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隊的春天 YiMagazine

中國台灣的小眾樂隊的集體走紅，突破了小眾圈層的狂歡。成熟產業支持下的精良作品、消費升級的潛力市場以及嗅覺敏銳的中介推手，共同讓曾經在主流之外的台灣小眾樂隊擊中了內地新世代聽眾。

記者 | 王一越

編輯 | 張雲亭

開播不久的《樂隊的夏天》掀起了一波小眾樂隊文化的回潮。自1990年代以來，大部分小眾樂隊逐漸轉為地下。但如果你是一位樂迷，也許已經在近年頻繁演出的台灣樂隊身上察覺到了這股樂隊文化重新回到大眾的風潮。

在剛剛過去的五月，草東沒有派對、落日飛車、deca joins等幾支中國台灣的小眾樂隊在各大音樂節的名單中排列組合，馬不停蹄地趕赴內地各地演出。據統計，整個2018年，共有約80組海峽對岸的原創音樂人來到內地演出，在livehouse舉辦巡演的共有69組，樂隊佔大多數。其中，大部分樂隊創下了場場售罄的記錄。

有趣的是，相對於較早幾年的小眾樂隊，這一批樂隊的集體走紅，突破了小眾的狂歡。這種現象從2018年延續至今，台灣年輕樂隊傻子與白痴主唱蔡維澤於2018年拿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的最強廠牌，為他所在的樂隊帶來了未曾預想到的流量。《浪子回頭》在抖音創下上億播放量，年初沒有賣完票的茄子蛋，到了年末卻驚訝地發現場場爆滿。

蔡維澤所在的樂團傻子與白痴。

在台灣稱為樂團的形態，內地更習慣叫做樂隊。概括來說，現代樂隊是由器樂演奏者們集體創作、集體錄音、集體表演的團隊，由人聲、吉他、貝斯、架子鼓、鍵盤等樂器自由搭配組合。在什麼都可以數字化的當代，親力親為的演奏帶有一絲倔強的古典意味。

真實、個性的自我表達，是樂隊更為重要、也更為迷人的特質——生來就是主動輸出大於被動迎合，這一特質貫穿於樂隊創作、編曲、錄音到演出等一系列表現形式。正因如此，樂隊往往徘徊於大型唱片公司的商業運作之外，或是選擇簽約獨立廠牌，或是成立小工作室自給自足。至於音樂本身，則長期在小眾圈層內流傳。

幾乎就在內地製造出讓整個娛樂產業瘋狂的流量偶像的這些年月里，曾經佔領了整個中國主流流行音樂的台灣音樂產業卻走了一條不一樣的道路，他們敏銳地用成熟的產業去支持小眾樂隊的生產和運作、去獲取消費升級的潛力市場以及成為嗅覺敏銳的中介推手，共同讓曾經在主流之外的台灣樂隊擊中了內地的新世代聽眾。

樂隊的產業

台灣的樂隊歷史，大約可追溯至1970年代中葉民歌運動時期出現的合唱團。一場以「唱自己的歌」為口號的音樂革命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在民歌運動中日益完善的唱片公司，以及在此期間磨鍊成長的音樂人們，日後成為了台灣音樂產業的中流砥柱。

從企劃、創作、包裝到行銷，台灣音樂產業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培養出眾多專業能力過硬的人才。在音樂產業的支持下，細分音樂市場衍生出各自的空間。滾石唱片旗下子廠牌魔岩唱片，就曾發掘出伍佰、楊乃文等氣質獨特的音樂人。而以水晶唱片為首的獨立廠牌則專註於發行地下音樂人的專輯。

不僅如此，台灣音樂也擁有來自當地有關部門的補助。樂評人馬世芳就曾談到：「香港、內地的音樂人都羨慕死台灣了。辦音樂活動、出唱片，政府還有補助」。他指的是台灣文化事物主管部門針對創作樂隊的補助——金額從20萬到80萬新台幣不等，涵蓋作品錄製、出海演出等方面。即使「供養」是否合理仍然存在爭議，這筆實報實銷的津貼無疑是初創樂隊的一筆成長基金。

而大眾影響力最為廣泛的金曲獎作為產業推手，除了在獎項中加設「最佳樂隊獎」之外，還從2010年起另設「金音獎」，以肯定搖滾、爵士、電子等細分音樂流派的原創作品。所謂主流與否的界限在台灣已漸模糊，各流派皆有自己的聲勢。

