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寶國：讀《南史》、《宋書》推論正史與雜史的關係

李延壽編撰的《南史》、《北史》對他所依據的正史有增有刪。今人對他刪書常常有所不滿，認為他不該刪去那些重要的史料。這個看法似是而非。第一，李延壽並非寫史料，而是寫史書。站在今人的立場看，史料當然是多多益善，但是從史學著作上看就不一定如此了，史家寫史，自然會有自己的取捨。第二，即使從史料的角度看，對李書也無須責怪，今人之所以知道他刪減了不少內容，是因為那些內容在其他正史中還存在，比較之後，方知他有所刪減。所以說，李延壽的刪減實際上並沒有減少我們所能掌握的史料。

本文所關注的是他增補了什麼內容？這些內容從何處來？按李延壽自己的說明，他所增加的內容多來自正史以外的雜史。這些雜史都沒有保存下來，只有零星片段在類書中還可以找到，彌足珍貴。

由於掌握史料多寡不多，以下的討論主要圍繞著《南史》與雜史的關係展開。此外，由《南史》問題追蹤下去，還可以發現《南史》之前的《宋書》其實也與雜史、雜傳有著割不斷的關係。因此，本文在後一部分將對此給予討論。對《南史》、《宋書》的討論可以引發出對正史與雜史關係的思考。這是比較複雜的，本文不可能全面展開討論，只能是舉例式地提出一些史料以及最初步的判斷。

一，《南史》與雜史

李延壽在《北史》卷一百《序傳》中說，他除了參考魏、齊、周、隋、宋、齊、梁、陳「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他所參考的「雜史」在類書中還能看到零星的片段。逐條對比，能夠看到這些片段與《南史》的淵源關係。

一．《初學記》卷七地部下引謝綽《宋拾遺》曰：

張永開玄武湖，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太祖訪之朝士，何承天曰：「此是新威斗。王莽時，王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於時江左唯有甄邯為大司徒。俄而又得一斗，復有石書，稱甄邯之墓。

《南史》卷三三《何承天傳》：

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二．《初學記》卷一二職官部下引謝綽《宋拾遺》：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華既出，太祖目送之，嘆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矣。」

《南史》卷三五《劉湛傳》：

（劉湛）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嘆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

三．《初學記》卷二六器物部引謝綽《宋拾遺》：

琅琊王悅，少厲清操，亮有風檢，為吏部郎。鄰省有會同者，遺悅餅一甌。辭竟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南史》二四《王悅之傳》：

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鄰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

四．《北堂書鈔》卷一一六武功部引《宋拾遺》：

是時道濟兵力甚寡，軍中大懼。道濟令士卒悉解甲勿動，既而道濟白服乘輿，徐出向圍，以長策為虜所撣。虜相與謀曰：「檀公令死居地，即白服在軍，猶不懼。此伏兵誘我。」遂不敢戰。

《南史》卷一五《檀道濟傳》：

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

五．《太平御覽》卷三八二人事部引謝綽《宋拾遺》：

何尚之、顏延年少年好為嘲調，二人並短小，常謂顏公為猴，顏亦以何為猴，常共遊戲西池。顏問路人云：「二人誰似猴？」路人指何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獼也。」

《南史》卷三《何尚之傳》：

（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猨，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六．《太平御覽》卷五五二禮儀部引謝綽《宋拾遺錄》曰：

太祖嘗召顏延之，傳詔頻曰：「尋覓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輓歌，了不應對。他日酒醒乃往。

《南史》卷三四《顏延之傳》：

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輓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

以上六條，《南史》所記均不見於今本《宋書》，當是來自《宋拾遺》。《隋書》卷三三《經籍志》史部雜史類：「《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這說明李延壽編撰《南史》的確如他自己所說，是採用了一些「雜史」。不過，他所謂的「雜史」與《隋志》所說的「雜史」可能還有區別。《隋志》雜史類共收書「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不足千卷。其中與南北朝相關的更少，大致有以下幾種：

《宋中興伐逆事》二卷。

《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

《梁太清錄》八卷。

《梁承聖中興略》十卷，劉仲威撰。

《梁末代紀》一卷。

《梁皇帝實錄》三卷周興嗣撰，記武帝事。

《梁皇帝實錄》五卷，梁中書郎謝吳撰，記元帝事。

《陳王業歷》一卷，陳中書郎趙齊旦撰。

《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緒撰。

《左史》六卷，李槩撰。

《隋書》六十卷。未成。秘書監王劭撰。

以上總共才一百多卷，距離李延壽所參考的一千多卷「雜史」相差很多。他所參考的「雜史」按理說應該都在《隋志》之中。《序傳》說：「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他既然參加了《隋志》的修撰，就不大可能私藏部分圖書而不登錄在《隋志》上。

