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慶輝：近三十年來台灣地區《資治通鑒》研究述評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下簡稱《通鑒》）甫一問世，便享有極高的聲譽。歷代學者或注、或續、或補、或評，遂使研究《通鑒》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謂之「通鑒學」。近世以來，研究《通鑒》的文章可謂層出不窮。宋衍申《〈資治通鑒〉研究概述——為〈通鑒〉修成九百年而作》[]及湯勤福、李日升《近三十年來大陸地區〈資治通鑒〉研究述評（1983—2011 ）》[]二文曾細緻梳理了大陸地區《通鑒》的研究成果。翟清福《近四十年來台灣〈資治通鑒〉研究概述》[]曾就台灣地區1986年前的《通鑒》研究成果作過概述，此後近30年來，台灣學術界對《通鑒》繼續展開深入的研討，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有關《通鑒》的圖書近20種，其中專著近10種，此外還有一些簡介、選注、白話等類的書籍；發表有關論文近90篇。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通鑒學」的發展，本文就將分幾個方面對台灣地區有關成果作一評述。

一、《通鑒》的綜合研究

駱志伊《司馬光與〈資治通鑒〉》[]從《通鑒》的編纂、注釋與副產品、影響等方面論證《通鑒》是一部必讀的史學巨著。劉兆佑從文獻學角度詳述《通鑒》及其相關幾部書的成書經過、得失及版本等，對了解《通鑒》大有裨益[]。趙海濤《司馬光與〈資治通鑒〉》[]從司馬光編撰《通鑒》的緣起、過程、目的、內容、紀年、參考資料、文字運用等方面簡述這部「歷史教科書」，肯定其對歷朝歷代的社會影響是難以估計的。鄭志敏《文學本事——帝王的鏡子〈資治通鑒〉》[]簡述《通鑒》的修撰緣起、過程及優缺點，認為《通鑒》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中國文化，也可以借鏡為個人處身立世的基本原則。

朱重聖《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史學》[]指出《通鑒》集編年通史之大成，甄選史料之法眾多，其成功有賴多種條件；作者除肯定《通鑒》對中國史學的影響外，還就《通鑒》的紀年、書法及著錄史事等問題提出了看法。高進、林明惠《與時代緊密結合的史家：司馬光——由三個方面看〈資治通鑒〉蘊含的時代意義》[]一文認為《通鑒》的取材範圍、表現手法乃漸變的宋代史學潮流中的一份子；司馬光及其《通鑒》與宋代政治息息相關；司馬光個人因素如儒學與史家兩方面在《通鑒》中留下痕迹。作者認為司馬光對歷史的解釋態度謹慎，《通鑒》的價值很高，評價《通鑒》不能求全責備。

此外，近年台灣還重印了《通鑒學》、《資治通鑒索引》、《中國名著選譯叢書·資治通鑒》、《新校資治通鑒注》、《資治通鑒今注》、《資治通鑒：帝王的鏡子》等一批頗有助於學的著作。 []

二、《通鑒》的考訂方面

台灣學界對《通鑒》進行時間、史料、版本、取材、體例等方面校勘、考訂，近30年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孫鐵剛詳考《通鑒》中戰國史的年代問題，提醒讀者採用《通鑒》戰國部分史料時需仔細考辨，以免發生錯誤。 [11]林礽干《通鑒陳紀糾謬》[12]將《通鑒·陳紀》與相關正史對勘，得朔閏差舛、段落倒置、稱謂歧出、義例不一、記事失實、載述脫誤、及官爵、地名偽謬、與夫姓氏、世系顛亂者，凡246條，每條咸加按語，一一析而辨之。朱振宏《吳玉貴〈資治通鑒疑年錄〉補遺》[13]在吳書基礎上，對《通鑒》及吳著《疑年錄》中錯誤、疏漏之處做進一步修訂、補充，得出80餘例，使《通鑒》紀時研究更進一步。此外，李承宗、邱亞欣、王詩婷、李光耀等分別就《通鑒》部分卷帙史料加以校讀[14]。