在下游，各地的音樂現場（livehouse）和音樂祭（內地所說的「音樂節」）提供了層層進階的展演空間。除了春天吶喊、野台開唱、貢寮海洋三大音樂祭之外，地方也有自己的音樂祭。台灣樂隊晨曦光廊的經紀人俞邵華說：「通常會請本地樂隊，不會有主流音樂人參加拼盤。」名噪一時的蚵寮漁村小搖滾，便是由蚵仔寮漁港的當地居民自發舉辦。

成立於1983年的紅螞蟻樂隊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支台灣樂隊，他們不再局限於翻唱歐美作品，而是自主創作台語搖滾樂。自國民黨當局開放「報禁」後，以濁水溪公社、董事長樂隊為代表的中生代樂隊逐漸將樂隊文化推上高峰，他們關注本土社會議題，讓抗爭與批判一度成為台灣樂隊的關鍵詞。

經過三十餘年的積澱，樂隊風氣盛行於台灣青年，玩團也早已成為校園傳統。「光是在台北，大概就有上千支樂隊。」俞邵華說，在前來內地念書之前，他曾是校內金屬樂隊的主唱，「平均每個禮拜會看一次演出，現在演出基本上比較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得益於良好的產業基礎和音樂氛圍，台灣青年們得以將充裕的時間和資本投入創作和磨鍊現場，產出質量相對較高的作品及演出。育音堂創始人張海生對台灣樂隊的印象是「普遍音樂素養高，技術、音樂的理解、作品的創新度和完成度，以及表演的成熟度都比較好。」這家上海老牌livehouse通常是台灣樂隊初次巡演時在上海的首選。

從1980年代到新世紀前十年，台灣流行音樂依然佔據華語流行音樂的主導地位。而聚光燈之外，新世代的第一批台灣樂隊也在悄然登陸。

但另一方面，卻是整個音樂產業的變革。隨著21世紀第一個十年互聯網數字音樂產業打破大唱片公司對音樂全產業鏈的壟斷，從製作到發行的門檻降低，音樂生產的權力下放到個人，聽眾變得分散，台灣音樂產業也受到強烈衝擊。「流行音樂產值從2000年的160 億元新台幣大幅萎縮至目前1/10 不到，其中（產業內）人才不足是最大困境。」《2017年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發展報告》中寫道。

2006年，魔岩唱片創始人張培仁離開工作數十年的滾石，重新搭建起音樂人平台Street Voice街聲。他對傳統唱片工業持有悲觀態度，「創新這件事大概傳統唱片工業很難完成了，但音樂產業最重要的還是尋找創作人才。」張培仁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說。

傻子與白痴參加街聲舉辦的「大團誕生」演出現場。

脫離了和音樂人簽約的傳統模式，街聲只是作為服務的提供方。目前街聲是台灣原創音樂人發布作品時普遍選擇的互聯網平台。而其主要業務，則是開闢包括網站和自媒體的內容矩陣，版權代理及數字音樂上架服務「派歌」，以及生活方式落地活動「簡單生活節」。

2018年成都簡單生活節現場。| 圖片來源：簡單生活節

草東沒有門票

街聲落地內地是在2016年。「以前人們希望米缸里有米就好，現在想的是米缸里裝的東西的品質好不好？米缸擺在我家適不適合？」張培仁離認為時機成熟了，這一代內地青年對精神消費的追求讓他看到文化產業所需的基礎場景。

隨街聲進入的是其在台灣累積的大量音樂人資源以及一系列服務。《StreetVoice街聲2018年度洞察報告》顯示，包括老王樂隊、甜約翰、告五人在內的多組新興台灣樂隊在「派歌」代理下，在音樂平台和社交媒體上的熱度持續發酵，並通過其引薦參與巡演和簡單生活節，蔡維澤也正是在街聲上被哇唧唧哇公司挖掘，《樂隊的夏天》等新播綜藝導演也會在街聲上尋找最新的聲音。2018年街聲站內同樣因台灣樂隊而迎來流量的大爆發，用戶增長高達971%。

與此同時，內地音樂現場演出市場正在迅速成長。《2018中國現場音樂產業報告》數據顯示，2016年到2018年是中小型演出場地發展最快的3年。2017年展演空間票房漲幅達到51%，票房首次破億，達到了1.25億元。

