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聲國：清後期《儀禮》學的傳播與接受
在《儀禮》學發展史上,清代後期是一個以學術總結和轉型著稱的歷史階段。隨著書院講學的不斷繁盛,西方科技文化的傳入,傳統文獻刊刻事業的技術更新,民間禮學普及類讀物的不斷催生與漸次普及,晚清禮經學的傳播與接受出現了新氣象,較之《儀禮》文本的詮釋與再詮釋,顯得更趨活躍。
討論清代《儀禮》學的演變與發展歷史，儘管主要是圍繞出現的各類清代《儀禮》文獻開展研究，考察諸家學者關於《儀禮》的名物訓詁和儀節儀制詮釋等相關情況，辨析諸多流派的演變與發展脈絡，但同時也要探討《儀禮》學在具體現實社會的傳播與接受情況。就清代後期而言，當學術史上的乾嘉時代過去之後，特別是歷經了鴉片戰爭的社會動蕩之後，整個社會雖然處於一個激烈變革的階段，但就當時的學術潮流而言，學術界面臨的現狀是「傳統仍固而西學已漸，經學復興又新學蔚起」，經歷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新的『經世致用』的變化」[1]。對於《儀禮》學而言，也處於一個學術總結和轉型期，在士人和社會群體中的傳播，同樣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契機。清代後期的《儀禮》學傳播和發展，除了撰寫專門論著的形式外，更多是和當時圖書出版業的發展，以及各類學塾、書院盛行的講學之風聯繫在一起的。
一、文獻刊刻與禮學傳播
清代後期，出版界鉛印和原有的雕刻並行於世，由於西方的平版石印和凸版鉛印以及其他新技術、新設備不斷傳入我國，出版業的印刷更趨便利。較清代前、中期，此時所刊刻的各類經學文獻定價更低廉，也較易得。加之當時南方一帶戰火連年，清政府國勢日衰，民生凋敝，為了補充動亂中損失的書籍，避免士人無書可讀的凋敝現狀，一些地方官員「提出『及時振興文教，刊刻成本』的主張，並且奏請把『刊書』一事當做『亟宜興辦』之要務」[2]。在他們的倡導之下，從官府刻書機構到書院所設書局，從私家刻書到民間坊刻，無不致力於各類文獻的刊刻事業，包括《儀禮》學在內的各類經學文獻，迎來了歷史上的刊刻印刷黃金期，為禮學文化的普及和傳播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一）官方刻書
清代前、中期的圖書官刻工作主要集中在內府，然而到了嘉慶朝之後，武英殿刻書力量日漸衰落，殿本數量日趨減少，官家刻書的主體逐漸讓位給各省的官書局。同治二年（1863年），曾國藩進入安慶，以振興文化為名，創辦官書局，並延請洪全奎、莫友芝二人督理創辦書局事宜，選委一些積學名士分任校勘。後來曾國藩攻進金陵，又設江南書局。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曾國藩二任兩江總督，將書局正式命名為「金陵書局」。到第三年六月，曾國藩致信馬新貽總督將原私立金陵書局轉為官辦。此後不久，各省專設的刻印機構——「書局」相繼成立，主要包括：金陵官書局、浙江官書局、四川官書局、安徽敷文書局、山西官書局、山東官書局、直隸官書局等。這些官書局刻書，雖然所刊刻的書籍多是御纂、欽定的本子，但文獻則以經史類著作為主，其中不乏《儀禮》學著作，業已成為清代後期地方官刻書的主要代表。例如：
同治七年（1868年），金陵官書局（後改稱「江南書局」）刊刻有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一書，系《十三經讀本》之一種。光緒十二年（1886年），又重刻張氏此書。
同治十一年（1872年），山東官書局刊刻有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一書，其中附《監本正誤》一卷，《石本誤字》一卷。