吳哲夫《元興文署〈資治通鑒〉版本問題疑辨》[15]重新審視歷來將元代興文署作為胡注《通鑒》最早之印本的看法，認為《王盤序》文乃後人偽作，確定元興文署並無能力刻印大書，胡注《通鑒》的祖本，乃是元代福建地區的出版物。林保全《〈資治通鑒·周紀〉引秦孝公史源考——兼議司馬溫公擷取刪削史料之優劣得失》[16]一文考察《〈通鑒·周紀〉引秦孝公》史源集中於《史記》、《戰國策》中，也有如《韓非子》、《呂氏春秋》、《商君書》、《新序》、《淮南子》等書。 《通鑒·周紀》將《史記》散於各處但年代相關的史料濃縮而繫於一處，頗便觀覽，但也存在幾例明顯不當之處。曾名郁《〈資治通鑒〉編年體體例研究》[17]按「年號」、「朝代」、「星歲紀年」三種時序體例分時段論述《通鑒》之紀年問題，認為司馬光在既有的傳統史學、曆法中揉合出一種合適的體例。

三、《通鑒》的編修方面

對《通鑒》編修方面的研究歷來是個熱點。台灣學界的研究多集中在《通鑒》編纂者、編纂方法、史料來源、司馬光建構史料等方面。

任念祖《從新聞與歷史的關係談〈資治通鑒〉在新聞學上的價值》[18]認為司馬光編《通鑒》符合新聞的原則，《通鑒》為我國新聞的學術基礎之一。李美月《資治通鑒草卷分職考》[19]從《通鑒考異》及司馬光的書信、札子等資料中推論：《通鑒》草卷的助手劉攽纂修漢迄隨叢目及漢、魏長編和晉長編的一部分；劉恕完成部分晉長編和宋、齊、梁、陳、隨長編以及後五代叢目、長編；范祖禹負責唐叢目及長編。章群《通鑒唐紀引用筆記小說述論稿》[20]針對《通鑒·唐紀》引用筆記小說加以研究，試圖從中探討筆記小說與史學的關係，文中「通鑒唐紀引用唐代之筆記小說表」頗見功力。

盧奕璿《司馬光〈資治通鑒〉之「春秋」書法研究——以中晚唐為例》[21]認為司馬光透過多種手法「據事直書」，在尊王與大一統、正名與禮治思想、夷夏觀、識微慎始等方面，繼承發展「春秋」書法之「義理」。林雅琪《司馬光〈資治通鑒?唐紀〉與范祖禹〈唐鑒〉析論》[22]分述司馬光與范祖禹的關係、《通鑒?唐紀》與《通鑒》之成書與差異，並嘗試論述二人史論差異產生的原因。姚彥淇《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增損隱括〈資治通鑒〉方法舉隅——以〈卷一〉為例》[23]探察比較二書同時期條目的詳略、異同、取捨關係，得出「增損隱括」並非只是形式上的文字修整，其中也有朱熹對《通鑒》的重新詮釋和對話。彭維謙《不同脈絡中的歷史文本之自動分析——以〈資治通鑒〉、〈冊府元龜〉及〈正史〉為例》[24]通過自動的方法，擷取資料中的關鍵詞，找出這些書之間文欄位落的關係；探討各書的編輯方法；最後建立資訊系統，通過文字和圖像化的呈現，給歷史學者研究提供方便。施寬文《〈資治通鑒〉資鑒法戒的敘事藝術》[25]參酌當代敘事理論與中國傳統史家敘事的實際情形，探討《通鑒》在資鑒法戒方面的敘事成就。

田浩《史學與文化思想：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重建》一文試圖從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選取與增添中，尋繹其別有風貌的論述模式。田文認為司馬光出於鑒戒的需要將己意鐫刻在史書中，《通鑒》中的諸葛亮形象乃司馬光重新建構出來的。張元《讀田浩教授〈史學與文化思想：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重建〉》肯定田文的意義和價值，但也認為探討歷史敘事者的意圖，不只是在一件件小事上加以「重構」，應盡量體會敘事者心中的歷史全域與表述觀點[26]。此外，封思毅《〈資治通鑒〉記載圖書文獻輯要》[27]別為「圖書」及「文獻」兩部，新制標題分類依紀年編排《通鑒》所記每一圖書及文獻，極便讀者窺見眾多當時政府及社會之活動現象及趨向。