《2017年台灣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則明確指出，由於台灣市場規模較小，作為最大華語音樂市場的內地不可忽略。

事實上，在此之前的2014年到2015年這段時間，多支台灣樂隊已經開啟了他們的第一輪內地巡演，包括俞邵華引進的晨曦光廊、Forest森林等樂隊。不過，彼時內地聽眾知之甚少。如今大熱的落日飛車也在這批樂隊之中，「第一次來杭州沒什麼人看，演出才賣了七十幾張票。」俞邵華回憶。

落日飛車日本巡演現場。| 圖片來源：GEEKSHOOTJACK吉術齋

台灣人俞邵華是最早一批為台灣樂隊與內地市場牽線搭橋的中介之一。在杭州讀大學時偶爾回台灣，總會受朋友之託代購台灣樂隊的CD。「內地樂迷沒有地方可以買，淘寶都找不到，而且我也發現台灣很多人對內地是有興趣的。有人就說你CD也賣了，那你為什麼不弄個演出？」

2016年是轉折發生的一年，草東沒有派對在這一年發行了首張專輯《醜奴兒》，2017年，他們憑藉這張專輯獲得了金曲獎。

來自廣州的演出品牌在野音樂注意到了這支初露鋒芒的樂隊。之前，草東沒有派對先後在街聲和YouTube上發布過單曲，短時間內收穫了可觀的熱度，專輯發行半年即創下萬張銷量，潛力可見一斑。

「我們一直在觀察台灣樂隊的動向，他們當時還沒有到內地演出，我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合作機會。」在野音樂品牌負責人鄒麗君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說。在野音樂先在樂迷群里做了小範圍測試，熱烈的反響驗證了他們的預判。除了常規宣傳之外，草東沒有派對得到了一些專業樂評人的自發撰稿推薦，但仍是小範圍內的。

最終效果大大超出了在野音樂和草東的預期。演出票迅速售罄，不少本地知名的樂評人、電台主播到場觀看，全場觀眾甚至能夠從頭合唱到尾，而這只是他們首張專輯的首場內地演出。「（演出場地）平常也就（容納）三四百人，當天來了五六百人，估計去到千人場館演出也沒問題」，在野音樂品牌負責人鄒麗君說。當2016年年末的八城巡演結束，草東沒有派對喜得新團名「草東沒有門票」。

如今一票難求的草東沒有派對。

隨後而來的就是佔據整個內地音樂演出現場排行榜前幾名的落日飛車、deca joins，以及後來的老王樂隊等。

大三學生阿儒正屬於新加入的消費者之一。「有些人在你人生中的出現，就是為了給你推薦一支樂隊」，她開玩笑說。去年夏天，她因為一名校園樂隊吉他手的介紹而對台灣樂隊deca joins「一聽鍾情」，隨即通過在線音樂平台的歌單推薦瘋狂地收聽相似歌曲，在這之前她喜歡的還是Hip-hop。

「我第一次看到別人開火車、跳水，現場氛圍超級好，回來會變得更喜歡他們。」阿儒開始為了看喜歡的樂隊演出而輾轉於周邊城市，每次都會購買樂隊所有的周邊。「從那以後瘋狂往裡面砸錢，感覺自己一般都處於貧窮狀態。」一年來她大約投入了五六千元生活費。

對非專業人士來說，解釋為什麼會喜歡一類音樂，不如說是在解釋一種共鳴。阿儒嘗試去表達這種感覺：「他們的風格是又喪又懶，感覺很適合自己。」 deca joins的回答則直接而精準，他們將自己形容為「嘴硬、固執無理卻又小家子氣」。主唱鄭敬儒這麼解釋專輯的概念：「我們要用痛苦來衡量對於生活和人的喜愛，那種情感很模糊，但總體而言是不開心。」

你可以從這一批在內地走紅的台灣樂隊中感受到他們的共通之處：曲風柔軟迷幻，主題頹廢「厭世」，被認為詮釋了台灣新世代青年中「魯蛇一代」（失敗者loser的音譯）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與內地青年自嘲為「佛系」的生活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經濟環境足以提供溫飽的庇護，但現實壓力卻無從抵抗，所處環境不盡相同的兩岸青年出現了奇妙的契合。他們不再像前輩用激烈的歌詞與節奏討論公共議題，而是代之以抒發頹喪的青春期情緒。