李延壽所說的「雜史」，比《隋志》的「雜史」含義要更寬泛。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陸史》」條下註：「案陸氏為江左四大姓之一，自漢末陸績以來，代有聞人。李延壽修《南史》諸列傳往往參以各家家傳。《南史》第四十八卷所載陸澄、陸慧曉、陸杲三族，皆吳郡吳人，大都即節取《陸史》入宋以後之事也。」按姚說，屬於「雜傳」類的家傳也在李延壽所取材的「雜史」範圍之內。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德行篇「吳郡陳遺」條下嘉錫案：「陳遺見《南史》《孝義傳》，較此為詳。考《法苑珠林》四十九、《御覽》四百十一引宋躬《孝子傳》，《廣記》百六十二引《孝子傳》，並有陳遺事。字句大同小異。蓋同引一書也。《南史》云：『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此事《世說》所無，而宋躬《傳》有之。蓋即《南史》所本。且不獨此一事而已。凡《孝義傳》中所載，如賈恩、丘傑、孫棘、何子平、王虛之、華寶、韓靈敏諸人，無不採自宋躬書者。考之《類聚》、《御覽》所引，便可見矣。」[1]宋躬《孝子傳》二十卷，《隋書經籍志》著錄，不詳時代。余氏考證宋躬書著於齊代。《孝子傳》屬於雜傳類，按此，可以斷言李延壽所引書不局限於《隋志》「雜史」類。他所謂的「雜史」只是泛稱。

二，正史與雜史、雜傳的關係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一「《南史》與《齊書》互異」條評論道：「李延壽好取新奇語入史。」又，同卷「《南史》增刪《梁書》」條：「《南史》增《梁書》事迹最多。李延壽專以博採見長，正史所有文詞必刪汰之，事迹必隱括之，以歸簡凈。而於正史所無者，凡瑣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跡，無不補綴入卷。」李延壽並不迴避此點，他在序中明確說，修史的宗旨就是「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前文引謝綽《宋拾遺》按劉知幾說就是專記「逸事」的：「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2]《史通?采撰》篇：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采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劉知幾對正史引入雜史非常不滿，但卻隻字不提李延壽書。這或許與《南》、《北》史在唐代不算正史有關。《史通?古今正史》篇詳述歷代正史，其中無《南史》、《北史》。南北史進入正史是在宋代。錢大昕說：「宋人於十三史之外加以南北史及唐五代，於是有十七史之名。」 [3]

《四庫提要》史部正史類稱：「正史之名，見於《隋志》。」[4]不過「正史」並不是突然出現的，它就是此前人們所說的「國史」。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說：「諸侯建邦，各有國史」阮孝緒《七錄》「記傳錄」，分十二類，其中第一類是「國史」。[5]《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在追溯正史起源時說：「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所謂「國史」就是一國之史，就是王朝史。按劉知幾所說，它要記錄的是與「軍國興亡」[6]有關的大事。

《四庫提要》：史部雜史類稱：「雜史之目，肇於《隋書》。」「雜史」與「正史」一樣，也是始於《隋志》的發明。《隋志》雜史類介紹東漢以來的雜史說：

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眞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採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按此，雜史較隨意，「各記聞見」、「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眞虛莫測」。甚至還有摘抄舊史而「自為一書」。不過雜史所記 「大抵皆帝王之事」，這又與正史有相同之處。

關於雜傳，《隋志》史部雜傳類稱：

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俶儻之士，皆有記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儔，其餘皆略而不說。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敘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眾，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采其要焉。魯、沛、三輔，序贊並亡，後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見存，部而類之，謂之雜傳。

按此，雜傳的記述對象與雜史不同，雜傳所記「非獨人君之舉」，而雜史所記主要還是「帝王之事」。此外，雜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缺乏系統性，較隨意，這一點又與雜史相通。此外，「雜以虛誕怪妄之說」也與雜史一樣，缺乏可靠性。[7]馬端臨說：「雜史、雜傳，皆野史之流，出於正史之外者。蓋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所紀者一代或一時之事；雜傳者，列傳之屬也，所紀者一人之事。」[8]他所說基本可以成立，當然也有不嚴格處，例如說雜傳「所紀者一人之事」就不對了，像郡國之書、孝子傳、家傳等等都不是僅僅記錄一人之事。

魏晉以後，引雜史、雜傳等入正史相當盛行。《史通?采撰》篇：

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9]

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征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

在《書事》篇中，劉知幾又說：

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

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

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漢末以來，天下大亂，私家撰史盛行，各類雜史雜傳極多，為寫作正史者提供了參考的可能性。其次，當時還沒有「正史」、「雜史」的概念，史家對此二類史書的區分可能還比較模糊，因此引用相對隨意，當時人也不以為非。除以上兩種原因之外，大量引雜史、雜傳入正史可能也與正史本身撰寫的局限性有關。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梁書》卷四九《吳均傳》：