四、《通鑒》中的戰爭與人事方面

陳秉貞《〈資治通鑒〉「官渡之戰」探析》[28]將「官渡之戰」作一完整的軍事分析，並由司馬光取材的態度來探討其用意。李仕寧《〈三國志〉、〈資治通鑒〉之比較——以淮南三叛為考察》[29]分別從時間的排序、事件的描述、政治和社會環境、體裁的差異方面對二書所記「淮南三叛」詳加比對，以窺測適時史家之心境。陳凱倫《兩〈唐書〉與〈資治通鑒〉論安史事件》[30]從史料淵源與史論嬗變的視角，探討三書對「安史事件」的史料取捨、載述方式與評價異同，得出「以史為鑒」的思想貫穿《通鑒》全書。江宜華《韓愈〈順宗實錄〉與〈通鑒〉卷二三六〈順宗紀〉之辨析》[31]除考察《順宗實錄》的編纂與版本流傳外，重在討論二書對永貞革新及二王八司馬的看法，至於韓愈與司馬光以褒貶善惡態度撰史，對王淑文有所貶抑，乃史家撰述時代性的表現。

張元以王敦之亂為例，探討了《通鑒》的敘述重點在注重人們內心活動。 [32]林靜薇《司馬光筆下的楊堅受禪》[33]比較《周書》、《隋書》以及《北史》中楊堅受禪的異同，分析指出《通鑒》巨細靡遺，採用這些史料時取捨略有不同。儘管《通鑒》在周隋政權轉移過程中並無「臣光曰」，然其字裡行間自有其微言大義。游思盈《史家筆下的霍光——〈漢書〉、〈資治通鑒〉之比較》[34]分別從霍光生平生平、輔政經過、家族命運及字句對照等方面論述二書中的霍光各有側重。李政翰《考查〈魏書〉與〈資治通鑒〉之異同——以北魏爾朱榮為例》[35]分別從體裁、態度、材料、筆法等方面細究二書中爾朱榮的異同，認為史家對史料細膩的考證功夫尤其值得重視。施寬文《〈資治通鑒〉人物形象之描寫技巧舉隅》分別從表情呈現、言談議論的表達、行為表現、他人評價、人物內心想法之表露與人物映襯等手法，舉例說明《通鑒》膾炙人口的真正原因在於高超的文學技巧與審美性。 《〈資治通鑒〉的王者類型及其形象塑造舉隅》指出《通鑒》在「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目的下，筆下那些鼎革、板蕩之際的王者有類型化的傾向。 《〈資治通鑒〉與新舊〈五代史〉之敘事寫人——以後唐庄宗紀為例》[36]一文以五代後唐庄宗李存勖之人事為例，將三書所記之事相互比較，得出司馬光在敘述史事時，不吝於採擷筆記小說中的相關史料，從而使人物的形象更加豐滿生動。

五、《通鑒》的思想方面

權重達《溫公史學對韓之影響》[37]側重闡發《通鑒》東傳以後對韓國學術、思想的影響，尤注重正統論與華夷觀在韓國的升華過程。張元《司馬光對東漢曹魏歷史的理解》[38]認為受學術思想與時代背景的限制，《通鑒》有關記載每多隱晦不明，某些看法不免稍有所偏。司馬光對東漢曹魏歷史的理解，頗受重禮輕刑觀念的影響。宋晞《司馬光史論》[39]認為「臣光曰」是司馬光貫徹「資治」目的之手筆，為《通鑒》的有機組成部分。司馬光的歷史哲學淵源於我國歷史悠久的傳統史學，同時與時代之背景、司馬光求真求實的個人修養有很大關係。崔京玉《唐宋史書的禮治思想：以〈通典〉與〈資治通鑒〉為中心》[40]設專章探討時代環境對《通鑒》修纂的影響，並分析總結《通鑒》對禮治思想的傳承。