「魯蛇一代」代言人deca joins。

「以前因為壓迫而歌唱，現在為生活而歌唱。」張培仁曾在電台訪談中說。魔岩唱片子廠牌「中國火」所製造的現象級搖滾狂熱，曾是他所驕傲的成績之一，至今依舊被一些樂迷奉為中國搖滾的高峰。但張培仁覺得「是時代在那裡，我們只是完成產業的工作而已」。長期壓抑下多種思潮的碰撞，讓上世紀末的搖滾樂隊自然有吶喊的慾望。

而另一邊，內地與台灣原創音樂的交流在步步深入，同根同源的文化相近性使得兩岸音樂容易互相吸收。最常為人討論的是這一代台灣樂隊的「內地腔」——咬字時清晰的捲舌音、兒化音，以及整體營造的遒勁、蒼涼感。樂評人們將其部分歸因於在台灣擁有極高的人氣的萬能青年旅店、宋冬野、堯十三等內地音樂人。幾乎聚集了全台知名樂隊的2018年台灣Wake Up覺醒音樂祭中，萬能青年旅店樂隊是最後的壓軸。

或許樂隊成員並非有意為之，但不可否認的是，內地過去幾年蓬勃的娛樂和音樂產業吸引著台灣年輕樂手，並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觀眾和機會——這在台灣也許不那麼容易獲得。蔡維澤本人在接受街聲專訪時則承認，他持續看了一年的內地選秀節目，並特意研究了少數民族的唱腔共鳴，當被媒體問及「內地腔」時，他毫不掩飾地回答：「就有啊。」

樂隊火了？

台灣樂隊的成功登陸，似乎讓各方看到了內地樂隊文化的興起跡象。

網易雲音樂的原創音樂人扶持項目「石頭計劃」的原創作品徵集進入第三季，首個賽季選擇以搖滾為主題，樂隊自然成為主要參賽者。網易雲音樂方面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台灣樂團在平台上的數據表現是他們做出趨勢預判的原因之一。這意味著，此次「石頭計劃」將為扶持搖滾樂隊給予更多幫助。

在《樂隊的夏天》上，老牌勁旅和新生團體走入大眾視野，朋克、金屬、英倫等各類風格悉數登台。緊接著，優酷和燦星製作的《一起樂隊吧》也即將在盛夏播出。

如果說台灣樂隊確實刺激了部分消費，打開了樂隊文化消費的市場，另一方面，樂隊文化符合了當下青年的生活態度。這是否就意味著小眾樂隊的夏天真的來了？

育音堂創始人張海生認為，在內容生產端，和東亞其他地區相比，應當成為主要生產力的內地樂隊還沒有準備充分。「現在Shogazing（自賞）、City Pop（都市流行）等風格的樂隊來巡演的數量越來越多。」張海生說，在這一流行趨勢下，內地樂隊還在模仿階段，是這一輪台灣樂隊填補了一些市場空缺。他們甚至有了流派名「台北新浪漫」。

這批台灣樂隊之所以能崛起與台灣成熟的音樂工業密不可分。更大的問題還在於產業連接樂隊與消費者兩端之間的部分，由於內地音樂市場缺乏健康的歷史演化，唱片工業與演出體系尚未完備，數字音樂便迅猛來襲。而建立起音樂評價標準、培養原創音樂人才，乃至音樂產業鏈條的完善，這與時下流量快速變現的互聯網思維還有需要協調的矛盾。半道崛起的偶像產業勢頭轟轟烈烈，無疑為這一需要歷練的進程增加了可變因素。

不論是開墾市場的台灣樂隊，還是走向地上的內地樂隊，這些樂隊和其背後的經紀公司們事實上也面臨著另一個挑戰，是追求互聯網流量塑造人設以便吸引更多的粉絲和品牌合作，還是堅持作為音樂產業中原創音樂的一支，以作品而非人設來吸引聽眾，是他們需要做出的選擇。正如現在蔡維澤在街聲專訪時所流露的困惑：「一定有因為我而接觸到更多樂隊的歌迷，但其實，還是有蠻多粉絲喜歡人設之類的東西，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應採訪對象要求，阿儒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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