光緒三年（1877年），湖北崇文書局刊刻有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一函四冊。
光緒七年（1881年），江蘇官書局刊刻有《讀禮通考》一書。光緒年間，還刻有《儀禮註疏校勘記》《儀禮章句》四冊等《儀禮》文獻。
此外，浙江、山東、湖北、山西等地的地方官府刻書機構也刊刻了許多《儀禮》學著作。
這些地方官府刻書機構的成立和大量儒家經學文獻的刊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傳統經學的研究和傳播，對於《儀禮》學的發展頗有裨益。此外，也有不少同樣以「書局」命名的刻書機構，但並不屬於地方官府機構所辦書局，如蘇州湯晉苑局、成都尊經書局等，都是書院下設的刻書機構，前者曾於同治七年（1868年）刊刻過《儀禮章句》二十冊，後者則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刊刻阮元《儀禮石經校刊記》一書，成為《石經匯函》本之一種。此類「書局」的成立與圖書刊刻，為士人提供了大量寶貴的精神食糧，使《儀禮》學的發展與傳播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二）書院刻書
「書院刻書始於宋代，至清代為最興盛，形成了古代刻書史上獨樹一幟的書院刻本」[1]13。清代後期，不少書院在從事傳統的教育教學之外，還注重致力於刻書事業，藉以保存國粹，振興和傳播傳統文化，《儀禮》文獻自然也在其刻書範疇之列。從清後期整個階段來看，書院的《儀禮》文獻刊刻，既有大部頭的經學著作性質的刊刻，也有單獨禮學著述文本的刊刻，更多呈現出一種於平淡中顯露特色的態勢。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規模最大的兩次叢書板刻和印書活動，依次如下：
一是補刊續刊學海堂「皇清經解」。該叢書始刻於道光五年（1825年），至道光九年（1829年），全書輯刻完畢，共收七十三家，一百八十三種著作，凡一千四百卷，是彙集儒家經學經解之大成，是對乾嘉學術的一次全面總結。咸豐七年（1857年），英軍攻粵，原有書版遭受兵火的焚毀，殘存者僅十之五六。咸豐十年（1860年），兩廣總督勞崇光等人捐資補刻數百卷，並增刻馮登府著作七種，計八卷，次年補刊完成，此即「咸豐庚申補刊本」。同治九年（1870年），廣東巡撫李福泰刊其同里許鴻磐《尚書札記》四卷，附於「皇清經解」之後，是為「庚午續刊本」。
二是南菁書院編輯刊刻「皇清經解續編」。光緒十一年（1885年），王先謙以江蘇學政身份主講於南菁書院，延攬一批文人，收集乾嘉以後的經學名著，並及乾嘉以前為阮刻《皇清經解》所遺漏之書，依仿阮元《皇清經解》的編纂體例，統一加以彙編刊行。總計收書二百零九部計一千四百三十卷，作者多達一百一十三家。一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年），方刻畢刊行。該叢書所刊刻的清代《儀禮》文獻主要有：江永《儀禮釋宮增注》《儀禮釋例》，任啟運《天子肆獻祼饋食禮》《朝廟宮室考》，宋綿初《釋服》，胡培翚《儀禮正義》，吳卓信《喪禮經傳約》，鄭珍《儀禮私箋》，吳嘉賓《喪服匯通說》，曾國藩《讀儀禮錄》，俞樾《士昏禮對席圖》《儀禮平議》。值得一提的是，叢書刊刻者在版本的選擇與校勘上，下了一番功夫，如《儀禮正義》一書，胡培翚臨終前並未完稿，余稿為門人楊大堉拾遺補成，咸豐初年由陸建瀛始加刊刻，業未就而陸氏罹難，版刻工作遂為停止，此後幾經輾轉，原板歸於京師，胡、陸後人復於同治中方重加補校完成。初刊木犀香館之湯晉苑局刻本，校勘未為精善，加之胡氏原稿多已散佚，無從訂正，因而南菁書院「經解」重刊時，編輯校刻者對原刻本頗加校改，較之原刻本質量要高得多。