王淑英《通鑒論贊選釋》擇論贊重要者11篇以概其餘，讀之略見司馬溫公修史之微言大義。鄭啟《通鑒論贊選釋》[41]認為《通鑒》的論贊乃精華之所聚，作者對其中頗值得重視的52首論贊扼要闡釋，備為關心治道者觀覽。張立平《司馬溫公通鑒臣光曰研究》[42]從溫公《通鑒》思想與文章入手，提示其特徵、評議其爭端、略述其影響。黃淑賢《司馬溫公之思想》[43]從司馬溫公《通鑒》等作品中得知，司馬溫公之思想以儒家為主，其間難免稍及佛老；政治思想主要表現在竭盡忠誠、舉孝廉薦等方面。陳榮照《論北宋史學的義理化趨向——歐陽修、司馬光史觀探析》[44]從學術史的觀點出發，分析歐陽修、司馬光在其史學著作里援理入史，強調以儒家的綱常倫理規範歷史，將「春秋筆法」注入史論，宣揚客觀求實的正統觀，同時注重以史為鑒，注意總結歷史的興衰得失。

王念西《〈資治通鑒〉的史觀——以北魏為例（西元261—534）》[45]認為司馬光對鮮卑拓跋氏的稱謂因其國力起伏而定。北魏自孝文帝朝後國勢日下，終至分裂，此一時期司馬光以南朝為正朔，恐怕有其「不得不」的苦衷。庄瑲逸《司馬光〈資治通鑒〉帝魏疏論》[46]就歷來學者帝魏尊蜀二事之議論入手，探析《通鑒》以魏紀年之因由，得出溫公於三國時帝魏純屬編年體史書不可無「歲、時、月、日」，故不得不依「漢傳於魏而晉受之」而進魏。吳漢松《三國的正統之爭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47]分析司馬光《通鑒》在三國時期用曹魏紀年自有其「正閏」。侯潔之《撥亂反諸正——從〈資治通鑒〉看司馬光的禮制思想》[48]認為司馬光極力闡發禮制的統御性與規範性，強調禮教治國的必然性，其禮制主張在《通鑒》中充滿了鮮明的政治色彩。王蕙芸《從〈資治通鑒·漢紀〉看司馬光對〈史記〉的看法》[49]以「漢武紀事」為界，將《史記》、《通鑒》加以比對，勾勒出司馬光對特定史事之意見，進而得知二司馬之異同。

六、《通鑒》的注釋方面

《通鑒》注釋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對《通鑒考異》、《通鑒胡注》、《通鑒胡注表微》三部著作的梳理。

張性如、劉光義曾分別就《通鑒》胡注中意有未安處予以質疑、糾謬，可謂用力極深、頗多見地[50]。張元《胡三省史學新探：簡論〈通鑒胡注〉與〈胡注表微〉》認為胡三省史學的中心思想不應用陳垣所謂民族氣節與愛國熱情來概括，《表微》借胡注而發己之論有牽強附會之嫌。 《表微》中呈現援庵先生的史學功力值得人們仔細研讀。此外《〈通鑒胡注〉中的「心」字》認為《通鑒胡注》中的「因事觀心」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方法，為我們進入歷史世界指明了道路[51]。胡楚生就陳垣《通鑒胡注表微》一書，歸納其「表微」之方法：（一）於考據之外以意逆志而求之；（二）於胡氏感慨古今史事中求之；（三）於胡氏直指為某事者求之；（四）於胡氏深加鑒戒處求之；（五）於胡氏借古人自況處求之；（六）於陳氏自身之感慨中求之。 [52]

李美月《通鑒考異引書考》[53]在崔萬秋、張須等前輩學者研究基礎上，分類詳考《通鑒考異》引書360種，將「通鑒學」研究更推進一步。逯耀東《司馬光〈通鑒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54]認為《三國志注》對魏晉的史書作了總結性的考辨，《通鑒考異》則對魏晉以來的史學著作，再一次辨其異同，以作為《通鑒》去取的依據。呂美泉《讀〈資治通鑒考異〉札記三則》[55]認為《通鑒考異》是司馬光和「二劉一范」的集體著作；《通鑒》參據書書目還應注意《通鑒》實際參據而《通鑒考異》未提到的書；《通鑒考異》創立的史料考異方法，除司馬光在《答范夢得》提出的三條外，還有參取、訂誤、闕疑三條。

