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敗局
小眼看世界
最近國際外交活動變得頻繁,不同的力量在調整集結,但令人遺憾的是,世界在朝著一個險惡的方向前進。
正如一戰之前,有一些人已經意識到世界結構的脆弱,例如,羅曼·羅蘭當時就曾發出警告,「現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愈來愈需要警惕。」
有些人清楚地看到了未來,但是,卻還是陷入一個群情激憤、人人歇斯底里的時代。
今天我們推薦大家閱讀一篇關於日本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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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東京的堀田江理(Eri Hotta),先後在日本、美國和英國接受教育,並先後執教於牛津、東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
堀田江理將二戰中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前八個月的歷史細節,整個計劃的決策過程,以及日本政府在1941年面臨的兩難處境。包括日本自1937年入侵中國後,耗盡人力和有限的資源,經濟也每況愈下。日本的統治階層在是否繼續擴張主義的問題上嚴重分裂,甚至在軍隊高層中也不乏質疑者,軍方強硬派內部亦有人認為如果美國開戰,日本將必輸無疑。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軍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將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置於不必要的危難之中?等等這些問題,通過深度剖析許多迄今未公開過的日文第一手資料,描述那些將國家引向災難的存疑者、謀劃者和所謂的愛國者的動機及作為,展示了當一個強大國家的政治體系失靈時可能帶來的全球性危險,展現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沒的,當每個人都是明白人,可誰也不敢說不,都指望別人出頭、自己附和,最終釀成集體災難的過程寫進了《日本大敗局》一書。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戰術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戰略上卻是自殺。在深陷中國戰區同時,又樹敵於美國,決策如此無理性,難道他們都是瘋子嗎?
1941年10月16日,近衛文麿首相宣布辭職,第二天,天皇召見東條英機,任命他為首相,這讓東條大感意外。
在近衛內閣中,陸相東條英機令人頭痛,他力主對美強硬,在決策圈中,人人都知道東條在瞎扯,就算和美國打,靠的也是海軍,與陸軍無關,且日本不可能打贏。
據估算,當時美國石油產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20倍,銅9倍,鋁7倍,美國平均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開戰,日本年均損失戰艦140萬噸,遠超補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隻都將消失。
近衛文麿出身貴族,做事猶豫,總想討好各方,可陸軍和海軍為了搶資源,都在拚命折磨近衛,東條英機的絕招是:頻頻打出「反美」牌。
日本在軍國主義氛圍下,「反美」等於「愛國」,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這比邏輯更有號召力。中層軍官多支持東條,他們出身寒微,在升職的天花板前,他們覺得主和派應該統統下台,好讓他們放手大幹一場。
當時,日本的決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憤青誤會,無人敢言反戰,在東條英機咄咄進逼下,近衛文麿只好拖延,可東條拿出了絕招:設置解決問題的最後時間點。在倒計時聲中,近衛文麿乾脆撂挑子,辭職了。
讓東條英機上台,其實也含有惡意:讓他也來嘗嘗近衛文麿的滋味,看他還真敢和美國人開戰?
把東條英機推上前台之後,東條也開始犯難了。
麻煩源於「七七事變」,日本陸軍以為幾個月就能取得對華戰爭的勝利,沒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質資源、人力資源匱乏,連皇宮的鐵欄都被拆掉,送進鍊鋼爐。
逃避指責的最好辦法,是主動出擊,陸軍產生了激進想法:進攻東南亞。東南亞有橡膠和錫,可以威脅荷屬東印度提供石油,同時切斷中國物資供給線,逼蔣介石投降。
可那裡是列強的殖民地,美國不可能坐視。果然,日軍剛邁開腳步,美國便下令石油禁運,日本陷入恐慌,儲備用油只夠一年,只能儘快向美屈服。
其實,美國也有意與日媾和,此時羅斯福已決心對德開戰,他不想同時和日本打仗,他願意讓出實利,保留道德制高點。可東條英機更需要面子,以保證他「反美」表演不穿幫,在條約中,他設置了太多複雜措辭,對皮毛問題寸步不讓。
其實,美國提出過大幅度讓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沒看懂,在最後日子裡,日本人也提了讓步方案,可美國人也無法看懂。
直到日本軍機起飛瞬間,美日仍有達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沒設置倒計時,日本外交官本可以發揮作用,羅斯福甚至對他們說「朋友之間總有商談的餘地」,但負責最後斡旋的來棲知道,已經沒有時間了。同樣,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協一點,日本將盡收實利,可怎麼向愛國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結果全部丟掉。
在沖向戰爭的進程中,日本有幾方面力量可以踩剎車。為什麼沒人踩剎車?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戰派,還因此遭遇過暗殺,面對戰爭動議,他的一連串反問讓將軍們目瞪口呆,可明治維新以來,從沒有天皇否決過內閣意見,他最終選擇了退讓。