以上兩套叢書的刊刻出版，稱得上是集合了清代經學著作之大成，對於之後《儀禮》文獻的傳播，以及後人傳承和總結包括《儀禮》學在內的清代經學成就，提供了極大便利。
另外，當時還有極少數學塾刊刻《儀禮》文獻的情況出現，例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東洲講舍刊刻《湘綺樓叢書》，其中包括王闓運《禮經箋》一書。光緒十五年（1889年），雷浚應江蘇布政使黃彭年之聘，任蘇州學古堂主講，和汪之昌一道纂輯《學古堂日記》，其中包括于鬯《讀儀禮日記》和費祖芬《讀儀禮日記》兩種。
（三）私家刻書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之後，清王朝進入急速衰落的時代，隨著西方堅船利炮的到來和西方文化的侵襲，中國社會與傳統的儒家文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革。儘管一部分仁人志士不滿於漢宋學的空疏無益，主張關心民瘼，重新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想，倡言社會改革，但也有不少學者非常重視傳統文化和儒家經學的傳承，並且出現了一批以弘揚、傳承傳統文化為己任的儒商、藏書家和刻書家。
相較於乾嘉時期而言，這一時期的私家所刊刻的《儀禮》文獻數量不少，並以叢書本為主。從刻書者與文獻著述者之間的關係角度來看，清代後期刊刻的《儀禮》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刊刻自身及家族先人的著述。例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朱氏家塾刻家族學者朱駿聲所著《儀禮經注一隅》一書。同治八年（1869年），安徽績溪胡肇昕重刻其曾祖父胡匡衷所著《儀禮釋官》一書，該刻本有「同治己巳重刊」「研六閣藏版」等字樣。光緒十四年（1888年），嘉定湯氏刻湯馥藻所著《儀禮指掌》一書。光緒十八年（1892年）及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曹元弼先後自刻所著《禮經校釋》一書。這種家族自刻族人所著禮書的現象，清代後期頗為普遍，有助於《儀禮》文獻的及時傳播，影響甚大。
刊刻鄉賢的著述。例如，咸豐初年，安徽桐城光聰諧輯錄同鄉前輩著作一百餘種，編成《龍眠叢書》。該叢書彙輯宋元以來龍眠文人之著述，而以清代為重，可惜鋟版將成，即毀於兵火，刊未竣。今之所存僅二十二種，且亦殘缺不全，其中禮學著作有方苞《儀禮析疑》一種。
刊刻時賢的著述。例如，光緒十七年（1891年），湘西李氏輔耀鞠園刊《讀禮叢鈔》。當其居其母徐氏之喪時，哀毀倍至，而動止必稽於古禮。既葬廬墓於長沙河西都緋珠塘，即墓為廬，名之曰懷翼廬，以寄其孺慕之思。復輯錄有清理學名家張揚園、吳肅公、汪琬、毛奇齡、毛先舒、閻若璩、吳卓信、李文照、陳祖范、唐鑒、張華理、周保十二家說禮之書，別裁旁出，輯而刊之，命為《讀禮叢鈔》。
在道光年間之後私家刊刻的各類典籍當中，有的頗為精善，稱得上善本之書，例如，吳江沈氏世楷堂所刊《昭代叢書》，便深受當時士人及後世學者嘉許。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歙縣學者張潮、張漸首先負責發起編輯該叢書，此後一直到道光年間，先後又經由吳江學者楊復吉增輯，沈懋德續輯，最終編纂完成。由於刊刻精善，所刻文獻傳播極廣，頗受當時學者關注。
二、書院講學與禮學授受