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

《南史》卷七二《吳均傳》：

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

《史通?古今正史》篇：

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並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 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

以上三書所記有所不同，《南史》、《史通》更詳。綜合三家，可知事情大體經過是，吳均為寫齊史希望朝廷借給他起居注和群臣行狀，而武帝不同意，讓他自己去搜集流行於民間的齊代「故事」。吳均此後寫成《齊春秋》，因為書中指梁武帝為「齊明帝佐命」而引起武帝不滿，遂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這個故事說明，寫作嚴肅的國史需要以起居注、君臣行狀等檔案資料為依據。「有詔」云云，純屬託辭，因為沒有基本的檔案資料，僅僅根據民間流傳的「故事」，難免出錯，吳均面對劉之遴的「詰問」，「支離無對」可能就是這個緣故。我們還能看到一個更早的例子。《晉書》卷八二《王隱傳》：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

王隱的父親地位低，又不是史官，所以得不到官方掌握的「功臣行狀」，想寫史就只能是靠平時積累，自己「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可以說如果想撰寫作正史，皇帝的起居注和群臣的行狀這些官方掌握的檔案資料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僅僅根據檔案寫史也是有問題的。下面來看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陳書》卷二一《謝哲傳》：

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也。祖朏，梁司徒。父譓，梁右光祿大夫。哲美風儀，舉止醞藉，而襟情豁然，為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秘書郎，累遷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高祖為〔南〕徐州刺史，表哲為長史。荊州陷，高祖使哲奉表於晉安王勸進。敬帝承製征為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貞陽侯僭位，以哲為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敬帝即位，遷長兼侍中。高祖受命，遷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出為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入為中書令。世祖嗣位，為太子詹事。出為明威將軍、衡陽內史，秩中二千石。遷長沙太守，將軍、加秩如故。還除散騎常侍、中書令。廢帝即位，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為錄尚書，引為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康子。

以上是《謝哲傳》全文。從格式上看很完整，有人物籍貫、家世、履歷、卒年等等，但是幾乎沒有事迹可言，這很可能就是僅僅根據朝廷保存的行狀等檔案材料撰寫的。檔案材料能提供一個基本框架，但是很多細節資料可能並不具備。而雜史、雜傳恰好有記載細節的特點，可以彌補檔案資料的不足，從前引《宋拾遺》就可以看出雜史熱衷細節的特點。因此，為補充一些歷史細節，撰寫正史者很難不參考雜史雜傳。

此外，正史雖然主要是記錄軍國大事，但也不可能僅僅局限於此，一些社會邊緣人物、下層人物也需要記錄。他們的資料從何而來呢？朝廷可能並沒有他們的相關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撰史者更需要依賴雜史雜傳的記載。以下試以《宋書》卷九一《孝義傳》為例來分析。

如果按紀傳體的標準格式看，《孝義傳》中很多人物的記載都是「缺斤短兩」的。如龔穎，本傳云：「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闢為勸學從事。」父祖是誰？不得而知。又，傳末僅記其「終於家」，究竟卒於何年？年齡多大？這些基本的內容都沒有。又如《郭世道傳》，本人事迹並不多，但附傳所載其子郭原平事迹反倒十分詳細，遠超傳主本人。全傳近兩千字，極不合體例。又，《嚴世期傳》：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庄年九十，庄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飴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牓門曰「義行嚴氏之閭」，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本傳到此為止，居然沒有寫到卒年。接下來的吳逵也是如此，傳末僅記「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潘綜：「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此外，如王彭、蔣恭、徐耕、孫法宗、范叔孫、許昭先、余齊民、孫棘等傳都是如此。最完整的是《何子平傳》。本傳稱：「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咨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何子平本人初為揚州從事史，後任吳郡海虞令。傳末稱：「順帝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此傳為何如此完整呢？很可能就是因為他有任官經歷，朝廷有他的檔案資料。《孝義傳》卷末沈約說：

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沈約批評晉宋以來世風不好，「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我推測，因為《孝義傳》中的人物大多來自社會下層。朝廷缺乏其檔案資料，所以撰寫這樣的人物傳就只能依據雜史、雜傳的記載了。來源既然不系統、不完整，撰寫者也只能因陋就簡了。這個推測可以得到部分證實。

一．《太平御覽》卷四一五人事部引宋躬《孝子傳》：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母亡在殯，為災火所燒，恩及妻伯號哭赴火。火不及去，鄰近救助，棺器得免。恩、伯二人髮膚焦裂，須臾俱死。元嘉四年，牓門曰「孝」，蠲役三世。

《宋書》卷九一《孝義傳》：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為鄉曲所推重。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鄰火所逼，恩及妻桓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桓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天水郡顯親縣左尉。