七、《通鑒》的普及方面

除上述研究問題外，台灣學界還注重《通鑒》的普及工作。如《資治通鑒嘉言》、《古代中國的圖像長卷：資治通鑒》、《一次讀完資治通鑒故事》[56]這樣的書籍出版，《嘉言》選錄司馬光《通鑒》與畢沅《續通鑒》嘉言與警語七百條，頗有益於國家社會和世道人心；《長卷》不僅告訴我們《通鑒》的編輯團隊如何選取史料，還強調胡三省是怎樣解讀及註解《通鑒》的。 《故事》是《通鑒》的精要白話改寫版，作者依時代的先後順序共撰寫了100個故事，為讀者進入歷史寶庫的重要鎖錀。

頗值一提的是柏楊所翻譯的白話《通鑒》走在了台灣白話史籍出版隊伍的前列[57]。當然，此書也在台灣掀起軒然大波，讚譽者、批評者均占相當比重。讚譽者如蘇墱基認為柏楊先生靠他的毅力和承緒先賢的使命感窮十年之功所譯《通鑒》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一個嶄新的里程碑，對誘導國人了解歷史非常有意義；章維新認為從態度、體例、精神等方面看，《柏楊版通鑒》是一部用心翻譯的史書，乃進步的起點[58]；唐德剛《〈通鑒〉與我：從柏楊的白話〈資治通鑒〉說起》[59]認為飽學之士柏楊以其彩筆將《通鑒》譯成白話，是為中華民族子孫造福；財訊編輯部《〈柏楊版通鑒〉大功告成》[60]也肯定《柏楊版通鑒》存在的歷史意義。批評者如李明德舉例論證《柏楊版資治通鑒》錯誤之處，認為柏楊是走在地雷上，只有炸死一途；[61]呂應鐘舉例將《柏楊版通鑒》中不明的數則怪異天象解釋為幽浮（UFO，不明飛行物）；[62]孫國棟認為儘管柏楊先生精神、毅力可嘉，但《柏楊版資治通鑒》歪曲史實、違反學術良心處甚多，不僅不及「信」、「達」、「雅」的翻譯標準，還容易使讀者對中國歷史文化產生誤解。 [63]

談台灣的《通鑒》普及教育，不能不提愛新覺羅·毓鋆[64]以及張元先生。張元《如何閱讀〈資治通鑒〉》提出閱讀《通鑒》應該虛心、耐心、細心，讀者可以讀問題不少的《柏楊版通鑒》，但《通鑒》原著才更有滋味。 《〈資治通鑒〉的教學與檢討》以《通鑒》選讀這一大學通識教育為例，總結課程設計與課上討論，經典選讀在通識教育中仍需在改進中前進。此外還有《通識課程中的通鑒選讀》等文[65]。張元先生《通鑒》研究與教學方面貢獻良多，這些成果多集中在《讀通鑒談教學》、《老師讀通鑒》等系列文章中，限於篇幅，就不一一介紹了。

綜上所述，近30年來，台灣學界對《通鑒》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通鑒學」的發展，但仍舊存在明顯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選題集中、觀點類似，給人重複論述之感。

主要表現在《通鑒》的思想與編纂方面，儘管偶有較為新穎的觀點出現，但總體而言觀點大致相同，因此《通鑒》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很有必要。

第二，研究視角不廣，新的研究領域亟待拓展。

「《通鑒》史源研究是一個值得花大力氣去研究的課題，史源研究將會為其他研究提供堅實、可信的基礎，成為推動其他方面研究進展的動力。」[66]目前台灣學界《通鑒》的史源研究還很薄弱，尚需加強。此外，需借鑒政治學、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來拓展《通鑒》研究的新領域。當然，作為「東亞文化圈」中重要的一環，《通鑒》在周邊國家的傳播與影響也頗值得研究。