道光、咸豐年間，書院官學化程度不斷深化，書院山長的延聘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視。據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三九六記載，道光十五年（1835年），道光皇帝下諭旨給各地官員：「延請院長，必須精擇品學兼優之士，不得徇情濫薦。」為進一步強化書院的「育人」宗旨，突出山長的引領地位，朝廷重申山長人選的標準必須是「經明行修之士」，其聘請須經由教官、鄉紳、耆老等共同推薦，以及地方官員認可才行。在朝廷發展文教、「底定人心」這一政策的指導下，在官方力量和民間力量的共同推動下，書院教育發展得以進入良性階段。特別是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丁寶楨、張之洞等一批地方軍政大員的大力支持下，眾多書院得到修復，新創建的各級各類書院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僅就數量而論便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此後一直延續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光緒皇帝發布上諭，限定兩個月內將全國大小書院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學校。至此，古老的書院在歷經千年之後，終於圓滿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沉寂在歷史文化的長河中。
考察書院教育在清代後期《儀禮》學的傳播與接受情況，可以從兩方面進行：一是禮學名家在書院講學時期的文化傳播情況，二是禮學名家經過書院學術熏陶的文化接受情況。當時社會活躍著一支周遊於書院的講學士子群體，他們一方面藉以謀生，一方面通過課堂講學、組織討論、指導儒生等形式進行傳道授業，傳播自己的治學主張，並利用生活閑暇之餘著書立說。這種情況在道光年間南方的一些省份表現尤為明顯。在此種教育潮流之下，通過講學、讀經等形式，在師生之間進行儒學授受，包括《儀禮》學在內的儒家經學文化，在民間士人群體特別是儒生群體當中，得到廣泛傳播，並漸次加強了禮學研究人才的培養。據一系列個案考察發現，在清代後期有不少禮學家從事學術研究，都與在書院所受到的禮學、經學熏陶有著密切關聯。
清代後期知名的樸學大師，俞樾畢生可謂與書院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致力於教書授學，為清晚期經學、子學等諸多方面人才的培養作出了很大貢獻。道光十五年（1835年），其父在常州汪君樵家任私塾老師，他便隨父讀書，始得以粗通經文大義。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至咸豐元年（1851年）間，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新安縣汪村設館教書。咸豐八年（1858年）僑寓蘇州，始讀高郵王氏父子《經義述聞》《廣雅疏證》等書，遂發研經之志。是年秋，經江蘇巡撫趙德轍引薦而主講雲間書院，授課之餘，重讀經書，旁及諸子，多有心得，以訂正前人詁釋謬誤為樂。同治五年（1866年）秋，經兩江總督李鴻章推薦，擔任蘇州紫陽書院主講。同治七年（1868年），完成《群經平議》撰寫並刊刻出版，並於該年冬天辭去紫陽書院教席，接受浙江巡撫馬新貽邀請，任杭州詁經精舍主講。同治九年（1870年）秋浙江省鄉試中，詁經精舍學生中舉者十九人，優貢三人，為歷年所罕見，一時俞樾及書院聲名大噪。光緒二年（1876年）夏，俞樾兼講於上海求志書院，任經學和辭章學教授。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冬，俞樾因年老辭去詁經精舍講席之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春，俞樾辭去歸安龍湖書院和上海求志書院的講席之位。俞樾在上述書院講學經歷中，尤以執掌杭州詁經精舍時間最長，從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達三十年之久。