其次是海軍,山本五十六是堅決的反戰派,可他沒勇氣反對上級,卻主動提出「要打就先動手」,在反對錯誤決策方面,遠沒他在備戰方面下的功夫多。在決定開戰的內閣會議上,海軍竟將預計年損140萬噸戰艦的預測數據壓縮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彌補損失。負責人的解釋是:反正天皇會否決。
第三是東條英機,他「反美」是為了拉票,未必發自內心,可大權獨攬時,各方送來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膽的「偷襲珍珠港計劃」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嗎?那樣他將失去政治基礎,他用口號綁架了日本,可口號也綁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來棲、野村等在國際社會擁有極佳口碑,他們了解世界,是堅決的反戰派,但他們謹小慎微,寧願大船沉沒,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絕不主動作為。
當時日本還有自由派,堅決反戰,可他們朝中無人,民間亦應和者寥寥。日本的自由派成了擺設。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親)年間,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帶來空前的自由氛圍,卻遭遇戾氣劇增的局面。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各階層變動極快,可上層卻相對封閉,這讓人人都覺得自己利益被剝奪了。
內部有怨氣,又缺乏政治表達空間,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憤渠道,在教育、媒體推波助瀾下,「愛國主義」一家獨大。透過這面扭曲的鏡子,面對現實的種種不如意,日本民眾將責任推給了「賣國賊」,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為眾矢之的。
近衛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園寺公望一手提拔起來的,但西園寺本人差點在政變中被殺,他後期和近衛觀點差異越來越大,甚至不再往來。
兩人都反戰,但近衛基於實力分析,認為開戰必敗,而西園寺則基於「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的價值觀,反對為本國利益放棄道義準則。
事實證明,西園寺具有先見之明,在「偷襲珍珠港」決策過程中,沒有一個高層人物從道義立場上提出異議,他們都是徹底的功利主義者,而沒有道義高度,靠貪婪很容易結成邪惡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園寺的自由主義思想為何在日本沒市場?這確有思想傳統、文化傳統的責任。通過《日本大敗局》這本書,可以體會到這樣的悲劇在近代東方絕非個案。
後發既是優勢也是劣勢
後發者借鑒別人來減少「試錯成本」,是為「後發優勢」。可進入相持階段,又會出現「後發劣勢」:一方面,未經試錯,社會就缺乏訓練,無法化解高速增長帶來的集體浮躁心態。另一方面,後發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著強國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領先,就會出問題,因為其發展不是內生的,是模仿而來的,是在「與別人比」中獲得的,比的對象一旦消失或者被屏蔽掉了,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無視普世性,陶醉於自我的特殊性,最易釀成災難。
民族主義綁架社會
萬物進化是一個不斷分化的過程,人類也如此,政治與社會的分離是大勢所趨,也是邁入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執著於不分彼此的混沌狀態,不僅約束整體進步,還會造成歷史退步。
日本之所以走向戰爭,中層軍官是重要推力,由於制度遮蔽,他們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別容易被神話、激情所欺騙。而高層卻以為用製造神話、煽情能凝聚中層、把握更多的資源。
雖然生物界經常是牛搖尾巴,但在權力場中,常常是尾巴搖牛。
事發之前沒有反對聲音
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來棲、野村能不顧一切,果斷向美國讓步,結果會不會改變呢?
事實上,不會。
因為在不良大環境中,上層普遍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對自殺潛艇,但依然在實戰中使用,表示一下異議,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證明了。
一個社會缺乏「忠誠的反對者」,只會增加「不忠誠的贊同者」。
開局錯了就很容易一錯到底
二戰中的日本,原本有足夠機會來修復錯誤,既然受侵華戰爭拖累,退兵就是,雖然沒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價了。
也就是說,當時的日本內部也是能力換掉東條英機的,但是由於戰爭事態一步步惡化,最終總要有人為此負責。所以,日本內部各方決定保持沉默,讓東條英機繼續幹下去。戰後,東條英機等人負責上國際法庭,其他各方負責重建日本。
回顧日本當年的敗局,不難發覺,當文化和制度偏離了進步發展的軌道,社會危機會隨著發展的壓力日益變大,終會發展到誰也補不了的地步。就算東條英機這一代沒出問題,下一代也會出問題的。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攜手走進災難,依然會集體拋棄理性。
來源:別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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