第三，缺乏通論性的著述。

崔萬秋《通鑒研究》與張須《通鑒學》奠定了「通鑒學」的研究框架，在學界引起較大反響，尤其《通鑒學》一書是迄今研究《通鑒》最為全面的著作。台灣學界對這兩部著作也予以重印[67]。自此以後，儘管出現了諸如李則芬《泛論資治通鑒》、張敬琪《通鑒研究》[68]這樣通論性的著述，然其過於偏激的結論則很難服眾。因此，一部有助於後學、品質上乘的《通鑒》通論性著述值得台灣學界去努力。

參考注釋：

[]宋衍申：《〈資治通鑒〉研究概述——為〈通鑒〉修成九百年而作》，劉乃和、宋衍申主編：《〈資治通鑒〉叢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湯勤福、李日升：《近三十年來大陸地區〈資治通鑒〉研究述評（1983—2011）》，《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4期。

[]翟清福：《近四十年來台灣〈資治通鑒〉研究概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11期。需要說明的是，氏著於1986年前的《通鑒》研究成果漏收者，筆者亦有所收。

[]駱志伊：《司馬光與〈資治通鑒〉》，《書和人》1985年第516期。

[]劉兆佑：《宋代編年類史籍考初編》，《「中央圖書館」館刊》1991年第24卷第1期。

[]趙海濤：《司馬光與〈資治通鑒〉》，《孔孟月刊》1995年第34卷第1期。

[]鄭志敏文，洪義男圖：《文學本事——帝王的鏡子〈資治通鑒〉》，《小作家月刊》1996年第3卷第7期。

[]朱重聖：《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史學》，《宋旭軒教授八十榮壽論文集》，台北：宋旭軒論文集編委會，2000年。

[]高進、林明惠：《與時代緊密結合的史家：司馬光——由三個方面看〈資治通鑒〉蘊含的時代意義》，《岡中學報》2014年第27期。

[]張須：《通鑒學》，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85年；佐伯富編：《資治通鑒索引》（影印日本同朋社），台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86年；李慶譯註、黃永年審閱：《中國名著選譯叢書?資治通鑒》，台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司馬光撰，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鑒注》，台北：世界書局出版社，2009年；李宗侗、夏德儀等校註：《資治通鑒今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1年；雷家驥：《資治通鑒：帝王的鏡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12年。

[11]孫鐵剛：《資治通鑒中戰國史的年代問題的初探》，《紀念司馬光與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12]林礽干：《通鑒陳紀糾謬》，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

[13]朱振宏：《吳玉貴〈資治通鑒疑年錄〉補遺》，《輔仁歷史學報》1999年第10期；又載《大陸雜誌》2000年第100卷第5期。

[14]李承宗：《〈通鑒〉卷一九五校讀》、邱亞欣：《〈通鑒〉卷二四四校讀》、王詩婷：《〈通鑒〉卷二四九校讀》、李光耀： 《〈通鑒〉卷二五三校讀》，《新北大史學》2013年第14期。

[15]吳哲夫：《元興文署〈資治通鑒〉版本問題疑辨》，《故宮學術季刊》2002年第20卷第2期；又載《應用語文學》2002年第4期。

[16]林保全：《〈資治通鑒?周紀〉引秦孝公史源考——兼議司馬溫公擷取刪削史料之優劣得失》，《思辨集》2006年第9集。

[17]曾名郁：《〈資治通鑒〉編年體體例研究》，《中正歷史學刊》2009年第12期。

[18]任念祖：《從新聞與歷史的關係談〈資治通鑒〉在新聞學上的價值》，《報學》1985年第7卷第5期。

[19]李美月：《資治通鑒草卷分職考》，《中山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

[20]章群：《通鑒唐紀引用筆記小說述論稿》，《東吳文史學報》1990年第8號；後收入章群：《通鑒及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21]盧奕璿：《司馬光〈資治通鑒〉之「春秋」書法研究——以中晚唐為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22]林雅琪：《司馬光〈資治通鑒?唐紀〉與范祖禹〈唐鑒〉析論（上）》，《中國語文》2009年第104卷第6期；《司馬光〈資治通鑒?唐紀〉與范祖禹〈唐鑒〉析論（下）》，《中國語文》2009年第105卷第1期。