俞樾長達幾十年的書院講學生涯，培養的各類學術人才無數。誠如有學者所言：「當時海內外慕名負笈來學者接踵而至，號稱『門秀三千』，投其門下者有戴望、朱一新、黃以周、章太炎、吳昌碩、施新華等人，對後世特別是對江浙地區之學術影響頗大。」[3]在執掌杭州詁經精舍期間，他謹守阮元講學例規，不向士子傳授八股時文的寫作，「專課經義，即旁及詞章，亦多收古體，不涉時趨。余頻年執此以定月旦之評，選刻課藝，亦存此意。非敢愛古而薄今，蓋精舍體例然也」[4]。在其講學內容當中，經學講授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他始終反對當時一些書院教學「以場屋應舉、文詩課士」的做法，這從當時詁經精舍諸生的課藝之作中便能得到印證。
就《儀禮》研究而言，其書院弟子中影響最大者當屬黃以周。黃氏問學「不拘漢宋門戶，體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訓，上追孔門之遺言」[5]。黃氏著述《禮書通故》的學術旨趣，「並不在於資料的彙集編纂，而著眼於辨析是非，其資料的纂輯是服從於辨析是非的」[6]。這種強調辨析前賢治學是非得失的治學取向，與俞樾《群經平議》的治學形式雖有所差異，但治學要旨是一脈相承的。他的禮學研究也贏得了俞樾的賞識，如俞樾以為秦蕙田《五禮通考》「按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藪，而未足為治禮者之藝極」，而肯定黃氏著述《禮書通故》雖然「視秦氏《五禮通考》博或不及」，但「精則過之」[7]。
在俞樾的書院弟子中，研究《儀禮》較有成績者，還有上海南匯人于鬯。他一生致力於經史之學研究，對於儒家「五經」都有遍覽和刊正之作，其中與《儀禮》學密切相關者，主要有《讀儀禮日記》《儀禮讀異》《殤服》《香草校書》數種。于鬯談及自身問學旨趣時說：「阮氏元敘程書曰：『夫玩索經之全文，以求經之義，不為《傳》《注》所拘牽，此儒者之所以通也。』鬯謂阮氏此言，可為讀書之准。此非不講師承也，乃正善於講師承也。所惡於異鄭者，為其師心自用、違經背理也。若本經以為義，則又何惡？且鄭君之學惟不專主一家，故能成其大。今學鄭而惟鄭之是，不適壞鄭氏之家法乎？必非鄭君所許矣。」[8]強調既要遵守鄭氏治禮家法，又反對一味唯鄭《注》是從，一切以「實事求是」為準則，這也與俞樾所說「著每遇一題，必有獨得之見，其引前人成說，或數百言，或千餘言，要皆以證成吾說，合吾說者，吾從之，不合吾說者，吾辨之、較之，而非徒襲前人之說以為說也」[4]的治學要旨，是大體相吻合的。
再如，江蘇陽湖（今屬常州）學者蔣彤研治禮經，也受他的同鄉、書院師長李兆洛治學影響很深。李兆洛，字申耆，號紳琦，晚號養一老人。嘉慶十年（1805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安徽風台縣知縣，兼理壽州。後奉諱去官，先後主講真儒、敬敷及江陰暨陽書院，前後將近二十年。薛子衡《養一李先生行狀》記載李氏：「日聚弟子講誦其中迨十餘年，而暨陽科第之盛倍於往昔，治經術、通音均、習訓詁、訂與圖、考天官曆術及成學治古文辭者輩出，皆先生所授也。」他學識宏富博通，對於漢唐以來諸儒有關儒家「十三經」文獻及成說頗有嫻熟，而且好學深思，「期為有用，異於守一家之言、立幟以焉名高者」，「士通一藝，咸思羅致，後進咸奉為依歸」[9]。
