前,一定先把有關的目錄、索引編製出來。這些目錄、索引,也為當時許多史學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第二,他具有勤於搜訪和虛心求教的精神。陳垣經常告誡後輩,研究不能只靠目錄,而必須閱讀原書,勤於搜訪。他搜集材料,真有入虎穴得虎子的精神。一九二三、二四年,他為了研究道教史,「將《道藏》中碑記,及各家金石志、文集,並藝風堂所藏拓片,凡有關道教者,悉行錄出,自漢至明,得碑千三百餘通」,編成《道家金石略》一百卷。全書約八十萬字,是道教史料的一次大結集。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他查閱《嘉興藏》的情況。三十年代,他發現北平某處藏有從未被人利用過的《嘉興藏》。但這套佛藏不能借出,只能在該處翻閱。而藏書的地方又非常陰暗潮濕,蚊子很多。他為了探尋這座史料寶山的奧秘,帶領助手,每次在事前服用瘧疾預防葯,親自前去查閱。他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將全藏閱讀一過,搜集到了大批僧人的語錄,在著名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一書中充分加以利用。陳寅恪先生為該書寫的序言說:「寅恪頗喜讀內典,又旅居滇地,而於先生是書徵引之資料,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羅之勤,聞見之博若是。」除了自己勤於搜集之外,陳垣還非常注意虛心向內行求教。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他在編撰《中西回史日曆》和《二十史朔閏表》這兩部著名的工具書時,曾向研究曆法的人求教,並請胡適代他查閱有關西曆的外文資料,胡適在一九二五年二月曾有一封長信回答他的詢問。一九三三年,他作《元秘史譯音用字考》,自己雖然不懂蒙語,但多方向蒙語專家請教,終於寫成了這部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

第三,他精益求精,永不滿足。《釋氏疑年錄》是陳老編撰的一部工具書,根據此書不但可以檢查自晉至清初二千八百名僧人的生卒年,而且由於書中對每一個僧人都註明所據材料,也為研究這些僧人的史跡提供了重要線索。他為編撰這部工具書,共引書幾百種,費了多年時間。一九三九年,正當這部十二卷的著作整理完竣、即將付印的時候,又發現了《嘉興藏》。他根據新得的材料,毅然將該書第十一、十二兩卷全部改作,使它更加充實和準確。《元也里可溫考》是他的第一部宗教史著作,也是他元史研究的第一篇論文,一九一七年初次發表時,立即引起了中日兩國學術界的注意。但他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間,即將此文增訂了兩次,材料比初版增加了一倍。從這以後,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十幾年中,他仍不斷修訂,有新材料隨時補入校訂本中,並且註明:「輯論文集時應采此本。」

史料並不等於史實。搜集到了豐富全面的史料以後,必須加以考訂,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陳老很注重考證史料。

第一,他強調要弄清楚史料的源流。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一書中,他批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關於《廣弘明集》的提要時說:「《提要》又引《神僧傳》六,稱道宣為僧祐後身。按《神僧傳》乃明初撰集之書,其道宣傳全采自《宋高僧傳》十四,《宋高僧傳》《四庫》著錄,《提要》何以不引宋傳而引明傳,可知其隨手翻檢,未嘗一究史源,實為疏陋。」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書中,談到大道教第九代祖師的名字時,他批評《元史類編》、《元書》沿襲《元史·釋老傳》的錯誤,仍稱為張志清;肯定《新元史》作者能「探究史源」,根據吳澄、虞集、宋濂三家的記載,改為張清志。因為《元史》關於張清志的記載,本來是根據吳澄的《天寶宮碑》和虞集的《岳德文碑》。

第二,他又告訴我們,即使探究到了史源,找到了最早的記載,也未必可靠。產生這種情況,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種原因是,現存的最早記載,不一定就是這一事件的原始記載。德沛是雍正乾隆間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袁枚著《和碩簡親王碑》,是德沛碑傳中刊布最早的,但錯誤極多。許多人著德沛傳,都根據袁枚所著碑文,以訛傳訛。因此,陳垣有「史源不清,濁流靡已」之嘆。另一種原因是,作者記載時為自己的利害愛憎所左右。他在《通鑒胡注表微》中舉了兩個例子。史書對漢末杜畿在河東的政績,有誇大溢美之處;而對三國時曹魏的令狐愚,又有毀謗之詞。胡三省在注《通鑒》時指出,杜畿是杜恕之父、杜預之祖,「杜氏仕於魏晉,累世貴盛,必有家傳,史因而書之,固有過其實者。」令狐愚則是王凌的外甥,與王凌同討司馬懿失敗,對令狐愚的謗詞,乃是「晉人作魏書所書云爾」。因此,陳垣一再指出:「讀史必須觀其語之所自出。」

第三,他指出:「考史者遇事當從多方面考究,不可只憑一面之詞」。在《湯若望與木陳忞》這篇文章中,他根據湯若望的回憶錄與木陳忞的《北游集》以及《續指月錄》等材料,論述清初天主教與佛教的關係,以及順治帝的思想。湯若望是耶穌會派到中國來的傳教士,木陳忞則是清朝的國師大和尚,《續指月錄》也是僧人的著作,而中西、佛耶兩方面的記載,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如順治的所謂「龍性難攖」(固執狂暴)以及他曾經剃髮等等。陳垣認為這種記載是可靠的,「因為兩家史源,皆各有根據,不是彼此抄襲的。」

第四,他在《通鑒胡注表微》的考證篇中,比較集中地講了考證的具體方法。一、理證:即用常理判斷某些史料的真偽。二、書證:即用當時的文件如詔令、法律等作為證據。三、物證:即「以新出土之金石證史,所謂物證也。」四、實地考察。

將經過考證的材料,加以精心的選擇和嚴密的組織,用儘可能完善和恰當的形式寫成論著,就是陳垣所說的「聯綴成文」。他比較注重史學著作和文學著作的區別。他在《全謝山聯姻春氏》一文中說:「隨筆雜記之屬,有裨於史學,然史學重考證,如只憑記憶,或僅據所聞,漫然載筆,其事每不可據。」即是說,史學著作必須有根有據,不能憑道聽途說,更不應隨意發揮,否則不能成為信史。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中,他更明確提出「史家之法」和「文家之法」的區別,強調史學著作不能因文害史。當然,他也不是認為史學著作就可以不注重文采。他的許多著作,在注重科學性、真實性的同時,也力求做到使人讀起來有趣味。例如,他的《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前言,就是一篇優美的散文。「遠望縹緲,容態轉真,窟別異形,無有複製。至於裸體神女,振翮凌空,寶相莊嚴,拈花微笑,則極畫像之奇觀,盡人工之能事矣。」對雲岡石窟藝術的這些描寫栩栩如生,讀來琅琅可誦。陳垣寫文章總是以理服人,從來不故作高深,炫耀博學,而是深入淺出;從來不發空言,而是精鍊再精鍊,寧願把一篇論文濃縮為一條札記,而絕不把一條札記稀釋為一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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