[23]姚彥淇：《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增損隱括〈資治通鑒〉方法舉隅——以〈卷一〉為例》，《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2010年第35期。

[24]彭維謙：《不同脈絡中的歷史文本之自動分析——以〈資治通鑒〉、〈冊府元龜〉及〈正史〉為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2012年。

[25]施寬文：《〈資治通鑒〉資鑒法戒的敘事藝術》，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26]田浩：《史學與文化思想：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重建》；張元：《讀田浩教授〈史學與文化思想：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重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73本第1分。

[27]封思毅：《〈資治通鑒〉記載圖書文獻輯要》，《「國家圖書館」館刊》2007第1期。

[28]陳秉貞：《資治通鑒〈官渡之戰〉探析》，《歷史月刊》1999年第135期。

[29]李仕寧：《〈三國志〉、〈資治通鑒〉之比較——以淮南三叛為考察》，《洄瀾春秋》2005年第2期。

[30]陳凱倫：《兩〈唐書〉與〈資治通鑒〉論安史事件》，《問學集》2014年第20期。

[31]江宜華：《韓愈〈順宗實錄〉與〈通鑒〉卷二三六〈順宗紀〉之辨析》，《中正歷史學刊》1998年第1期。

[32]張元：《〈資治通鑒〉中關於人們心裡的描述——以東晉王敦之亂為例》，《宋旭軒教授八十榮壽論文集》，台北：宋旭軒論文集編委會， 2000年。

[33]林靜薇：《司馬光筆下的楊堅受禪》，《中正歷史學刊》2004年第7期。

[34]游思盈：《史家筆下的霍光——〈漢書〉、〈資治通鑒〉之比較》，《洄瀾春秋》2005年第2期。

[35]李政翰：《考查〈魏書〉與〈資治通鑒〉之異同——以北魏爾朱榮為例》，《洄瀾春秋》2008年第5期。

[36]施寬文：《〈資治通鑒〉人物形象之描寫技巧舉隅》，《孔孟月刊》2010年第48卷第5期；《〈資治通鑒〉的王者類型及其形象塑造舉隅》，《輔仁國文學報》2010年第30期；《〈資治通鑒〉與新舊〈五代史〉之敘事寫人——以後唐庄宗紀為例》，《輔仁國文學報》2013年第36期。

[37]權重達：《溫公史學對韓之影響》，《紀念司馬光與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另可詳參氏著《資治通鑒對中韓學術之影響》，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1979年。

[38]張元：《司馬光對東漢曹魏歷史的理解》，《東吳文史學報》1986年第5號；後收入《宋史研究集》第24輯，台北：編譯館，1995年。

[39]宋晞：《司馬光史論》，《紀念司馬光與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後以《從資治通鑒看司馬光史論》為題，收入宋晞：《宋史研究論叢》（第3輯），台北：文化大學出版部，1988年。

[40]崔京玉：《唐宋史書的禮治思想：以〈通典〉與〈資治通鑒〉為中心》，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1996年。

[41]王淑英：《通鑒論贊選釋》，《孔孟月刊》1986年第24卷第6期；鄭啟：《通鑒論贊選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

[42]張立平：《司馬溫公通鑒臣光曰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87年；《司馬溫公通鑒臣光曰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

[43]黃淑賢：《司馬溫公之思想》，《中國國學》1988年第16期。

[44]陳榮照：《論北宋史學的義理化趨向——歐陽修、司馬光史觀探析》，《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史學系，1996年。

[45]王念西：《〈資治通鑒〉的史觀——以北魏為例（西元261—534）》，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王念西：《資治通鑒的史觀：以北魏為例（261—534）》，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

[46]庄瑲逸：《司馬光〈資治通鑒〉帝魏疏論》，《中國文化月刊》2001年第258期。

[47]吳漢松：《三國的正統之爭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歷史月刊》2007第237期。

[48]侯潔之：《撥亂反諸正——從〈資治通鑒〉看司馬光的禮制思想》，《歷史月刊》2008年第240期。

[49]王蕙芸：《從〈資治通鑒?漢紀〉看司馬光對〈史記〉的看法》，《暨南史學》2009年第12號。

[50]張性如：《讀史探微——通鑒胡注質疑與漢丞相銜考據》，《台南師專季刊》1969年第2期；劉光義：《通鑒胡注糾謬——秦西漢部分》，《中國書目季刊》1977年第11卷第1期。