李兆洛教學頗有方法，「先生因材而教，使治經術，通音韻訓詁，訂與圖，考天官曆算，及治古文辭，各專一藝，成就者輩出」[9]。在暨陽書院主講期間，他一邊教學一邊著述、刻書，而且多能得到書院之眾弟子相助，「此間諸子甚有向學者，析疑求是，差用歡然，以樂慆憂，聊堪遣日」[10]。在眾多相與幫助的書院生徒中，蔣彤是最受李氏欣賞器重的一位弟子，他將平時講學與師生交流的言論記載下來，在李氏死後整理成冊，即《暨陽答問》一書。張舜徽先生在談到蔣彤治學情況時，曾作如是評價：「彤之為學，承兆洛遺風，主博綜而蔑據守，不期以專門名家……其於經史實學，頗有根柢。」[11]
受李氏影響，蔣彤「涉獵諸子，精於禮學，在《暨陽答問》中已有呈現。而此種學術興趣，皆有李兆洛的導引之功」[12]。禮經學方面，蔣彤專力於《喪服》篇的研究。李兆洛曾就其《喪服》研究指導說：「先生謂丹棱曰，人學問須使有歸聚處。汝既學《喪服》，大旨已得，便可擱過，但認真讀書講論，義理歸到《喪服》一路上去，越歸越多，越熟越精純，超國朝追六朝人，且直接周公、孔子，若急欲成書，其有難通處，且將附會穿鑿，自家回護其說，便做成郝敬、敖繼公一派。汝今駁辨諸家，動不合己，豈知他成此書時，亦皆極力辯駁，矜為獨得之秘耶？獨得之秘亦何足恃，汝果能盡得天理人心之安耶？」[13]受此言論影響，蔣彤所著《喪服表》《集傳》諸書，均不以「駁辨諸家」說解為治學之要旨，更多呈現出「承兆洛遺風，主博綜而蔑據守」的特點。
上述諸位禮學家或於書院通過講學形式傳播禮學文化知識、培養禮學研究人才，或通過進入書院接受經學名家的教育，致力於推進禮經文化的傳播與接受，使得禮學研究代不乏人，意義和影響甚大。此外，還有不少禮學名家藉助書院講學和研修，衍生出一批禮經學著作。例如，江蘇山陽學者丁晏，在阮元延聘江藩主講於麗正書院時，系麗正書院的一名生徒，接受了正統的漢學教育，後其亦主講該書院，著有《三禮釋注》八卷，成為株守鄭學派的一位急先鋒；皮錫瑞曾主講江西經訓書院；朱駿聲早年肄業紫陽書院，後主講江陰、吳江、荊溪、蕭山等書院；鄭珍先後主講於湘川、啟秀書院；胡培翚先後主講於鐘山、惜陰、雲間、涇川等書院；張錫恭肄業於南菁書院等等。他們的禮學研究無不被打上書院禮學文化傳承與傳播的烙印，著實令人注目。
三、禮學讀物的編纂與普及
在中國漫長的幾千年歷史中，《儀禮》蘊含著西周聖賢理想中的思想價值體系，同時又承載著漢代以來民眾日常行為處事、倫理教化所需要的社會價值取向。清代社會對於禮經的文化傳承，不僅僅通過各式各樣的學術研究體現出來，同樣也會藉由民間儒生編纂的各類童蒙讀物得以推廣開來。誠如陳來先生所說：「在中國文化中，中下層儒者實施的蒙學教育才是倫理教化的直接活動。」[14]對於禮學文化而言，禮學不僅僅是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化，同時也是一種「化民成俗」的實踐性很強的大眾文化，必然會藉由民間儒生傳播延伸到鄉村蒙學領域，從而推動「三禮」文化的進一步推廣，催生一批普及性較強的禮學讀物。
道光十五年（1835年），山西太谷學者孟先穎著《儀禮問津》。他在「自序」中稱：「我朝《儀禮義疏》一書，舉漢、唐以來難端疑義，闡發曉暢，足以息諸家聚訟之紛，而本經之難讀依然，後生小學終不免望洋思返。吾師孔舟山先生向有手抄本，以便生徒記誦。其章段解說，以《註疏》為宗，茲複本《義疏》抄錄，別為一編，經歲脫稿，同人借抄者踵至，已不僅為家塾課本，恐四羊三豕，點化成訛，轉致貽誤後學，爰重校付梓，用代傳抄，名之曰《儀禮問津》，蓋於望洋思返之下，以求一葦之航爾云云。太谷孟先穎識。」[15]可見，該書亦為一部讀本體著作，「於經文皆分章段，所引諸家論說，不標姓氏，而於『御案』則特圈出，旨在實用，於初學講誦相宜」[16]。