二．《太平御覽》卷四一三人事部引蕭廣濟《孝子傳》：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事後母勤身供養。婦生男，夫婦共議：「養此兒所廢者大。」乃瘞之。

《宋書》卷九一《孝義傳》：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佣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

三．《太平御覽》卷八二一資產部引蕭廣濟《孝子傳》：

郭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恆裸袒。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貨家資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之。

《宋書》卷九一《孝義傳》：

（郭原平）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恆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貲，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四．《太平御覽》卷一五天部引《宋元嘉起居注》曰：

盱眙民王彭先丁母艱，居喪至孝。元嘉之始，父又喪亡。彭兄弟二人土工未就，鄉人助彭作磚，磚事須水濟，值天旱，穿井儘力不得水。彭號窮無計，一旦天霧，霧消之後，於磚灶前自然生水。

《宋書》卷九一《孝義傳》：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佣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磚灶前忽生泉水。

五．《太平御覽》卷四一六人事部引宋躬《孝子傳》：

孫棘，彭城人，事母至孝。母臨亡，以小兒薩屬棘，特深友愛。宋大明五年，上募軍伍，薩求代棘。及後軍期應死，棘、薩爭死。妻許氏又遙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兒，死復何恨！」太守張岱表聞，詔榜門。宋世祖感其悌友，乃普增諸弟封秩。

《宋書》卷九一《孝義傳》：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為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爾，旦則為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甿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並賜許帛二十匹。

六．《太平御覽》卷四一三人事部引蕭廣濟《孝子傳》：

何子平，廬江灊人。事母至孝。為楊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不辦，常得生米，何容得食白粲？」有贈鮭者，不可寄家則不肯受。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宋大明末，饑荒，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叫。居室不蔽雨日，兄子伯與為葺治，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屋何宜覆？」

《宋書》卷九一《孝義傳》：

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餚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踴，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踴，不闋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敘，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與採伐茅竹，〔一六〕欲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宋元嘉起居注》早於沈約《宋書》自不待言。兩部《孝子傳》也都是如此。《隋志》史部雜傳類載晉輔國將軍蕭廣濟《孝子傳》十五卷、宋躬《孝子傳》二十卷。前引余嘉錫考訂該書著於齊代。比較可知，以上幾條，《宋書》所記當來源於此三書。但是須要解釋的是，以上諸條《宋書》往往比它之前的書更詳細。我推測這可能是因為《太平御覽》所引並非原文，類書引文常有壓縮。

按前引余嘉錫說，《南史》陳遺傳來自宋躬書，但是由以上對比，可知其實早在《南史》之前，《宋書》已經引用了宋躬書。不僅撰史需要採用雜史雜傳，其實注史也是如此。裴松之注《三國志》上表說陳壽書太簡單，所以他為了補充而大量引其他書，這些書也大都是屬於雜史雜傳一類。我在討論《三國志》裴注時曾經指出，「裴松之、范曄都注意到了《三國志》以外的眾多歷史記載，不同之處只是在於裴松之補充史實的辦法是將其拿來為《三國志》作注，而范曄則將其逕直寫進了史傳正文。」[10]在裴注的處理方式下，我們還可以看到雜史的本來面目，而在范曄以及沈約、李延壽等人的處理方式下，雜史雜傳的本來面目已經無從知曉。它已經成了正史的一部分。

總之，雖然從《隋志》開始對正史與雜史、雜傳有了嚴格的區分，但實際上彼此的界限並非涇渭分明，雜史、雜傳的部分內容不斷被引入正史。這種情形可能具有普遍性。《晉書》、《南史》的特點是引入了大量新奇怪異的內容，所以引起了後人特別的注意。

[1]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5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 《史通·雜述》篇。

[3]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十七史」條。

[4]「正史」之名南朝就有，如《隋志》有阮孝緒《正史削繁》九十四卷。不過其含義不得而知。

[5] 《廣弘明集》卷三。後出的《隋志》史部分類與《七錄》相當接近，所以姚明達說：「《隋志》部類幾於全襲《七錄》」。姚明達《中國目錄學史》「分類篇」。84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6]《史通·書事》篇。

[7] 雜傳出現早於雜史。《南齊書》卷三九《陸澄傳》：「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隋志》載有陸澄《雜傳》十九卷。《隋書》卷三二《經籍志》序：「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 又，阮孝緒《七錄》序目中也有雜傳一類。是知齊梁時史著中已有「雜傳」一類。

[8] 《文獻通考》卷一九五《經籍考二十二》。

[9] 按沈約「於晉則故造奇說」不確，參見程千帆《史通箋記》采撰第十五，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83頁。

[10] 胡寶國：「《三國志》裴注」，載《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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