[51]張元：《胡三省史學新探：簡論〈通鑒胡注〉與〈胡注表微〉》，（韓國）《中國學報》1995年第35期；收入宋史座談會編輯： 《宋史研究集》（第28輯），台北：國編館，1998年。 《〈通鑒胡注〉中的「心」字》，《歷史月刊》2009年第265期。

[52]胡楚生：《陳援庵〈通鑒胡注表微〉中「表微」之方法例釋》，《興大人文學報》2007年第38期。

[53]李美月：《通鑒考異引書考》，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1982年。

[54]逯耀東：《司馬光〈通鑒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台大歷史學報》1997年第21期。

[55]呂美泉：《讀〈資治通鑒考異〉札記三則》，《中國文化月刊》2000年第239期。

[56]陳光天選輯：《資治通鑒嘉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1986年二版；張元導讀，謝祖華繪圖：《古代中國的圖像長卷：資治通鑒》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社，2011年；張靈慧：《一次讀完資治通鑒故事》，台北：海鴿文化，2014年；另有林素珍：《推薦一本好書——一次讀完資治通鑒故事》，《中國語文》2015年第117卷第2期。

[57]司馬光原著，柏楊譯：《柏楊版資治通鑒》，台北：遠流出版社，1993年。

[58]蘇墱基：《復活古籍——〈柏楊版資治通鑒〉誕生》，《新書月刊》1983年第2期；蘇墱基評介：《每月一書——〈柏楊版資治通鑒〉》，《光華》1993年第18卷第5期；章維新：《一個進步的起點——簡介一部用心翻譯的史書〈柏楊版資治通鑒〉》，《新書月刊》1983年第3期。

[59]唐德剛：《〈通鑒〉與我：從柏楊的白話〈資治通鑒〉說起》，《傳記文學》1984年第44卷第5期。

[60]財訊編輯部：《〈柏楊版資治通鑒〉大功告成》，《財訊》1993年第133期。

[61]李明德：《走在地雷上：評〈柏楊版資治通鑒〉》，《國文天地》1986年第12期。

[62]呂應鐘：《不是柏楊不懂——試釋〈柏楊版資治通鑒〉不明的天象》，《新書月刊》1984年第9期。

[63]孫國棟：《評〈柏楊版資治通鑒〉（上）》，《歷史月刊》1988年第4期；《評〈柏楊版資治通鑒〉（下）》，《歷史月刊》1988年第5期。

[64]愛新覺羅?毓鋆，著名儒家學者，創辦奉元書院，以私人講學，外界敬稱其為「毓老」。 「毓老」在台灣宣揚中華文化六十餘載，及門弟子逾萬人，卻述而不作，近年得門人整理之語錄、著作逐漸問世。徐泓先生講：「（毓）老師講授《資治通鑒》就要我們讀《歷代通鑒輯覽》，不但要讀文本，理解史事，還要讀乾隆帝批語。……老師又教我們讀王夫之的《讀通鑒論?敘論》。」參見徐泓：《奉元講錄總序》，《毓老師講學庸》，台北：「中華奉元學會」，2015年。此條承蒙台北大學歷史系蔣義斌老師提示，謹致謝意。

[65]張元：《如何閱讀〈資治通鑒〉》，《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1995年第3期；張元、許松源、陳冠華：《〈資治通鑒〉的教學與檢討》， 《通識教育》1997年第4卷第3期；張元：《通識課程中的通鑒選讀》，林素英、巫俊勛主編：《經典生活與通識語文教育》，花蓮：花蓮師範學院，2004年。

[66]湯勤福、李日升：《近三十年來大陸地區〈資治通鑒〉研究述評（1983—2011）》，《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36頁。

[67]崔萬秋：《通鑒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張須：《通鑒學》，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85年。

[68]李則芬：《泛論資治通鑒》，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張敬琪：《通鑒研究》，台北：流遠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來源：中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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