道光後期，江蘇元和（今蘇州）學者朱駿聲著《儀禮經注一隅》兩卷。朱氏自作《弁言》說：「昌黎博敏，猶苦難讀。與其不讀，毋慭屚略。僮蒙犬子性非穎，特全經之授慮艱上口，強澀記誦，耗積時日，妄率己意，斷章節，取經、《記》、《注》、《疏》一隅，是舉聊為塾課。」[17]朱氏引經文頗不規範，不求全而重貫通，因此許多篇目的經、《記》都是經過刪節而成的；朱氏還特別運用串解體的編排方式，通過增添少量相應的文字，貫串經文之意，使經文成為淺顯易讀的文字材料，則該書純為塾課而撰，不重在學術創新。書中收錄《儀禮》十七篇並不完整，其中《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四篇有目無文，《士相見禮》篇經文也僅止於「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一句。經過朱氏行文串解之後，整段文字幾近於大白話，頗利於塾課之易。
同治後期，河南祥符（今開封）學者劉曾著有《儀禮可讀》《儀禮約解》。劉曾重視蒙學，其於「三禮」類著述有《周禮可讀》六卷、《周官約解》三十五卷、《儀禮可讀》十七卷、《儀禮約解》二十三卷、《禮記可讀》八卷、《禮記約解》三十六卷等，均屬於讀本體著作，傳統儒學啟蒙教材特色較為明顯，現有光緒間《祥符劉氏叢書》油印本傳世。其中《儀禮可讀》大致綴取各篇儀節大要而成，自謂「韓昌黎讀《儀禮》曰：『綴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其書不傳，茲編乃仿而為之」[18]；而《儀禮約解》則不詳載《儀禮》十七篇經文，只取所需約解的經文文句，並摘引前賢時哲有關研究成果為之約解，至於諸儒考辨疏證過程性質的語段一概不收入該書，著述不求廣徵博引，務求明經義而已。
光緒十四年（1888年），上海嘉定人湯馥藻刻《儀禮易讀指掌》一書。據湯氏《自序》稱，光緒十二年（1886年）冬，湯馥藻「得山陰馬氏《儀禮易讀》一書，用注文以襯明經文，其義明矣，惜乎全書仍難以卒讀也。又得長沙唐陶山先生《儀禮蒙求》一書，一禮為一篇，簡則簡矣，驟而觀之，亦仍不甚明了，因取《易讀》合觀之，方知某字為某句所由出，某句為某節所自來，且其例無鄭《注》、賈《疏》一字入文，故間有拘泥於經文而反致詞晦，牽強於對仗而轉成語病者，非加註釋不明也」。基於此，湯氏取唐陶山所著《儀禮蒙求》十二篇「隱者顯之，晦者明之，奧者達之，繁者刪之，略者益之，俾讀者至明且易，如示諸掌，名曰《指掌》」[19]。該書共分十三卷，每卷分上下篇，上篇為《儀禮易讀》，下篇為《儀禮指掌》，依《儀禮》十七篇次第，一禮為一篇，惟缺《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未刻。其中《儀禮指掌》是在唐陶山《儀禮蒙求》的基礎上增刪修改而成。於每頁上方又加附註語，有時亦取聶崇義《三禮圖》中《儀禮》諸圖列於上方，引《註疏》精義細繹之。每一節之首略用提筆，一節之尾略用收筆，以清眉目。據此可見，該書的編刻，對於《儀禮》的普及推廣，確然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
光緒年間，湖北鍾祥學者黃元善著有《儀禮纂要》。黃氏作《儀禮彙編引》云：「茲就坊刻《約編》揭要經注，諸選本所已采入者輯存之，復於經、《記》中摘增萬千數百字，共一萬九千八百餘字。其細注、旁註、頂批、反切，俱遵《儀禮音訓》《儀禮註疏》及《欽定儀禮義疏》匯入。至卜氏喪禮一冊，為《公》《谷》所自祖，照錄原文不遺一字。每編仍錄《約編》『敘略』綴於其後，使讀者一目了然，易於成誦。」[20]可見，黃氏該書主要根據《儀禮約編》《儀禮音訓》《儀禮註疏》及《欽定儀禮義疏》等刪節而成，是一部刪改體著作，注釋甚為簡明。通觀黃氏全書，《士冠禮》至《覲禮》「經、《記》擇讀」，《喪服》篇「全讀」，《士喪禮》《既夕禮》兩篇闕，《士虞禮》篇「經闕錄《記》」，《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及《有司徹》三篇「經、《記》擇讀」。
總之，清後期一部分禮學家紛紛將研究視線轉移到《儀禮》文化的普及中來，從事於課蒙讀物著述編撰的工作。儘管此類禮學著作大多缺乏創新性，但對於《儀禮》學在民間士人群體和童蒙當中的推廣與普及，卻發揮著專門論著難以企及的作用。就此間《儀禮》普及讀物著述體式的選擇情況來看，不僅有清中期禮學家所選擇的「讀本體」「刪改體」兩種編纂方式，又有少數學者另起爐灶，嘗試用增串體、評點體的著述方式。讀本體著作主要有《儀禮抄略》《儀禮便蒙》《讀儀禮錄》《儀禮約解》《儀禮可讀》《儀禮先易》《儀禮問津》等幾種，刪改體著作則有《儀禮註疏刪翼》《儀禮纂要》兩種，增串體著作有《儀禮經注一隅》一種，評點體著作有《儀禮評點》一種。在清後期成書的《儀禮》文獻當中，普及讀物比例已經佔四分之一左右。這是清代前期與中期所難以比擬的，著實彰顯出後期《儀禮》文化的普及與傳播之盛在民間的影響之深。
注釋
[1]胡昭曦.振興近代蜀學的尊經書院[M]//蜀學（第3輯）.成都：巴蜀書社，2008.
[2]張雪琴.從浚文書局到山西書局——近代至民國時期的山西圖書出版業[J].新聞出版交流，2003（5）.
[3]蘇菡麗.俞樾的經學思想及其特點[M]//東吳哲學（2006年）.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4]〔清〕俞樾.詁經精舍五集序[O]//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七）.光緒二十五年重訂本.
[5]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M].長沙：嶽麓書社，1998.
[6]王文錦.點校前言[M]//禮書通故（卷首）.北京：中華書局，2007.
[7]〔清〕俞樾.禮書通故序[M]//禮書通故（卷首）.北京：中華書局，2007.
[8]〔清〕于鬯.讀儀禮日記[O]//續修四庫全書（第93冊）.影印清道光二十九年朱氏家塾刻本.
[9]〔清〕徐世昌著，舒大剛等校點.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0]〔清〕李兆洛.又寄錢大今[O]//養一齋文集（卷八）.光緒四年刻本。
[11]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M]//張舜徽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12]徐雁平.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13]〔清〕蔣彤.暨陽答問（卷四）[O].道光二十二年木活字本.
[14]陳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5]〔清〕孟先穎.儀禮問津序[M]//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1.
[16]王鍔.三禮研究論著提要[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1.
[17]〔清〕朱駿聲.刻《儀禮經注一隅》弁言[O]//續修四庫全書（第93冊）.影印清道光二十九年朱氏家塾刻本.
[18]〔清〕劉曾.儀禮可讀[O]//祥符劉氏叢書.光緒元年油印本.
[19]〔清〕湯馥藻.儀禮指掌·自序[O]//儀禮易讀指掌.光緒十四年家刻本.
[20]〔清〕黃元善.儀禮彙編引[O]//儀禮纂要.光緒二十年刊傳經書屋藏本.
來源：中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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